回忆母亲的无散文
农历九月二十五，是我村过庙会的日子。每当这一天，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一个中等个子，身材瘦削，身穿掩襟浅蓝褂子的中年妇女——这是她留在我记忆里清晰而又模糊的印象。因为四十六年前的庙会那天，正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而那天中午天阴沉沉的，偏偏有外宾通过大街去赵州桥参观，大队部通知我家管事的推迟一小时出殡。天大的家事跟国际影响相比，那毕竟还是小事，我们族人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我家姊妹五个，我居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兄弟妹妹。据大姐讲，我还有两个哥哥，出生后先后都未出一个月夭折。因此当我降生以后，父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般百般呵护，生怕我重蹈两个未活过满月的两个哥哥的覆辙。
我出生在xx年的十月，正是“大跃进”之后，国家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又是中苏关系进入冰点，国家咬着牙偿还巨额外债，普通老百姓饿殍遍野，没有粮食“瓜菜代”的时候。我小时候面黄肌瘦，人送外号“干柴棍儿”，大概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不无关系吧。
因为营养不良，所以就多灾多病。小时候母亲讲，我病得最严重的一次，是父亲用筷子撬开我的嘴巴，把汤药强灌进去才活过来，捡回一条小命的。大姐告诉我，小时候母亲最疼爱我了，在贫困的家庭中可以说要星星不给月亮。家里唯一一样像样的家具——一对平盖柜镶着的铜饰（我不曾谋面的奶奶的陪嫁，后分给父亲）就是母亲用菜刀撬下来，卖给收费品的，用忍痛卖出的钱全给我买烧饼吃了。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为了撑起我们这个家，她像一盏油灯一样，耗尽了自己最后一滴油。白天她烧火做饭，到生产队干活；晚上她把所有的家务集中处理，常常是通宵达旦。清楚地记着，小时候我一觉醒来，跳下土炕往尿盆撒尿，母亲还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摇着纺车，吱吱地纺着棉花。她一个胳膊一抽一拽，一个胳膊成千上万次画着圆圈儿摇动纺车的背影，成为我儿时定格的'画面。那时候村里供销社卖的机织布，村里人还习惯上称洋布，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是绝对不敢奢望的。我们的衣服从上到下统统都是母亲亲手纺线、出钱染色、裁剪、缝制的家织布。尽管样子不怎么美观，但我们从没有掀皮露肉、捉襟见肘过。连他最疼爱的儿子衣服，有很多都是两个姐姐的旧衣裳改造而成的。
母亲还是一个善良的人。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时不时有宁晋、巨鹿一带逃难过来的饥民。每当吃饭时，他们就身穿破衣烂衫，斜靠在你家街门的门框上，用微弱的声音说着：“大婶儿，大伯，可怜可怜我们，给点吃的吧。”这时母亲总要命令我们姊妹当中的一个，拿半块窝头或半碗稀饭送给那些比我们还要困难的人。
母亲更是一个勤劳的人。我们村毗邻一空军机场，里面长满了叫得出名还有叫不出名的毛草。那时候家家都有猪圈，粪坑都比较大，用来沤粪。个把月过去了，鸡刨猪踩水泡，由黄变黑，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家肥，再用粪叉把它起上来，码成比较方正的一堆，叫生产小队记工员拿尺子量一量长宽高，算出体积大小，然后计入工分。尽管那个时候一个整劳力，干一天才挣十个工分，年底分红的时候，十个工分才四五毛钱，而一圈粪五十几个公分，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于是村民们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飞机场偷割毛草用来沤粪。父亲胆小怕事，很少晚上行动，而母亲和大姐是这支“夜袭机场”里的常客。他们把人力车停在村边，用绳子把割下的草一捆捆扛来，等人力车装满了，拉回家倒进猪圈里，赶紧填土掩埋。因为一旦被空军警卫排捉住就会送到大队部，在大喇叭里上纲上线点名批评。因为割草不伤草根，警卫排很少行动。早晨洗脸时，我常常看到母亲露出的脖子里一道道鲜红的血印。
常年的操劳和营养不良，给母亲的身体带来沉重的打击。小时候放学回来，经常可以看到母亲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拉着风箱给全家做饭的情景。但那时候还不懂得疼爱母亲，做完有限的课外作业，就急着呼朋引伴背起背篓，带上镰刀到村外打猪草。每次出门前，母亲都要掰块窝头，再往窝头顶头倒点熟油，撒点咸盐，我就一蹦一跳跑出去割草，然后在村外的沟沟坎坎，“设伏打仗”去了。哪里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向母亲逼近。
那是19xx年初，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那时小道消息从省城有亲戚的人家传来，说是“林副主席”在蒙古从飞机上摔下来烧死了。这消息可把母亲吓坏了，她悄悄告诉我万一学校有什么大事发生，就赶紧往家跑。我那时才十二三岁，就谨记母亲的教诲，一边在教室上课，一边支棱着耳朵搜寻着“风吹草动”。但母亲所担心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母亲常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从此以后的几个月里，母亲的病时好时坏，肚子常常鼓起一个硬包。大姐、二姐从地里干活回来，有时侯顾不得洗手就跪在炕上给母亲按摩，以缓解疼痛。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就到公社卫生院给她拿点止疼的药给她吃几天。只要一能动弹，母亲就从炕上爬起来，给我们缝补衣服，做鞋洗袜，操持家务。我当时已上四年级了，在两个班里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放学回来，先在家写完作业，再给躺在土炕上的母亲到点热水端到跟前，问问母亲肚子还疼吗？每次母亲蜡黄的脸上都强装微笑告诉我：“不疼了，写完作业就出去玩儿会儿吧。”母亲的病到底怎么样实在不清楚，傻乎乎的总是信以为真。
那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一，我放学回家，伯母告诉我，你娘去县医院看病去了，父亲、大姐、二姐和两个叔伯哥哥都去了，要待几天才能回来。我隐隐觉得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也没有多想。伯母给我和弟弟做好饭，哄哄才不满一周岁的妹妹，我俩该上学还是上学。直到九月二十二早上，我家突然来了很多本家的长辈、哥哥、姐姐。他们告诉我母亲永远睡了。我和两个眼睛红肿的姐姐“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我清楚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那一年母亲才四十二岁。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种病叫肠粘连，仅仅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肠子大量坏死引发大面积感染，才夺去了母亲年轻的生命。而在现在，这种病别说县医院，就是设施完善的乡镇卫生院也不是做不了的手术。一辈子吃苦受累，拉扯五个子女长大成人，没享过几天福却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罪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她眷恋的世界。
一九xx年正月初四，我父亲因病去世的时候，我家祖坟从村边迁往我家的责任田。按照我们那里迁坟的习俗，长子守灵是不能前往的。我弟弟回来后告诉我，母亲的棺木早已腐朽，但母亲入殓时穿的那件蓝布掩襟褂子还依稀可辨。呜呼，我可怜的母亲！
让我在时光隧道里再回到从前。一九xx年八月，我从省城的师范院校毕业后，作为恢复中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被分配到省会近郊一所中学任教。三年后，因妻子在老家农村务农，就毅然决然地调回到县里，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在毕业班的岗位上打拼了近二十年，又从骨干教师提拔为为业务副校长，20xx年还在县城买了房子。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儿子在省城新闻媒体当记者，女儿“子承父业”在县城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儿子、儿媳在房价飙升前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两个孩子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比起他们的父辈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退休后，我和妻子都来到省城带孙子、孙女，每天变着法地给孩子们改善生活。我常常想，如果母亲能活到现在，作为儿子的我不管有无能力，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她安享晚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现在父母还健在的人哪，请千万要珍惜你的拥有吧，让“帮大哥”去调解老人的赡养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啊！
在学校的时候，我每天都忙得昏天黑地，忙碌将有关母亲的一件件往事挤成了碎片，老是连缀不到一块。现在退下来了，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特别是最近在读了作家从维熙的《母亲的鼾声》以后，更是如鲠在喉，彻夜难眠。含着热泪，拉拉杂杂写下上面这些文字，权作对母亲在天之灵的告慰。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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