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口窑散文
今年七月的一天，舅爷突然心脏病发作，重摔之后人事不省。舅舅打来电话，母亲几乎昏厥。来不急买什么东西，母亲和有病的娅娅就心急如焚地往轩口窑赶去。我知道消息时她们已到县城，由于晚自习的原因，加之三岁的儿子无人看管，我就没能同去。
领着儿子在办公室里心慌意乱，看着不谙世事的他坐在地上用小手拍打着地板，我无心去理会。想打个电话询问又始终没有打，也许是没能赶去亲眼看看心怀愧疚，也许是成年以后很少能再想起那里和那里至亲的人而心怯难语。
晚上九点多母亲回来，告诉我经过村医的抢救，舅爷已经脱离了危险，就带着儿子在灯火阑珊中回老家去了。
母亲走了，我的思绪却难平，头脑中儿时的记忆如黑白胶片一样翻来翻去。儿时所有的记忆都在轩口窑，但所有的记忆都以舅婆为中心，至今能记得清的有关舅爷的内容，就是他耕地时把我放在驴子的背上，把他头上汗浸浸的草帽扣在我头上；磨地时把我平展展地放倒在耘磨上，任土块添满一嘴，他呵呵地笑。也许这是我记忆中他年轻过的唯一证明，然后他一下子就老了，就病了，就变成了现在，像一节黑瘦的干枝，哪怕一丝风也会把他吹倒了，吹断了。
第二天，我抽出了时间（我们年轻的人总是很忙，看望老人总要抽时间，这多么可悲！），和母亲去看舅爷。从张家场到富家坪的这段路我曾经频繁走过，这天却觉得陌生。一进门，只有舅爷一个人木然地坐在廊沿上，眼睛张望着对面的山。他耳朵很背，母亲喊了几声也没听见，直到我们走到他跟前，他才回过神来，继而眼睛里闪出喜光。我抓起他的右手，整只手肿胀严重，昨天显然摔得不轻。
之后，母亲和舅爷在屋子里说话(其实是母亲说，他看)，我像受到良心的指使，一个人来到了已空无一人的老庄里——我六岁之前生活在这里。经历了三次整庄搬迁，最先的轩口窑已经破败不堪，只剩了十几孔窑洞和塌毁的院墙。
在土台边的老榆树下坐着，背后是我在舅婆怀里长大的窑洞，榆树台子下四五户院墙里曾经是蹦出我儿时玩伴的院落。三十几年前，就是他们从榆树根下爬上来，喊起还在被窝里的我。或者我坐在榆树台子上，把他们一个个从被窝里喊出来。
那时候，轩口窑只有十几户人，舅婆家的窑洞就在我身后最西面的两洞。记忆里一洞是厨房，舅舅住；一洞是主窑，带着一个耳洞，里面放一只大木箱，舅婆舅爷带着我住。我站在这坍圮的窑门口，已经完全记不起左邻谁家右户何人，但面对着这一排用刺篱罩着的窑门，我还是清晰地看见了舅婆放在坑头上的针线笸箩，舅爷挂在窑壁上的马鞭，舅舅给我做的木猴（自制的陀螺玩具）；我还是闻到了舅爷的旱烟味，缸里的浆水味、酸菜味，院子里的驴粪味、马粪味。窑洞西面有一堵土墙，现在只有牙槽般的墙脚。里面曾经是一口深井，现在被填平了，但我还有对它的一种畏惧感和神秘感，因为小时候舅婆讲过井里有一只大马猴，抓住小孩子就背走，直背到瓜老窝（清水人叫的乌鸦）崖上，不让回家。有一次偷偷跑进土墙内盯着井口看，被一个小伙伴大喊一声，结果被井口湿滑的石头给滑倒了，慌乱中半天也爬不起来，真像被大马猴的手给抓住了，最终屁滚尿流跑出来，大哭半天来消解恐惧。正因如此，记忆中的这土墙就很深很高很神秘，成了种在心里的惊魂。
老榆树下靠老窝沟边是曾经的大舅爷家，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小娅娅。大舅爷家后墙外有一大片槐树林，比我和小娅娅大七八岁的老汉（他的小名）舅舅总在两棵槐树间给我们绑起一根绳子做秋千。就那么你一荡我一荡，把我们最快乐的笑声留在了那片槐树林里，留在我们的童年里。
那时最鲜美的水果就是老窝崖上的龙果，老窝沟里的野草莓和飘儿（学名不知是什么），舅婆菜园里的黄瓜和包莱根。舅舅腰里别一把镰刀，攀到老窝崖上，砍下一颗颗虎头虎脑的龙果，用镰刀剥开，里面的龙果籽光洁晶莹，剥开龙果籽的皮，像蜗牛一样的果肉香甜已极，吃一颗笑一声，甜到心里，美到心里。龙果树的`枝叶编成凉帽，舅舅戴上他就像个游击队儿童团的队长，领着我们七八个小孩深入到老窝沟底，扒开草丛总能摘得一把把艳红的野草毒和一捧捧肥大的飘儿。细雨过后，瓜果浸润，舅婆就一手挎个马头篮，一手拖着我到菜地里去。夏日的菜园就是生命的交响曲，一摆摆的包菜像茁壮的士兵，组成整齐的编队等待舅婆的检阅；黄瓜伸展着腰身舒坦地吊在叶架间，像富家少爷一样酒足饭饱；辣椒有些黄嫩嫩的，有些红飘飘的，自顾自的低头纳闷……舅婆在每一棵瓜果前自言自语，嫌黄瓜长辣椒短，质问包菜为什么长得松松垮垮像懒汉的裤腰，像谁家的媳妇捂不紧个嘴，我则跟着菜园里的蚂蚱跳来跳去，或捂住一只小青蛙，把它放到包菜上去。
在我四岁前，舅婆有一匹白色的大马，也是轩口窑唯一的一匹马。从轩口窑的大榆树台子上，舅婆包起头巾，把我抱上马背，然后跨身上马，镗镗镗地从窑口顺梯子坡直骑到县城。这时候的舅婆身影异常雄岸，从乡邻的注目中下山，像在趟过岁月的河。下到坡底，舅婆总要在樊河边洗洗脚，起开头巾掬水洗洗头发，然后编成满头的辫子盘起来。骑白马下县城一般限于两种情况，一是舅婆去县上参加人代会或妇女会，因为她是县人大代表和樊峡的妇女主任；一是去赶四月二十八的交流会。而我最后一次骑白马，则是六岁时舅婆把我送回了家。这之后，听母亲说，白马就被卖掉了，因为舅婆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而且身体已经很差了。听母亲说，白马卖掉的那几天，舅婆就病倒了，但她总是拖着重病的身子，披着夹袄站在窑口往梯子坡下看。
我起身离开了老榆树，从窑口往山下走去。经过半山腰的麦场，从麻湾南边顺时针一直下坡，大约要走半个小时，就到了轩口窑第二次搬迁的村庄。轩口窑和陈家庄子两个小庄总共二十几户从山上搬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共同组成了新庄，属于樊峡大队三组。在这里，我没有久住过。村里还是没有一个人，院子里早就种上了庄稼。舅爷家的院墙已经塌了好几处。就是搬来这里不久，我甚至都记不清是八几年，但又不敢问母亲，怕她说我，舅婆终于病种，终于卧床不起，终于病故。那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来看望弥留之际的舅婆，她侧身睡在土炕里边，母亲大哭，我和妹妹大声呼叫着“舅婆舅婆”，但她都没能转过身来。也许是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也许是不愿我们伤心，也许是怕自己一转脸看见最亲的人就更加难舍，更加痛苦，总之，她最后的一面我和母亲都没能看到。留在记忆里的，只是她那么小那么小地睡在炕上，那么瘦那么瘦地睡在炕上，只留给我她满头的发辫，模糊的背影……
怔怔地望着远处的寺沟，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陡悬的大坝顶上一溜烟的油菜花在山阴的笼罩下已经看不清颜色。再一次站在路口，梯子坡两边的草木黑黢黢的，我似乎看见雄岸的舅婆跨身在白马背上，怀中抱着小如糖果的我，从坡顶悠悠荡荡地走下山来，直走出沟口，直走向县城。
走吧，走了，轩口窑；走吧，走了，人生的路。我们有太多的回忆需要去拾取，有太多的愧疚需要去救赎，但面对着岁月，谁也没办法拴绑住它匆匆的脚步，只能任回忆流淌，只能让心灵去追赶我们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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