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笔记散文
我和妻子在咸阳市附近的某发电厂工作,母亲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前段时间,母亲说她右胯疼。她这个部位以前也疼过,后来好像又不疼了。母亲常年患有类风湿,我估计可能是风湿引起的,没太在意。
六月二十四日,姐来看望母亲,临走前母亲坐在床边,她跌跌撞撞地想站起来送送姐。我见她起身时,满脸痛楚的样子,双手扶住让她坐下,说:“我去送,您就别动了。”可能是我用力有点儿猛,把母亲弄疼了。她“哎哟”喊了一声,并瞪着眼睛责怪我。
从那天起,母亲的右胯越来越疼,到后来上厕所也非常艰难,需要我和妻子帮助。她的右腿不敢动,更不敢转动方向,稍一碰,右胯就疼得受不了。我以为没有摔没有碰,可能是某天她行动时扭了筋。我用专门治疗跌打风湿的外用药给她涂抹,并口服芬必得止疼。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母亲的疼痛并未减轻,我渐渐意识到情况不妙。
儿子在西安上学,打电话询问奶奶的病情,并建议说,应该把奶奶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光靠在家里用药解决不了问题。人生了病,应该先去医院检查,可母亲体质不好,怕冷怕热,行动也不方便,我担心去医院,她受不了那个折腾,稍不注意,就会把一些老毛病逗犯了。往常她哪儿不舒服,我先粗略判断一下,如果没有大问题,便自己去医院找医生叙述病情,医生根据我所说,给开几样药,一般都能解决问题。这回不去医院不行了。
七月一日,我给姐打电话,说了母亲的情况。姐夫在老家医院工作,如果母亲住院,还非他出面不可。熟人好办事,现在人们往往在做某件事之前,先考虑有没有熟人,可以帮上一把。第二天是星期六,姐和姐夫驱车从老家赶来了。他们先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叫了救护车,一起来到我的单位电厂。医生观察后,初步诊断可能骨折,于是,我和姐、姐夫陪着母亲,随救护车一同赶往医院。到医院做CT、X光片检查后,得出结论,母亲右股骨颈骨折,需要住院治疗。CT还显示,母亲耻骨和肋骨也骨折过,现在已经愈合,可怕的是,这两处骨折谁都不知道。
前些年,妻子在学校随儿子陪读,电厂只有我和母亲。我上班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她独处时摔过几次,也给我说过这儿疼那儿疼,可吃了一些止疼药后不疼了。现在想来,母亲大概以前摔骨折了,只是在她强大的忍耐力和止疼药的作用下,硬挺着熬过去了。
医生给母亲做了骨牵引,目的是把她的右腿固定住动不了,断裂的骨头碴不会碰撞,人也就感觉不到疼痛。母亲躺在病床上,一个铁支架把她的右腿支撑起来,直径有三毫米的钢针,从她的小腿骨中间穿过,钢针上面缠绕着绳子,绳子下面吊一个五磅重的铁秤砣,固定在支架上。看着已逾八旬的她受这样的罪,我心里非常难受。
姐夫开车和我返回电厂,取住院所需的生活用品。路上他告诉我,母亲的病治疗方式有两种:一种保守治疗,即做骨牵引后,人躺在床上,等待断了的骨头重新愈合,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种是直接做置换手术,也就是把折断的股骨头,置换成人工的。我听后心里起了隐忧。几十年来,母亲一直是病身子,还没有做过大手术,现在八十多了,身体又虚弱,能上得了手术台吗?然而,让母亲在床上躺好几个月,断了的骨头能否愈合,绝对是个未知数。一时间,我六神无主,心里很乱。姐夫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我能看出来,倾向于保守治疗,也就是卧床做牵引。他可能考虑到,母亲的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不适合做手术。
返回医院后,我给母亲说明了她的病情,告知需要住院治疗。母亲唉声叹气地嘀咕了几句,大概意思是她给子女添麻烦了。她说着说着流泪了,我很难过。母亲一直都是这样,不愿意拖累儿女,一般小的疼痛,都是默默地忍受,顺便口服一些止疼药,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告诉子女。
我结婚后,母亲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在我看来,母亲很能干,以前还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管管孩子,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大,就算帮不了我什么,但生活自理不成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母亲从六十多到七十再到八十岁,一天天衰老着,早已需要子女悉心照料了。我整日忙工作,忙孩子,忙自己的事,忽视了老人的变化,说到底,还是对她关心不够。
由于医院病床不够,母亲住的是加床,位置就在空调底下。往常在家里,母亲因为风湿和身体虚弱,天气再热也不敢吹空调,晚上一定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还要把窗帘拉上。母亲经常说:“窗里的风是贼风,睡觉时千万别让吹着。”在医院没有办法,一间病室三张病床,而且是大夏天,不开空调,另外两个病人和陪护的家属受不了。我去找护士看能不能换个床位。护士说:“我们也不愿意把一个老人放在空调底下吹,可眼下没空床位,只有等周一有病人出院了,才可能调换。”我担心母亲感冒,进而引起别的症状,便找护士要来被子给她盖上,并用毛巾遮挡住头部。
到了星期日,母亲的状态比我预料的好,我揪着的心放松了一些。我和姐、姐夫三人,还是确定不下来到底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我渐渐倾向于做手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想通过牵引让断了的骨头重新愈合,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人长期卧床不起,会引起肺部感染、褥疮、肌肉萎缩等并发症,况且医院的几位大夫,都建议做手术。大妈几天前去世了,周一下葬。我和姐本应该回老家奔丧,可眼下母亲住院没法脱身,只好让姐夫替代我们去送大妈。于是,姐夫午饭后开车返回老家。少了一个人,我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关键是拿不定主意,到底做不做手术?
周一早上,科主任雷主任查房时说,应该做手术。后来我和姐商量,意见渐渐取得一致。我对姐说:“十七年前,爸爸突发脑溢血,那是因为他的病情,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我们无力回天;现在,妈仅是右股骨胫骨折,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病,而让妈发生意外。如果不做手术,让她腿部牵引躺在床上,肯定等不来痊愈的那一天,而且还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甚至威胁到生命。”姐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联系主管大夫孟大夫,让他按照程序,安排手术前的一系列检查。结果出来后,B超检查基本正常,呼吸科检查问题严重,抽血化验,一些指标不合格,特别是妈肺部不好,心脏有早搏现象,而且还是重度贫血,这些都影响做手术。现在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做手术,而是医院给不给做。中午我给同学马某打电话咨询,他是外科大夫。他说应该手术,并建议输血,还说医生怕承担责任,对于老年人,稍有点儿指标不合格,就不愿意做手术,其实没啥。
母亲躺在病床上,受条件限制,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给姐夫打电话,让他尽早来医院全力运作,让母亲早日手术。眼下就是抢时间,越早,母亲就多一份康复的希望。因为姐夫找了熟人,下午,母亲调换了病室,不用躺在空调底下了,护士还给换上了气垫床。
周二早上,雷主任查房时说,明天给母亲做手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八点多,姐夫赶到了医院。有他在,可以找熟人疏通关系,防止一些节外生枝的事,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给妻子打电话,让她从明天开始休假,来医院照顾母亲。一会儿,医院内科、呼吸科的医生来病房,给母亲检查会诊,并开了一些口服药和吊液。下午,孟大夫找我做手术前谈话。他明白告诉我,因为母亲的身体状况,手术风险确实很大。我毫不犹豫地在一张张病历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护士来叮嘱,从晚上十点钟开始禁食禁水。母亲平时吃饭就很挑剔,入院后,更是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每天进食像应付差事,只吃那么一点点。我想让她在禁食前多吃一些,不住地喂她并连哄带劝。母亲艰难地吃了块蛋糕和几口香蕉后,再也不吃了。到了八点多,她却主动要吃馒头。我把馒头掰成小块喂她,竟一口气吃了大半个。我发现她嚼馒头时嘴巴很有力,就像平时在家里那样。可能是她知道了明天要做手术,心里也给自己打气。
周三一上班,孟大夫领着我去医院医务科签字。医院有规定,对年龄超多某一岁数的老人动手术,由医务科把最后一道关。路上,孟大夫告诉我,手术时间定在中午,大概两点钟,是第二床。医务科王科长先是让我们等一会儿,后来又埋怨孟大夫,应该昨天下午找他签字。王科长翻阅母亲的病历,突然指出母亲贫血,而且有一个叫什么脑钠肽的指标严重超限。孟大夫陪着笑脸,连连解释说:“那是以前的指标,输液后,今天早上重新化验了,新数据还没有出来。”王科长合上病历,以不容商量的语气说:“为了对病人负责,还是暂缓手术,输液调养几天再说。”手术时间都安排好了,竟然节外生枝,我和孟大夫都傻眼了。我认为王科长说的输液调养,根本不适合母亲的实际情况,时间越往后拖,母亲的身体状况越差。作为一个患者家属,一个外行,我能说什么呢?我有资格说什么呢?从王科长的办公室出来后,孟大夫赶紧找了一台电脑,查母亲今天早上的化验结果,我急忙去找姐夫。姐夫给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打了个电话。副院长和王科长沟通后,王科长终于把字签了。我心里感叹说:难怪现在办事都要找熟人,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今天手术绝对黄了。后来,姐夫和我闲聊时说:“以前病人家属把病人交给医院时,会嘱咐医生尽力抢救治疗,抢救不过来治疗不好也没办法,绝对不会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经验采取必要的'手段大胆治疗;而现在,病人出了问题,家属就找医院的麻烦,甚至采取暴力手段,于是,医生便一切按照程序办事,个人尽可能少承担风险,甚至不承担风险。”我听了唏嘘不已。也许是制度和医患矛盾,让医生变得不敢有担当,大家都学会明哲保身,习惯做庸医。
十一点多,妻子带着儿子赶到了。儿子一直挂念着奶奶的病情,不停地打电话询问,并再三叮嘱,要安排他去医院探视奶奶。姐让我带着妻子、儿子先去吃午饭。我们到了饭馆,我要的一碗面还没有上来,姐电话打来了,让我返回医院。
我赶到病房一看,麻醉科的护士已经来接母亲了。我看看表,十二点半刚过。孟大夫取下了母亲腿上做牵引的一套工具,我和姐、姐夫还有几个陪护家属,把母亲抬到了做手术的病床上。我感觉母亲气色很差,神志也不是太清。此时已不容多想,无论如何都必须手术。我和姐、姐夫推着病床,把母亲送到了二楼的手术室门口。护士把母亲推进去,让我们在外面等,随即关上了大门。一会儿,妻子和儿子吃过饭赶来了,他们把我要的一碗面打包带回来,我就在手术室门口,胡乱凑合着吃了。
儿子说他想回电厂。他前几天放暑假,期末考试成绩还不错,不过,一个礼拜后,还要参加一次分班考试。往常以儿子学习为中心,现在母亲病了,我和妻子都在医院,儿子回家后,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叮嘱他,这几天在家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成绩,留在重点班。
在手术室门口等待的时刻,我并不着急,也不太担心。给母亲主刀的是雷主任,在咸阳颇有名气,我对他充满信心。大约一点半钟,护士推开门找我,说雷主任让我进去。我和姐进了手术室的大门,雷主任在侧面的房子里。他拿着母亲断了的股骨头告诉我俩,就是这里断了,手术顺利完成,现在正缝合伤口。我心里一阵惊喜,感激地看着雷主任。姐拿出手机,拍下了雷主任手里折断的股骨头。
大约两点钟,手术全部结束,母亲被护士从手术室推出来。她表情呆滞,眼睛睁着,但黯淡无光,没有一点儿生气。我猜想这可能是麻药造成的。我们几个人推着病床,把母亲送回病室,移到了她原先躺的气垫床上。护士给母亲带上心电监护仪和氧气,并告诫说,病人要平躺,八小时后方可进食进水。心电监控仪显示,母亲的血压、心率、血氧保护度均正常。
医生在手术前,给母亲配了两袋血液和两袋血浆,现在母亲开始输血。输血液和血浆很麻烦,一袋输完后,要换成盐水,把输液器里面残留的血液或血浆冲洗干净后,才能输第二袋。晚上十点钟后,母亲可以枕枕头,也可以进水进食了。屈指算来,母亲已经饿了二十五个小时,可她喝了一些水,仅吃了一小块面包,就不想吃了。麻药渐渐散了,母亲的伤口疼痛起来。医生给她带着止疼泵,我没敢太用。邻床的病人手术后,频繁用止疼泵,引起恶心呕吐。母亲本来食欲就很差,如果呕吐,就更不想吃东西了。午夜两点左右,母亲终于输完了吊液。她还是不想吃不想喝,手术伤口折磨得她睡不安稳。晚上,我和妻子陪护母亲。我前半夜守着,后半夜让妻子守护。我也累得够呛,迷迷糊糊睡着了。
母亲手术后第一天上午,因为心电监护仪带着麻烦,而且血压、心率都正常,医生就给取了。然而,母亲状态很不好,看上去迷迷糊糊,不想说话,吃饭也不行。第二天下午,按照雷主任的要求,我们扶着母亲下床走了一小段路。这是母亲七月二日来医院后,第一次下床,她已经躺了六天。母亲瘦骨嶙峋,幸亏有气垫床,她躺着才不至于太难受。母亲能下床让我们看到了曙光,也不用担心,她长时间卧床可能引起的其他问题。
九日是星期六,上午,母亲状态越来越差,主要是嗜睡,提不起精神,不想吃不想喝,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护士给妈量了体温,略微有点儿发烧,护士说,可能是手术伤口引起的。我有点儿怀疑,昨天和前天,母亲是不发烧的。妻子建议给母亲量一下血压。我去找护士,测量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高压九十多,低压才四十二。母亲平时低压在六十左右,而高压可达一百一十多。医生和护士立即对母亲进行抢救,重新给她带上了心电监护仪,重新吸氧。母亲两只胳膊都挂上了吊液,医生又给她配了两袋血液和两袋血浆。到了下午,母亲渐渐好转,低压稳定在五十到六十之间。医生说母亲脱水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她怕冷盖得厚出汗多,而且喝水少,输液量也少。后来,孟大夫还就输液量少,向我表示了歉意。外甥原计划今天从老家赶来看望母亲,可他的岳母昨日遇了车祸,来不了了。晚上,姐给母亲买了一些鸽子汤,当时已经十点多了,我便留着第二天再给她喝。
周日这天,姐夫因单位有事,上午早早返回老家。一些同事、朋友,还有老家的邻居,来医院探视母亲。中午时分,和母亲临床的病友怕热,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母亲受了凉,浑身难受。我瞒着医生,给她服用了抗病毒冲剂。母亲一直发低烧,又怕冷,特别是不能用空调吹,而不开空调,其他人受不了。我是外行,不知道母亲输液到什么时候为止,只是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待下去,对母亲康复无益。我委婉地向孟大夫提出了希望早日出院的请求。
周一上午,雷主任查过房后不久,孟大夫来告诉我:“雷主任说,今天上午继续输液,明天观察一天,后天就可以出院。”后来,他又改口说:“如果你们今天想出院也可以,上午输完吊液,下午就可以离开,明天再来办理出院手续。”我一阵惊喜,立即表示下午就出院。在家里,我可以选择不开空调,更便于给母亲做一些补身子的食物,有助于她早日康复。
我把医生让母亲出院一事,电话告知姐夫。姐夫便委托一位熟人,帮我们办理出院手续,也就是说,我们下午离开后,就不用再去医院了。这对我来说最好不过,因为,明天我还要去西安考试。
姐夫给母亲要了救护车。母亲上楼需要用担架抬,所以,必须要救护车送。我联系了几位同事好友,让他们提前在我家楼下等候,帮着抬母亲上楼。
下午五点多,我和妻子、姐收拾好东西,陪护母亲随救护车一起,离开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护车行驶出医院大门时,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母亲从住院到出院整整十天。在这十天里,母亲忍受了疼痛,经受了考验,所幸的是手术很成功,我们都熬过来了。虽然母亲还未痊愈,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状态还很差,但我想,只要在家里悉心照料,精心调养,母亲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母亲这次生病住院,我应该检讨。虽然朝夕相处,可我对母亲的关心还是不够,最明显的是,没有真正意识到她一天天衰老,越来越难以做到自己照顾自己。
一位好友在母亲去世后反省说:“对妈妈的记忆是念念不忘的,存放在心底的盒子里,时不时就会打开看看:有老妈送我上学,等我放学站在路上的身影;有她在我们生日时,煮鸡蛋包饺子的情形;有她一头扎进棉花地里,不停挥动的双手;有她照顾爷爷奶奶的细致;有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坚强;有她临走时的坦然……但心头最痛的,却是当时我对她不在意。一直以来,和她说话,我比较随便,如有不满意,会表现在脸上,体现在语言上,可她从没有为此生过气,反而毫无怨言地照顾我们,收拾家,洗衣,做饭,能做的她都在做,默默地为自己的儿女付出。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直到她生病才恍然大悟,似乎我的幸福,刹那间就消失了。我痛苦,后悔,我想抓住那种幸福,想要留住妈妈,可最爱我的人,还是离开我了。她没有安享晚年,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了太多的遗憾。‘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苦,要伴我余生……”
母亲住院时,我常想起朋友的这些话。我的母亲何尝不是这样,默默为儿女付出?在母亲面前,我何尝不是“不满意会表现在脸上,体现在语言上”?朋友在母亲生病时恍然大悟,在母亲去世后痛苦、后悔。和她相比,我算很幸运了。母亲已经康复,继续陪伴着我,我便有时间去弥补自己的过错与不足,有机会去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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