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话语权力视角

时间：2024-05-25 07:18:02 好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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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的话语权力视角

　　一.话语、权力、翻译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当代文艺理论走出了纯理论的思辨

　　走向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文艺活动实践中去。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它给翻译研究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福柯主张破除结构主义符号系统论，侧重从话语分析的文化史视角进行研究。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它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但又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而它不是指一种抽象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制约的语言应用，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是一种政治语义学范畴。

　　福柯所理解的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元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也有思想、宗教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左右着人们可以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在福柯那里，话语也就自然成了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是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与话语不可分割。这些话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缤密的网，它控制、驾驭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行动以及组织规范或条例使社会所有活动都受到这种特定的话语定义的限制。

　　二.话语权力理论的借鉴意义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界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如果说话语也是一种权力，那么翻译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的操控，任何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文的改写而不是原文的再现或模仿。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启发下，当代西方的许多翻译研究者如Theo Hennans、Gideon TourvAndreLefevere等人开始从全新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他们放弃了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把翻译研究放到社会、文化等大背景下展开研究。这种研究使翻译从语言学与文艺学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也摆脱了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阴影，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

　　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这种特殊环境是与权力结构关联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认为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相荡的作用力场 2。任何文化活动都有它自身的游戏规则和运作策略游戏者无不受到这些规则的摆布。在文化生产场内，游戏在复杂的角色关系中进行，不同的角色之间构成不同的位置和力量，而文化或文学艺术说到底乃是这些角色之间进行符号斗争和实施个人策略的场所。所谓斗争，意指对权力(包括词语的权力或命名的权力等)的争夺;而所谓策略，则是指藉此获得象征(符号)资本的积累。 3文化主题在场内所进行的活动，归根到底是对场内文化资本或资源的争夺，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位置和权力的高低。因此，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文化主体要么倾向于积极地把自己引向对资本分布的维护.要么就是颠覆这种分布。 4在翻洋的背后隐现着各种权力话语，话语的霸权与颠覆无所不在。翻译是一种基于建构事实的跨文化和跨语际的表述或再现行为，在表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不平等现象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已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出于实践，也就是翻译承载的思想观念在另一种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被移植、表述并形成话语权力之作为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既要吃透原文诸多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与历史环境，网此他的一系列活动，从对译著材料的筛选与抉择，到对翻译行为的衡量与把握，都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制约。

　　三.话语权力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的视域融合和对话后形成的译本既不可能是作者的独白话语，也不可能是译者的独自话语;而是原语语言文化与译人语语言文化的对话交流，是两种语言文化的兼容、吸收、渗透、互相宽容，最终形成的译文是两种文化杂合的产物，是两种文化权力斗争调和的产物。译者在操控译文的杂合程度时，无疑受到原语和译语权力话语的制约，在两者的可接受性中间做出协调、权衡和抉择.文杂合程度主要受权力话语和跨文化交际效果的制约。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论是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方法，还是对读者的考虑，都不能忽视话语的权力制约。

　　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是文本的选择。

　　而选择哪些作家与流派的作品来翻译，明显受到当时社会各种权力话语肉素，特别是历史、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G解放后，我同的外同文学翻译工作曾经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叫做为革命服务。当时茅后先生明确提出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初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

　　在那个时期，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主要根据政治和艺术这两个标准，而在这两者中，政治是首位的o 7对英美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对象则要严格经过政治意识形态过滤器的过滤，冈此译介择取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被认为具有进步性的作家，如杰克·伦敦、德莱寒、马克·吐温等，因为他们的作品，如《马T·伊登上《深渊里的人们》、《嘉莉妹妹》等反映无产阶级生活状况，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生活遭遇，揭示资本主义国家黑暗一面，所以才可以被译介。

　　翻译方法的确定主要受到作用于译者头脑中的一些隐形权力话语，如他的教育传统、文化习俗、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甚至翻译目的等等的控制。正是在这种权力话语下，译者在翻译中，不是刻意借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i译手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就是不想在译作里传递自己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0 8事实上，在翻译中对原作的忠实再现是不可能的。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对等性。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结构的外现，它也内在地制约着操此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理解。用一句名言概括就是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例如在萨义德看来，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就是通过文本(大多为翻译文本)建构起来的，东方必须经过西方人的表述(翻译)之后才能成为理论上的实体。因此从来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绝对的东方，只有一个需要借助文本和权威阐释来表述的东方。四结语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使我们对翻译的本质的认识更加清晰、深刻: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行为，也不是→种纯粹的文本间的等值转换和替代，翻译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造、变形或再创造。翻译工作者要将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进而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当然，我们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行为极端的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一味排斥西方文明，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学的发展C我们所要倡导的是在对各种文化的差异给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赏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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