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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作文
我的小学是在农村老家读完的，小学毕业后我跟随母亲去了父亲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由于换了新环境，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适应那里的学习与生活，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路下滑，最终名落孙山。现在想来，最主要的责任在我，环境的影响只是一个托词。
学习是一场马拉松，有毅力又有天赋的人才能完成这场比赛，否则就是一种名义上的陪衬，好比红花和绿叶的关系。人生其实也是一场马拉松，只不过它不是比赛，你有能力也好，没有能力也好，都不能半途而废，即使是苟延残喘也得闯过终点。属于我的这场马拉松也已经过半了，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终点。我有时就迷茫了，明明知道必须继续下去，我却总想停下来观望一下。而这种停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只能回忆了。
人过半百，世界观也有所改变了，我最近就常常想到小时候的事情，它像一部记录片，在我脑海里渐次伸展，每一个镜头都那么清晰，仿佛刚刚过去的昨天。比如我想到刚入学的那一天，那天天气很好也很热，虽然是秋天了，秋老虎仍旧虎威尚存炎热难挡。我和几个伙伴穿着裤衩背心手心里捏着五毛钱就这么去学校上学了，没有书包没有文具，只有手心里捏着的五毛钱。这五毛钱是我们的学费，到了学校我和伙伴们把学费交给老师，老师把我们的名字在一张稿纸上记下来，我们就算入学了。
第一天老师让我们把教室的卫生打扫了一下便放学了，第二天没去上课，第三天还没去上课，因为我们的书本没来到，还在路上。又等了几天，课本来了，学校才通知去上学，我们这才算正式上学了。
我们的学校很小，一年级只有一个班，那时候小学都是五年制，所以全学校就五个班。老师也少，加上校长才六个老师，而且都是民办教师，等于一个老师教一个班。如果哪个老师家里有事不能来上课，校长就得代课。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未婚，体型稍胖，一头短发，脸上有一个酒窝，笑起来让人感觉很亲和。可惜她只教了我们两年就嫁到外地了，我这一生再没见过她。我的第二个老师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也是我家的邻居，我不记得他是不是高中毕业，我只记得他刚毕业就来教我们了。他也教了我们两年，然后当兵去了。
他教的两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文课，我们不懂什么是作文，更不知道怎么写。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写，他只告诉我们写作文就是写文章，然后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让我们开始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记一件小事。这一下把我们难住了，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这都是难题。作文课上同学们交头接耳，抓耳挠腮，就像花果山上的小猴子，一直到下课铃响，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写出作文来。
今天下午放学回家，俺娘正在做饭，看见我回来了饭也不做了，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快坐下，娘告诉你一件好事。
我顺手把书包挂墙上，看着娘一脸兴奋得不得了的样子，我急忙问：啥事啊？这么高兴？
娘说：明天一早咱们生产队里也要分地了。
这可是个好消息，俺娘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
我瞪大了眼睛，问：真的？太快了。
娘说：傻闺女，这还快？俺都嫌慢了，听广播上讲，别的地方老早就分田到户了。
我说：是吗？怪不得这些天你那么爱听广播，原来是为了这事儿。
娘说：可不是？明天就上队长家抓阄去，抓完阄接着就分地了。
我说：咱家能分多少地？
娘说：咱家六口人，按一口人两亩地算，咱家至少也有十二亩地。
我吓了一跳，说：这么多地，那咱家不成地主了？
娘瞪了我一眼，说：不许胡说，共产党给分的地，怎么能成地主了？再说了，家家都有地，难不成全村人都成地主了？
我说：那原来的地主还是地主吗？
娘说：前些日子听说都给地主摘帽子了？
我说：给地主摘帽子？地主都戴帽子？
娘见我没明白她的意思，摆摆手说：就是说以后没有地主了。
我说：没有地主了，阶级斗争也没有了？
娘挠挠头，说：这个俺知不道，俺就知道以后全家人都得勤快点了。过几天再让你爹去集市上抓两头猪崽子，你放学回家就给俺上地里挖野菜喂猪。
我啊了一声，说：就我一个人去挖？
娘说：你哥，你姐，你妹，都去。
听说大牙叔新买了一辆金鹿自行车，我赶紧跑去他家看。大牙叔正巧在院里擦车子，我问：叔，新买的？
啊。
大牙叔啊了一声，头也没抬，继续擦他的车子。
我接着问：买自行车干啥？
干啥？娶媳妇呗。大牙叔白了我一眼。
娶媳妇干啥？
生娃。
生娃干啥？
过日子
过日子干啥？
活着。
活着干啥？
你小子哪来那么多废话？
大牙叔直起身，随手把抹布扔地上。我一看大事不好，转身一溜烟跑了。
今天早上去上学，在路上碰见马红霞。她穿着一件浅红色上衣，头上扎着两条辫子，打扮得可好看了。我问她：这衣服新买的？
马红霞说：俺娘去县城赶集时给我买的。
真好看。我由衷地赞叹一句。
知道是什么料子吗？
不知道。
的确良的。马红霞得意地说。
的确良？我在嘴里念叨着这个词，没听说过。
新出的布料，今年可时兴了。穿在身上又凉快又不出摺儿。
的确良，肯定凉快。我酸溜溜地说。
回家跟你娘说说，给你也买一件？
不便宜吧？
嗯。俺娘说了，要不是因为家里孩子少，才轮不上我呢。
俺家孩子多，姊妹七个，我可能真的轮不上了。
放学的铃声一响，我看见李红军抓起课本胡乱往书包一塞，背上书包就往外跑，好像家里着火了一样。我也随便收拾了收拾，赶快追李红军去，我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急事。
在学校大门口追上李红军，我拍拍他的肩膀，问：你跑啥啊？家里着火了？
滚一边去，你家才着火了呢。
那你跑啥？
回家听评书去。
听评书？
刘兰芳讲的岳飞传，可好听了。
是吗？
你没听过？
俺家没有收音机，没听过。
太可惜了，要不你跟我去俺家听听，包管你着迷。
真那么好听？
你不信？牛皋一斧头把哈密次的鼻子给砍掉了，哈密次说话变成那种声音，可好玩了。
李红军边走边捏着鼻子学哈密次说话。我也想听评书了。
一转眼我上小学五年级了，这一年我们老师又换了，这是个曾经被打倒过的右派，落实政策后回乡当了老师。他戴着一副近视镜，说话文绉绉的，让人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当时我们班级大概有四十几名学生，这四十几名学生挤在三十多平米的教室里，教室是砖瓦房，课桌课椅是用木板拼凑起来的，条件极其简陋。这都不算什么，我们一样很快乐。
那时候唯一头痛的就是作文课，全班同学对作文课都不感冒。它像横在我们面前的一座高山，让人难以逾越，看着都难受。每次上作文课我都觉得是受罪，冥思苦想老半天，最后也不知道写什么，简直太痛苦了。这是我的感受，也是全班同学的感受。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周都有一节作文课，一到上作文课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如临大敌，仿佛在面临一场严峻的考试。这样的状态可想而知，根本写不出好作文，我们交上去的作文都是在闭门造车，老师审阅时经常让我们的作文打动得啼笑皆非。
针对这种情况，一个周末语文老师给我们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对话。没有字数限制，没有内容限制，就写一段对话。老师说除了吃喝拉撒睡这些生理需求，说话这一人的基本技能，在生活中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会说话，坏事有时也能变好事，不会说话，好事也能变坏事。他还说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中，只要你细心观察，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你把它们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作文。他要求我们好好写，周一交上去他要点评。以上四篇对话分别是四位同学的作文，老师给的评语是：有层次有情节有风趣，言之有物。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我听了他们的作文惭愧不已，和他们相比，我写的则糟糕透了：
饭桌上，俺娘对俺爹说：俺听说有几户人家正商量着在一块凑钱买牛呢。
干啥？爹的嗓门有点粗。
你傻呀？买回来耕地呗，难道还能杀了吃肉？
一头牛挺贵吧？
所以才合起伙来买，要不俺明天给他们说说，也算咱们一股？
不买。爹的口气坚决。
为啥？娘有点疑惑。
这要是哪天政策变了，再把地收回去，你说，那牛卖给谁？谁能要？
娘沉吟了一下，说：也是这个理啊，可不买牛咱家的地怎么耕？
没有牛就不能耕地了？俺属牛，俺就是咱家的那头牛。
爹的牛脾气又上来了。
出人意料的是，我的作文也受到了老师的青睐，这使我信心满满，我坚信自己长大后一定是一个巧舌如簧的人。事与愿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内向，竟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不喜欢我，多少次想去改变最终徒劳无功。我想起了古人说的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学毕业后我和那个语文老师分别了，从此再没见过他。以后的岁月里我又经历了几个语文老师，却没有一个老师像他那样重视人的说话，也没有一个老师再让我们写那样的作文。我很怀念那个语文老师，我时常在想，以后的岁月里假如又经历了几个像他那样的语文老师，我的人生是不是能多一些色彩？会不会不像现在这样沉默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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