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原文注释及赏析

时间:2025-01-20 14:30:20 赛赛 好文 我要投稿

《春日》原文注释及赏析

  《春日》是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诗作。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春日》原文注释及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春日》原文注释及赏析

  春日

  宋代: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译文: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风和日丽之时泗水的河边踏青,无边无际的风光焕然一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谁都可以看出春天的面貌,春风吹地百花开放、万紫千红,到处都是春天的景致。

  注释:

  胜日寻芳泗(sì)水滨(bīn),无边光景一时新。

  胜日:天气晴朗的好日子,也可看出人的好心情。寻芳:游春,踏青。泗水:河名,在山东省。滨:水边,河边。无边:无边无际。光景:风光风景。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等闲:平常、轻易。“等闲识得”是容易识别的意思。东风:春风。

  赏析:

  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点明天时;“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点明主题。一句中分三层叙说,特别是以“泗水滨”结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寻”字不仅写出作者逸兴,也给诗歌添了不少情趣。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描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无边光景”逆承首句“胜日寻芳”,说寻芳的结果。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这里不做细碎描写,不在一草一木一石上做剪贴,而是从极广大的空间落笔。

  后两句用形象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光景之新,抒写了寻芳所得。“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意谓胜日寻芳,本不期望有无边光景的所得,今既有如此新鲜感受,不禁欢欣雀跃。“东风面”,把春气、春景形象化了,拟人化了,把“识”字落到实处。

  末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近承“东风面”,远承“无边光景”,对偶修辞,意象色彩强烈。诗以“总是春”收官,都落到“春日”上。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所示空间极其广大,就透露了诗人膜求圣道的本意。“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哲理诗而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创作背景

  这首诗从字面意思看来,是作者春天郊游时所写的游春观感,王相注《千家诗》,就认为这是游春踏青之作。而根据作者生活年代可知这首诗所写的泗水游春不是实事,而是一种虚拟。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一项宋金领土以淮水为界。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又败于符离。从此,主和派得势,抗战派销声。宋孝宗以还,南宋朝廷稍稍安稳,偏安于东南,而金人亦得暂时息兵于淮北。终朱熹一生,南宋没有很大的边防军队,而朱熹本人更无从渡淮而至鲁境,不可能北上到达泗水之地。作者从未到过泗水之地,而此诗却写到泗水,其原因是朱熹潜心理学,心仪孔圣,向往于当年孔子居洙泗之上,弦歌讲诵,传道授业的胜事,于是托意于神游寻芳。因此此诗其实是借泗水这个孔门圣地来说理的。

  作者简介

  朱熹(1130—1200),南宋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又号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婺源,生于尤溪,长于建州。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职。宋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卒谥“文”。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

  主要成就

  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科学思想

  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认为对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朱熹对于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北宋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著《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得《梦溪笔谈》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朱熹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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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原文注释及赏析

  《春日》是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诗作。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春日》原文注释及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春日》原文注释及赏析

  春日

  宋代: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译文: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风和日丽之时泗水的河边踏青,无边无际的风光焕然一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谁都可以看出春天的面貌,春风吹地百花开放、万紫千红,到处都是春天的景致。

  注释:

  胜日寻芳泗(sì)水滨(bīn),无边光景一时新。

  胜日:天气晴朗的好日子,也可看出人的好心情。寻芳:游春,踏青。泗水:河名,在山东省。滨:水边,河边。无边:无边无际。光景:风光风景。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等闲:平常、轻易。“等闲识得”是容易识别的意思。东风:春风。

  赏析:

  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点明天时;“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点明主题。一句中分三层叙说,特别是以“泗水滨”结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寻”字不仅写出作者逸兴,也给诗歌添了不少情趣。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描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无边光景”逆承首句“胜日寻芳”,说寻芳的结果。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这里不做细碎描写,不在一草一木一石上做剪贴,而是从极广大的空间落笔。

  后两句用形象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光景之新,抒写了寻芳所得。“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意谓胜日寻芳,本不期望有无边光景的所得,今既有如此新鲜感受,不禁欢欣雀跃。“东风面”,把春气、春景形象化了,拟人化了,把“识”字落到实处。

  末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近承“东风面”,远承“无边光景”,对偶修辞,意象色彩强烈。诗以“总是春”收官,都落到“春日”上。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所示空间极其广大,就透露了诗人膜求圣道的本意。“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哲理诗而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创作背景

  这首诗从字面意思看来,是作者春天郊游时所写的游春观感,王相注《千家诗》,就认为这是游春踏青之作。而根据作者生活年代可知这首诗所写的泗水游春不是实事,而是一种虚拟。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一项宋金领土以淮水为界。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又败于符离。从此,主和派得势,抗战派销声。宋孝宗以还,南宋朝廷稍稍安稳,偏安于东南,而金人亦得暂时息兵于淮北。终朱熹一生,南宋没有很大的边防军队,而朱熹本人更无从渡淮而至鲁境,不可能北上到达泗水之地。作者从未到过泗水之地,而此诗却写到泗水,其原因是朱熹潜心理学,心仪孔圣,向往于当年孔子居洙泗之上,弦歌讲诵,传道授业的胜事,于是托意于神游寻芳。因此此诗其实是借泗水这个孔门圣地来说理的。

  作者简介

  朱熹(1130—1200),南宋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又号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婺源,生于尤溪,长于建州。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职。宋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卒谥“文”。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

  主要成就

  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科学思想

  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认为对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朱熹对于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北宋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著《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得《梦溪笔谈》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朱熹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