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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西游记手抄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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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手抄报资料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吴承恩编写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作者通过虚幻的世界,对封建统治者的态度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帝手下十万天兵天将,竟然抵不过孙悟空的一条金箍棒,而让真正的贤才去当不入流的马夫,其统治之黑暗不言而喻。如来佛祖所创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钱财所迷,可是佛祖竟然默许手下人收取贿赂,这反映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黑暗情景。
故事来源
《西游记》的成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类似,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但与前两者演化的特征并不一致:《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扩展与虚构,是“实”与“虚”的结合而最后以“真”的假像呈现于读者面前;而《西游记》的演化过程则是将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不断地神化、幻化,最终以“虚幻”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玄奘(602—664年)取经原是唐代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贞观三年(629年),他为追求佛家真义,从长安出发后,途经百余国,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这一非凡的壮举,本身就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后来玄奘口述了西行见闻,由他的弟子辩机编辑成《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玄奘在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后来他的弟子慧立、彦琮又撰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赞颂师父,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不时地用夸张神化的笔调去穿插一些离奇的故事,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于是,取经的故事在社会上越传越神,唐代末年的一些笔记如《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就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神奇故事,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中国民间流传。
南宋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书中出现了猴行者。他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来护送三藏。他神通广大、足智多谋,一路杀白虎精、伏九馗龙、降深沙神,使取经事业得以“功德圆满”。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渐变为猴王的开端。猴行者的形象源于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等书中都有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李公佐的《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怪无支祁的“神变奋迅”和叛逆性格同取经传说中的猴王尤为接近。书中的深沙神则是《西游记》中沙僧的前身,但还没有出现猪八戒。到元代,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其主要情节与《西游记》已非常接近。最迟在元末明初,已经有一部故事比较完整的《西游记》问世。
时代背景
在吴承恩时代,道教成为一个恶势力,与朝廷统治者勾结,失去民间道教的进步意义。道士们在明代中叶已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为人民所鄙视。如嘉靖年间,道士陶仲文被封为少保、礼部尚书,以治病、除妖、炼丹、祈祷取得皇帝宠幸,和宦官崔文、奸臣严嵩勾结弄权。嘉靖年间,曾明令兴道灭佛,下诏没收能仁寺资财,撵出宫殿中的释迦像,后又取消官内佛殿。嘉靖年间,还大兴土木,建造三清宫,大搞斋醮活动。人民受劳役之苦,国库空虚。吴承恩借《西游记》特为讽刺。
创作动机
在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之前,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就早已流传民间,但吴承恩的《西游记》并非民间流传故事的简单拼凑。吴承恩在创作中对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较为完备和最早记录《西游记》中故事的作品,吴承恩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白衣秀才形象进行了重新改造,塑造了满腔热血和充满热情的孙悟空形象。猴行者是为了修成正果而主动帮助和尚西天取经的虔诚的佛教形象,而孙悟空则是崇尚自由、傲骨嶙峋的形象。
有学者曾经说过:“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一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的实现,并且使不满意的现实好转。”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也存在两个未达成的愿望,一是未能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二是未能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愿望。
首先是善生。《西游记》中,作者创作的石猴出世是对新生命的诞生的赞美。第四回,从孙悟空不满于被封为小官弼马温,到被称为齐天大圣的满足,体现了孙悟空自身的价值。但这只是玉帝为了天庭的安全而对其的安抚,实际上并不重视它。以至于蟠桃胜会对孙悟空招待不周,使得孙悟空意识到齐天大圣的称号只是一个骗局,从而反抗玉帝对自己的不平等待遇。孙悟空的遭遇也反映了吴承恩早年怀才而不被重用的现实。
其次是恶死。吴承恩意识到死亡是一种悲哀,向往着能成为神仙,与天地、山川同寿。他在创作《西游记》时已经六七十岁,可谓是老之将至,与其笔下的孙悟空年龄阶段十分相似,因此,他将一生的愤怒记录在猴王身上,让孙悟空跨越千山万水,历经磨难,寻求长生不老的秘方。
思想内容
一、借神魔世界反映现实社会,揭露明代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小说所描绘的以玉帝为代表的天宫,包括地府、西天等神权机构不但在行政设置上与人间仿似,而且在行为处事上也了无二致,其昏庸腐朽如出一辙。天宫统治集团经孙悟空一闹,不但暴露了其力量上的虚弱,同时也暴露出玉帝的贤愚莫辨、天将的儒弱无能、天仙的欺骗伎俩和整个天庭的嫉贤害能。西天号称极乐世界却公然索受贿赂,两个尊者阿傩和迦叶因索贿未得便用假经骗人,气得连一向仁慈宽大的唐僧也说:“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喱!”至于地府,更是藏奸纳垢、营私舞弊的地方。唐僧师徒所经历的九个人间王国,国王也大都是昏君,弄得妖邪横生。总之,作品里所描写的这些天宫、地府、西方极乐世界和人间王国,无一处不充满着肮脏和丑恶,从而象征性地反映了人间皇帝的昏馈、朝廷的腐败和世道的黑暗。
小说中所描写的妖魔鬼怪大都影射当时不法的权豪势要,它们是为害百姓的社会恶势力的象征。如圣婴大王红孩儿的搜刮无度、驼罗庄鳞蛇怪的嗜杀成性、如意真仙的投机敛财、金鱼妖的强取豪夺等等,明显都与现实紧密相连,活画出一幅明代中期的百丑图,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社会官府剥削、豪强横行的社会现实和花样繁多的赋税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小说中的妖魔许多与神、佛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如狮驼岭的大鹏鸟、无底洞的老鼠精等,这些形象寓意着统治者纵容鹰犬作乱,甚至上下勾结,互相包庇,影射了明代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社会现实。
《西游记》针对明代“崇道灭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小说中采取了“崇佛抑道”的态度,对道教极尽讽刺挖苦、揶揄嘲弄之能事,这种嘲讽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小说中写了很多作恶多端的道士,如车迟国虎力、鹿力、羊力三个大仙和比丘国的国丈等。他们或妖言乱政、或图谋不轨,但却得到了君王的信任,任意妄为,这便有影射明世宗好道的迹象。据载,明世宗极好道教,还把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封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这些道人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书中还极力描写车迟国国君信任妖道,大肆捕拿和尚。这种描写里又有厂卫特务统治的影子。小说所揭露、讽刺的对象,在明代的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和依据。
二、歌颂了敢于向封建权威挑战的叛逆精神和英雄行为
首先,孙悟空是一个敢闹天庭敢闯地府的无畏之人;其次,孙悟空是一个有智有勇、扫荡群魔的正义之剑。无畏与智勇使这个人物大放异彩,这也是这部书的价值和精华所在。因其无畏,所以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法所约束;敢于反上天庭,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打得天兵天将落花流水,吓得玉帝群仙惊慌失措;敢于硬闯地府,勾划生死薄,使得阎王躬身作揖,不敢招惹;敢于搅闹龙宫,老龙王只得恭迎恭送;敢对观音不敬;敢骂如来不公;他更是从不把俗世国王放在眼里。这种敢向一切权威挑战,敢于蔑视一切神圣的大无畏精神,是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特征,也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个性精神。孙悟空因为有智有勇,所以他能看破一切伪装,洞察所有真相。作者极力描写孙悟空种种卓越的才能、超凡的智慧,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和睿智清醒的头脑,这实际上是对智勇的颂扬。如果说诸葛亮是古代人民智慧的化身,那么孙悟空则可被视作古代人民勇敢的化身。
《西游记》由“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个思想意义不同的故事构成,因此出于情节发展的需要,小说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失败和最终皈依佛门,孙悟空的英雄悲剧是作者封建正统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在形象塑造上,尽管孙悟空本领高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是孙悟空作为一个反抗者的悲剧;五百年后,孙悟空得观音点化,护送唐僧取经,先前虽不改昔日的英雄本色,但被套上了紧箍之后渐渐被驱服了心性,“改恶从善”,一心向佛,并最终皈依佛门,这是孙悟空作为一个屈服者的悲剧。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来的两个矛盾的方面,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复杂和矛盾,也体现了他认识的迷茫和局限。但作为艺术形象本身,孙悟空敢于斗争、不畏强暴、坚韧顽强、活泼爽朗、恢谐乐观的性格却是前后一致的。全书以它贯通线索,把前后两个故事联结起来,表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歌颂人民坚韧不拔的反抗斗争。
三、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的心学思想
《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既不是直接地抒写现实的生活,又不类于史前的原始神话,在它神幻奇异的故事之中,诙谐滑稽的笔墨之外,蕴涵着某种深意和主旨。对此,历来的评论家作过种种探讨,大致从认为“幻中有理”,到强调“幻中有趣”“幻中有实”,有一个曲折的历程。应该说,小说本身的确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支撑某一倾向的依据。但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的精神来看,应该说还是在于“游戏中暗藏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在神幻、诙谐之中蕴涵着哲理。这个哲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西游记》想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是一清二楚的”、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切”,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小说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一些回目和诗赞也非常直接和明白地表现了这一寓意,回目如“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一回),“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第九十九回)等不少就是用修心炼性的术语所构成的。在诗赞中,说美猴王道:“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第一回);“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第七回),这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早把孙悟空当作人心的幻相来刻画的。再从全书内容的构架来看,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孙悟空大闹天宫;二、被压于五行山下;三,西行取经成正果。这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为了表现“心猿归正”的总体设计,作品还让孙悟空不时地向唐僧直接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例如,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悟空还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顿使唐僧明了:“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正因为《西游记》在总体上是十分清楚地宣扬了与道家“修心炼性”、佛家“明心见性”相融合的心学,故难怪早期的批评家都认同《西游记》隐喻着“魔以心生,亦以心摄”的思想主旨,乃至到鲁迅在强调小说“出于游戏”的同时,也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他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
《西游记》的作者在改造和加工传统的大闹天宫和取经的故事时,纳入了时尚的心学的框架,但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这又和西游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沉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相结合,就使《西游记》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突破、超越了这一预设的理性框架,并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具体而言,假如说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而在客观上倒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的话,那么以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就是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在不断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了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
孙悟空出世不久,在花果山就不想“受老天之气”“独自力王”“享乐天真”。从表面上看来,他“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但当他想到暗中还有个“阎王老子管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于是他想方设法,打到阴司,将生死簿上的猴属名字一概勾掉,向十殿阎王宣告:“今番不伏你管了!”作者在具体描写美猴王的这种不受任何管束、追求自由自在的所作所为时,并没有直接说明这就是“放心”行径的形象注脚,甚至也没有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多少贬义,故留给读者的印象只是他能为追求自由而敢作敢为,像明代叶昼评悟空在阴司的除名之举时就赞道:“爽利,的是妙人!”后来他大闹天宫,原由是:“玉帝轻贤”,“这般渺视老孙!”第一次请他上天,只安排他做一个未入流的“弼马温”,他深感到自己这个“天生圣人”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个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活活的羞杀人!”于是打出南天门而去。第二次请他上天,虽然依着他给了个“齐大大圣”的空衔,却是“有官无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尊重,于是他“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反出天门。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甚至说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列我家”,都是顺着强调自我的思路而发出的比较鲜叫和极端的声音;这种希望凭借个人的能力去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明代个性思潮涌动,人生价值观念转向的生动反映。然而,作者并不赞成孙悟空“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不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当孙悟空“欺天罔上”,叫嚷“将天宫让与我”时,作者就让如来佛易如反掌地将他压在五行山下,这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的等级社会还是不可动摇,维护这个社会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论你叫嚷“强者为尊”,还是追求“自由自在”,都只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总之,从孙悟空出世到大闹天宫,作品通过刻画一个恣意“放心”的“大圣”,有限度而不自觉地赞颂了一种与明代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
小说的主要篇幅是描写孙悟空从唐僧师徒经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这八十一难有不少是模式相同的,前后很难找到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因而给人以一种循环往复的感觉。这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是用来作为修心过程中障碍的象征。小说第十七回曾予以点明:“菩萨、妖精,总是一念。”换言之,妖魔实即生于一念之差。所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小说描写了八十一难的磨炼,无非是隐喻着明心见性必须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渐悟”过程。但是,当作者在具体描绘孙悟空等人历尽艰险,横扫群魔的所作所为时,往往使这“意在笔先”的框架“淡出”,而使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凸现。在这些形象中,孙悟空尤为鲜明地饱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时代的精神。
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桀骜不驯的个性特点,这正如在第二十三回中猪八戒对他的评价:“我晓得你的尊性高傲。”他不愿处于“为奴”的地位(第七十一回),从不轻易地对人下拜,“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个喏便罢了”(第十五回),至于一般的神灵更是不放在眼里,稍不称意,就要“伸过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同上)作为一个皈依教门的和尚,却还把闯地府、闹天宫当作光荣的历史屡加夸耀:对于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子”的紧箍儿,则一直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第一百回)。这都表现了取经路上的孙悟空还是那样的反对束缚、尊重自我和向往自由,具有一种强烈的个性精神;但是,这时的孙悟空毕竟不同于先前的齐天大圣,他已肩负着协助唐僧去西天取得真经的崇高使命。取经,本是一种事业,实际上已成了他所坚韧不拔地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象征。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翻山越岭,擒魔捉怪,吃尽千辛万苦,排除重重困难,从不考虑个人私利,一心以事业为重,即使在被人误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唐僧念着紧箍咒、赶回花果山时,还是“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三十回)。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也就成了取经路上孙悟空的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
当然,孙悟空等在经历八十一难的具体过程中,是作为一个解除魔难的英雄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在他眼里,没有越不过的险阻,没有镇不住的妖魔,凭着他的顽强拼搏,都能化险为夷,逢凶变吉。在战斗中,他又能随机应变,善于斗智,一会儿变作小虫出入内外,一会儿又化成妖精的母亲或丈夫等去迷惑他们,常常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中,弄得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孙悟空的这种大智大勇的英雄精神,与其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到底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个性精神相结合,呈现出了独特的光彩。随着他历经八十一难,扫除众魔,自己也由魔变成了佛,这也就自然地使他的品格更显出完美性和普遍性。而事实上,他的那种英雄风采,正是明代中后期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一种人性美。孙悟空就成了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西游记》就在游戏之中呼唤着孙悟空这样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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