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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可分为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欢迎阅读与收藏。
《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
白居易元和元年(806)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长恨歌》，到2005年已经进入第1200个年头。《长恨歌》以婉丽多情的文本，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甚至可能艺术地揭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经典之作。不过，由于所取帝王题材波及甚广，内容丰富复杂，因此《长恨歌》的创作刚刚完成，对这部经典长诗的解读、阐释就揭开序幕，分歧巨大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关于《长恨歌》的各种研究既多，述评一类论文亦不少。但已有的述评或限于某一时段，如《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 (《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 、《近二十年〈长恨歌〉主题之争综述》 (《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评》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或以“共时”方式进行分类整理，如《〈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长恨歌〉主题思想述评》 (《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长恨歌》主题研究全面的时间线索及发展轨迹并不清晰。因此，本文拟以时间为“经”，相对集中的时段则以不同类别分述，注重阐述各说在不同时段的演进与变化，力求展示约1200年来《长恨歌》研究的宏观发展轨迹，并对《长恨歌》主题研究的走向提出一些看法，以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述论已多，所以对各说的阐述相对从简，而把重点放在“发展”和其他研究没有论及的问题上。
一、公元806年至20世纪初:集中于有无规讽史笔、是否“艳体”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今陕西周至)作县尉，陈鸿与王质夫住在，闲暇时一起游览仙游寺，谈起李、杨故事，互相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从这段记载来看，《长恨歌》创作刚刚完成，白居易即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传”即“传注”，是对《长恨歌》进行阐释。《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这是对《长恨歌》讽谕主题的最早诠释，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陈鸿对《长恨歌》创作目的的阐释是否准确可靠，一开始就有争议。从可获得的史料来看，白居易本人没有明确表示异议。不过，中、晚唐时期不少人似乎并不理会陈鸿的评价。李戡就斥责《长恨歌》为“淫言媟语”，恨“不得用法以治之”。看来当时对《长恨歌》是严肃的讽谕帝王、批判“尤物”还是轻浮的“淫言媟语”颇有争议。宋代对《长恨歌》责难更多，以张戒最为极端，他的《岁寒堂诗话》干脆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各种责难集中于认为规讽、批评之意全无或极少，而对帝、妃情长的描写又远不够庄重、雅致。
进入明代，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增多。何良俊说:“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这里，“推为古今长歌第一”的关键标准是“直陈时事”，可见明代的积极评价主要是否定了唐宋以来的“艳体”之说，肯定《长恨歌》的讽谕意义。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沿用了明代唐汝询《唐诗解》的评论:“《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这大致反映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乾隆年间御编《唐宋诗醇》评《长恨歌》“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则代表当时官方意见。因此清代基本上稳定了明代以来对《长恨歌》讽谕意义的肯定。这种意见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
二、20世纪50年代前后: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末，俞平伯提出了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 ，由于大多拘于字句百般搜求、穿凿附会，尽管后来不乏响应者，但仅属于大胆假设或想象而非严肃的学术立说。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再次确认陈鸿受白居易委托创作的《长恨歌传》阐明了《长恨歌》主旨 (《〈长恨歌〉笺证》，《清华学报》14卷1期，1947年) ，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之“李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264页) 。《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谕诗，陈寅恪推崇讽谕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这是现代讽谕说的发端。
《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由传统讽谕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与讽谕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褚斌杰先生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作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爱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古代童话和民间故事不都是用皇帝、国王、公主、王子等等来表现的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 不过，更多研究者从文学艺术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长恨歌》歌颂的坚贞、专一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20世纪50年代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二)认为，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201页) 。罗方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 (《谈“长恨歌”》，《光明日报》1956年5月27日) 。
由于讽谕、爱情两说各有所据，分歧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出现了讽谕、爱情兼有的双重主题说。一般认为王运熙首先提出了双重说:“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1959年第7期) 王士菁也认为《长恨歌》具有同情和批判两个方面，但却是分别针对杨贵妃、唐玄宗的，对杨贵妃是同情，对唐玄宗则是批判 (《唐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
三、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多向延伸，新论叠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恨歌》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爱情说与讽谕说的争论继续延伸并进一步深化。不过，与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讽谕说略占上风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几乎是爱情说的一统天下，目前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或有关《长恨歌》的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所谓双重说其实往往偏于爱情说，单纯的讽谕说已逐渐退出高校教材和各种唐代诗歌的选注本。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认为，《长恨歌》通过“净化”等艺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特殊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0页) ，对典型爱情说作了精微的发挥，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爱情说的代表性阐释。此外，在“帝王爱情说”、“典型爱情说”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寄托说”及“爱情品格说”。“作者寄托说”认为白居易借帝王之事，写一己之情。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年在徐州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深厚，为礼教所限忍痛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自己的“长恨”( 《“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丁毅、文超作了进一步发挥 (《〈长恨歌〉评价之管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极端的作者寄托说进一步向“湘灵”倾斜，全面淡化李、杨关系，代之以白居易与湘灵的恋爱经历，“《长恨歌》哭为湘灵” (张军《长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长恨歌》似乎可称《湘灵歌》了。不过，尽管存在偏颇，寄托说从作者心理内部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探索文艺创作的规律。“爱情品格说”则认为诗人批评唐玄宗宠妃行乐而误朝，目的是为了说明唐玄宗爱情的社会品格不高(曹保合《〈长恨歌〉主题辨析》，《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必须把爱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摆在适当的位置上 (萧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页) ，与以前爱情说有所不同。
在爱情说几乎一统天下的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采“批判”说，但持论已较50、60年代温和，显示这一时期讽谕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关于唐玄宗的悼念、方士觅魂，即一般所指的后半部分，认为突出了“无比的痛苦，意义很为深刻”，“是更为深入一层地鞭挞这个悲剧角色的灵魂”，最后“写出唐玄宗永远也饮不尽他自己所斟下的苦酒，批判唐玄宗的主题从而也就得以彻底完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1页)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多少有些重情轻理相比较，《唐代文学史》(下)的相关论述沉稳而多理性分析。此外，在传统惩戒说及50年代的暴露、批判说基础上，提出了“揭露阴谋说”、“解剖制度说”。“揭露阴谋说”认为，《长恨歌》以国史实录和未入史的史料为素材，写宠爱、赐死、唐玄宗自杀三部曲，采用的方法与“隐事说”近似，也是搜求《长恨歌》背后的隐秘“事件” (贾恩洪《〈长恨歌〉主题的商榷》，《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解剖制度说”认为，《长恨歌》把探寻的触角伸到封建君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内部，揭示了封建社会存在的弊端，“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 (周相录《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带有新的极端化倾向。
80年代还提出了感伤主题。陈允吉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忆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邃意义。“《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事变迁的感伤情绪” (《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
在爱情、讽谕、感伤主题的基础上，90年代提出了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应摈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蹇长春《〈长恨歌〉主题平议——兼及〈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金学智先生认为，《长恨歌》以“情”为线索，串起了追怆感伤的正主题和追念盛世、讽谕规正的副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诗中的性格悲剧》，《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也包含多重主题。
50年代提出的双重主题说也有新的进展，在“兼有说”的基础上，80年代相继提出了“形象大于思想说” (雨辰《形象大于思想的适例——也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与“矛盾主题说” (郭象《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矛盾的杰作》，《邢台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前者认为《长恨歌》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谕主题，后者认为主、客观矛盾是导致双重说的成因，在解释双重说的形成方面有新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无主题(思想)说与“泛主题”说。黄永年先生以大量篇幅考证《长恨歌》描写的真实性问题，判断有违史实甚多，但并不深究白居易进行创造(有意识的艺术虚构)的目的，认为“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则说不上什么” (《〈长恨歌〉新解》，《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 刘维治先生强调接受者的主观作用，认为各种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时代不同，对《长恨歌》的理解不同，《长恨歌》的主题也可以发生变化，基本上不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主题或主要思想倾向 (《关于〈长恨歌〉讨论之我 见》。
80年代前后至今的多向延伸把《长恨歌》研究推向深入，也使《长恨歌》主题的争论更加纷繁歧异，迷雾重重。
四 白居易对《长恨歌》主旨的自述及归类研究
元和十年(815)，即《长很歌》创作近十年后，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持爱情说者一般认为:“作者自述主旨(指爱情主题)如此，当不容置疑。” (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持讽谕说者则认为“长恨”与“秦吟”并举，属于互文，恰恰表明《长恨歌》与“秦吟”等讽谕诗一样表达讽谕主题 (周明《释“一篇长恨有风情”》，《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基本上各执一端。
要破解白居易自述的真实内涵，只有详考“风情”在汉唐时代的涵义。从白居易“风情”、“正声”对应的表述来看，“风情”指《诗经》“风诗之情”没有问题。现在认为，所谓风诗其实只是当时各地的民歌，除了极少数诗篇可能具有倾向性外，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但经秦火之后，“诗三百”在汉代始立为经，汉儒开始不遗余力搜求所谓“微言大义”，大加发挥阐扬，不惜穿凿比附，使风诗罩上了几乎首首都有“寄托”的神秘面纱，风诗的政治作用被明显夸大，“风”也逐渐被赋予婉转以“讽(谏劝)”的含义。从孔颖达的疏证来看，唐代不但接受，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汉儒的观点，以为风诗乃是婉转以“讽”、有种种寄寓的政治诗的经典。
汉唐学者这种无限夸大政治意义的对风诗的“扭曲”的看法，和我们今天还风诗本来面目之后对风诗的理解很不相同。需要注意，在当时氛围下，是没有人随便认为风诗仅仅是民歌或情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诗三百”作为经典就不免有失妥当)，强调诗歌政治作用的白居易尤其如此。因此，理解白居易的自述，就只能放在“扭曲”的环境氛围中去解读，而不能以今天“还原”了的风诗的意义去理解。这样来看，白居易称“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实是说《长恨歌》是风诗那样婉转的政治诗，而非单纯的爱情诗 (参阅拙作《“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兼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
白居易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这也成为讨论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分类标准。学术界一般认为使用了两个标准，是两次分类的结果 (杨民苏《论白居易的自分诗类》，《昆明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即第一次以古体(包括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近体格律诗)的形式标准分类，第二次以内容不同再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但是，讽谕、闲适是根据“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划分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 (《与元九书》) 。儒家处世立身思想只有两个方面，并没有为感伤诗留下位置。因此，所谓“两个标准”、“两次分类”未必确切。
其次，《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是否可以表达政治主题。持爱情说者一般都认为这证明《长恨歌》不可能表达政治主题，持讽谕说者不少则认为白居易归类有误，《长恨歌》应归入讽谕诗。其实，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论述来看，讽谕与闲适才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讽谕诗是表达“兼善之志”的政治诗，闲适诗则是“非政治诗”。因而，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没有归入“非政治”的闲适诗，实际上并没有排除《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可能性 (参阅拙作《白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
五、关于《长恨歌》主题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长恨歌》主题研究涉及的因素很多，这里仅就两个主要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长恨歌》研 究影响较大
我们从大致划分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长恨歌》主题研究明显呈现不同特征。从806年到20世纪初期约1100年间一直延续的“女祸”观点，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印记，显然偏离了《长恨歌》文本与白居易比较进步的妇女思想。从文本来看，只有唐玄宗是自始至终从未“离场”的中心人物，主题所指也必然在唐玄宗而非杨贵妃。关于“淫言媟语”的指责，显然也和封建社会对人性、人情的漠视有关。
20世纪50年代则明显受政治环境尤其是左倾思潮影响，这从讽谕说的极端化倾向就可以看出。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的《长恨歌》研究由于对此前一段时期文学过分政治化或作为政治工具的反感以及反拨，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某种“厌倦”政治的倾向，在进行接受研究的时候有意“去政治化”——故意忽略、淡化政治因素而强化其中的非政治内容，似乎越远离政治越正确，与20世纪50年代前后越政治化越正确一样，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因此，学术研究如何立足于作品本身，尽量避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非科学性影响，尤其是把《长恨歌》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文本而不是泛文化文本进行分析，是《长恨歌》主题研究需要审慎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爱情”、“讽谕”术语选择的偏误与策略
“爱情”、“讽谕”是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两个术语。《长恨歌》研究之所以分歧极大，可能部分与术语的选择有关。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爱情具有庄重、神圣等品质，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十分复杂，如杨玉环先作寿王妃、李杨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等，因此只要使用“爱情”这个术语，学术界就很难统一起来。“情爱”作为现代汉语辞典里的常用语词，具有热烈、浪漫等涵义而不具“爱情”的庄重、神圣，尤其是一个不带强烈褒义色彩的中性词，或许使用“情爱”表述李、杨关系更为准确。
“讽谕”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出自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及《与元九书》的相关阐述。白居易170余首讽谕诗，尤其是其中《新乐府》、《秦中吟》等诗篇尖锐直露、近于杂文“匕首投枪”式的风格，赋予了“讽谕”明确无误、不能随意更改的涵义。“讽谕”之说显然无视《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与讽谕诗尖锐、直露等风格的重大差异。或许采用“婉讽”或“劝讽”概念，不但避免把白居易自己归入感伤诗的《长恨歌》与讽谕诗混淆，亦可更准确地揭示《长恨歌》以帝王切身之痛，动之以情、婉转以劝的基本特征 (参阅拙作《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概而言之，采用“情爱”、“婉(劝)讽”分别代替“爱情”、“讽谕”，可能有助于弥合学术界在李、杨关系定性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及《长恨歌》主题研究逐步形成共识。
一部约1200年前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出现相当巨大的分歧，是异乎寻常的，表明《长恨歌》文本可能处于某种“临界”状态，具有可从不同方向进行解说的性质。这意味着，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不仅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可能提供了进行文学鉴赏和研究的相当重要的典型样本。1200年后重温对《长恨歌》的阐释和研究，或许能激活更多的思考，进一步揭开其中的迷雾，找到更加合理的科学结论。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统治前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使人民获得近四十年的安定，唐王朝的兴盛达到了顶峰。天宝后期，由于唐玄宗骄傲放纵，黩武贪功，耽于淫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广大人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唐玄宗前期给人民的良好印象是深刻的，即使到了天宝后期，人民生活总的来说也还是比中唐时期好得多；而且唐玄宗在事变发生后乃至仓皇奔蜀之时，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没有完全忘怀百姓。所以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一度受奸臣蒙蔽的英主，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无道昏君。再加上此后一连几个皇帝都昏庸无能，长期不能平息战乱，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自然就产生了对唐玄宗的怀念。人们对唐玄宗晚年在李辅国和唐肃宗监视下，身边无一旧人、郁郁而终的凄凉境遇感到同情。同时，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对一个妃子过分宠爱本不算一回事，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也绝不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那么，杨贵妃的惨死就不是罪有应得，而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同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寄托人们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怀念与同情的传说也就产生了，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民间流传，最终演变成为“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的悲剧爱情故事。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元和初年，正是安史之乱后百弊积结的中唐，当时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凋弊，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侵扰。中唐人民目睹时代沧桑巨变，不满于社会分裂、动乱和凋弊的现实，怀念盛唐的统一、安定与繁荣。因此，上至君臣之间，下至文人聚会、歌楼酒馆、街谈巷议，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爱谈论开元天宝遗事的风气，探讨由盛转衰的教训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唐时代普遍存在的怀念盛世、不满现实的社会思潮，反映到文学领域中，就相应产生了一股新的创作潮流，即以回忆开元天宝时代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文人们收集开元天宝时代的种种传说，写成了杂史或传奇小说；另一方面，这些广泛流传的传说，又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诗人们或回忆盛世、盼望中兴，或抚今追昔、感伤国运，或借昔讽今、针砭时弊，创作了不少兴寄深切的诗歌。白居易的《长恨歌》即属于后者。
个人背景
白居易“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试”，及第为官以前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在艰难的生活中，他勤学不辍，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以第四名及第。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思想体系是儒、释、道三家杂糅，他奉行“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处世原则，二者的矛盾性与互补性构成了他思想的鲜明特征。其中既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懦弱的一面；他有时敢于直谏，为民请命，但有时又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一方面，他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封建王朝中食禄奉公的官吏。黑暗腐败的时代环境与穷困的家庭环境限制了诗人的发展，形成了诗人心理上的灰暗色彩与消极因素；早年长期不顺的境遇、艰难的生活使诗人产生了悲哀自怜的情结；儒家的“入世兼济”与佛道的“出世独善”构成了他思想的矛盾性，并导致了他的双重人格。这就为《长恨歌》的创作提供了特殊的心理情境。
《长恨歌》实际也是诗人长达十几年不幸爱情的艺术概括。白居易正式结婚很晚，直到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才与杨氏完婚，时年三十六岁。白居易晚婚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符离（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有一个感情甚笃的女子，“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长相思》）。女子名叫湘灵，因为社会门第等级观念，白居易没能和这个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正式结婚，所以两人的爱情是饱含着血泪的。白居易三十二岁那年离开符离，与情人再无相见机会。《长恨歌》写在白居易与杨氏结婚的前几个月，诗人这一阶段的感情是相当痛苦的，因为失去了与湘灵相会的任何可能。当陷入相思痛苦深渊不能自拔时，一旦涉及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诗人的痛苦之情便凭借这个“易传之事”，以“绝妙之词”抒写出来。
《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当时白居易三十五岁，任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诗叫《长恨歌》，称传叫《长恨歌传》。
思想内容
白居易把他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而将《长恨歌》列在感伤类。诗人曾颇为自得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在他看来，《长恨歌》与讽谕诗《秦中吟十首》不同，它是“风情”之歌。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这是不合原意的。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人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所以，把《长恨歌》的题旨仅仅归结为“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的讽谕说，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作品的客观内容。
《长恨歌》与一般叙写爱情悲剧诗歌不同的是，这个悲剧的主人公是帝王和妃子，悲剧的制造者和悲剧的主人公是重合的。诗的前半部分主要叙写唐玄宗重色误国和杨贵妃恃色邀宠。由于唐玄宗“春宵苦短”不理朝政，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在这一部分里，诗人流露出明显的讽谕，如“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是对唐玄宗的批判，“姊妹弟兄皆列土”数句是对裙带关系的针砭；然而也为之讳饰，如杨贵妃原为唐玄宗之子寿王妃，陈鸿《长恨歌传》就写到“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但在《长恨歌》中却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的态度与陈鸿有所不同，是有意护短的。诗的后半部分主要叙写马嵬驿兵变后，唐玄宗和杨贵妃彼此的思念及生死离别的悲剧。此时的主人公身份发生变化，一个是失败的帝王，一个是仙山的太真。在这一部分里，唐玄宗的性格已经由“好色好淫”为主转化为“情痴情种”，诗人的态度也明显由讽谕为主转向同情了。诗人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按照人间理想的爱情模式进行艺术提炼，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演绎为普通人的爱情悲剧，寄托了诗人对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的赞颂之意：“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篇虽有对悲剧主人公唐玄宗重色误国的批判倾向，但也有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遭遇的同情态度，对“比翼鸟”“连理枝”的赞美歌颂。
《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复杂性，既有批判、讽谕成分，又有同情、歌颂成分。《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纵观中国叙事文学史，在《红楼梦》诞生以前，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抵是平面化、单一化的，正如《红楼梦》脂评所指出：“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缺少活生生的丰富内涵。《红楼梦》则不然，如贾宝玉就“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他身上体现了多种性格元素的综合。在《红楼梦》问世的九百五十多年前白居易就初步创造了一个集多种性格元素于一身的唐玄宗的形象，他身上也确实交织着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可怜与可憎、坚贞诚挚与昏庸鄙俗、情痴情种与好色好淫。白居易在诗中不但揭示了这种多重性，使之相反相形，而且使之在情节发展中浑然一体地显示出来，有其令人信服的逻辑。《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就根植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的多重性格之中。
《长恨歌》中唐玄宗的多重性格，还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和诗人的创作心理依据。历史上的唐玄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但是糊涂的昏君，而且更是有所作为的贤君，青史垂名的开元盛世就与他分不开。白居易在《策林》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太宗、玄宗抱神圣文武之姿”，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唐玄宗还是聪明才俊的乐舞鉴赏家、创作家和倡导者，对艺术事业的繁荣起过推动作用。白居易也是乐舞的理论家和倡导者，对此容易产生同感共鸣。他在多首诗中赞及《霓裳羽衣曲》，这一作品的创作、欣赏和流行不仅与唐玄宗有关，还因杨贵妃擅长此舞而更负盛名。白居易曾把此曲看作开元盛世的艺术象征，在《长恨歌》中还很自然地以此象征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或爱情之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爱情及其美梦一去不复返，开元盛世更是烟消云散了。诗人虽颇有针砭之意，但同情遗憾之心也跃动在字里行间。有学者认为，《霓裳羽衣曲》是亡国之音的象征，这不符合白居易的心理，有违事实。白居易说：“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歌》）明明是并不贬抑《霓裳羽衣曲》，由此也可见他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有一定好感，这可看作他创作《长恨歌》的重要心理依据。总之，白居易对唐玄宗是既有好感，又有反感，故在诗中既哀其不幸，又讽其昏庸，而在这双重主题中，同情其爱情悲剧则是主要方面。
回看全诗就会明显地感到，前半部分基本是写实的，后半部分则逐步转到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前半部分以批评为主，带有讽谕的意味，后半部分则以同情为主，带有感伤的意味。这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却通过马嵬驿兵变联系起来了。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并没有统一，诗人也无法统一。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是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诗人来说，既要批评，又要同情，二者难以统一。诗人思想的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作品主题思想的复杂性也表现在这里。也许正是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性结局，以及白居易对两人故事的矛盾态度，所以才以“长恨”命题，以“长恨”作结。
艺术特点
艺术形式
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已有过《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长篇叙事诗，但它们都是民间的创作，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用的多是民歌的手法，艺术形式也比较朴素。《长恨歌》的故事虽然是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蜕化出来的，但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诗人采用了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借着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某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展示了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情节安排
《长恨歌》的题材相当复杂，从杨贵妃入宫写起，一直写到唐玄宗返回长安以后，时间上下几十年，涉及安史之乱、马嵬驿兵变等许多历史事件，又吸收了唐玄宗遣道士访求杨贵妃魂魄这一民间传说，从人间写到天上，构思规模之大在古典叙事诗中是罕有的。面对这样复杂的题材，诗人并没有像史家那样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主题的需要来剪裁材料、安排情节，使得主线分明，结构谨严。诗人对有利于突出主题的情节都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作了细致生动的描写。唐玄宗遣道士访求杨贵妃魂魄这一情节虽然是出于传说，但它有力地表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坚贞，可以激起人们的同情，自然成为了全诗的中心情节，所以诗人用了十八句之多的篇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同样从突出主题的需要出发，诗人对那些不利于表现主题或与主题没有多少关联的事件，有的索性略去不写，有的则仅作必要交代。例如杨国忠的专权与安史之乱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详细描写这些事件势必影响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所以前者干脆不提，后者也仅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作了交代。又如从马嵬驿兵变到安史之乱平息、唐玄宗返回长安包含了许多历史事件，但这些事件和主题没有多少关联，诗人仅以“天旋地转回龙驭”一句就把整个过程都概括进去了，保证了主题的突出，也没有妨碍情节的连贯。正是因为诗人紧紧抓住了主题的需要来决定材料的取舍、详略，才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传说组织得紧凑谐和，收到了举重若轻的效果。
人物形象
在封建时代，帝王和后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文学作品中，他们通常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却很少被作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加以描绘。在白居易之前，只有《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的传记中写到一些帝王后妃，但是严格来说，那毕竟是历史，不允许过多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此外，六朝小说也有少数几篇描写了帝王后妃的轶事，如《汉武故事》《飞燕外传》等，但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模仿史传的写法，缺乏生动细致的个性描写，又无一例外地着力渲染帝王后妃的不同常人之处，这就使得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甚至不近人情。白居易的《长恨歌》打破了这种传统写法。他没有突出所谓帝王后妃应有的“风度”，抹去了以往作品中加在帝王后妃身上的神秘色彩，像写普通人那样来刻画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写他们的爱情。这样塑造出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有血有肉，使读者感到亲切而且真实可信。例如写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的情景：“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前一句的“夕殿”指出时间、地点，是符合唐玄宗的帝王身份的，“萤飞”烘托出一派凄凉的气氛，但帝王所居的宫殿中是否真的荒凉到这种地步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是出于诗人的想象；后一句中的“孤灯挑尽”也不符合帝王生活的真实情况，而更符合于普通人。但正因如此，唐玄宗的形象在广大读者看来才更亲切、更易于理解，也才更能引起同情。
语言特色
《长恨歌》的语言也有突出的特点。第一，诗中使用了较多华丽的字面，如“鸳鸯瓦”“翡翠衾”“金阙”“玉扃”“九华帐”“珠箔银屏”等。这些语言精练而流畅，优美而易懂，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而且符合皇宫和仙阙这样一些特定的环境，符合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特定身份，也符合两人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因此，读来丝毫不感到矫揉做作，只觉得华美而又自然。第二，《长恨歌》用典用事较少，而且全都来自传说故事。“小玉”和“双成”都是流传很广泛的传说故事中美丽多情的女子。因此，诗人借用她们的名字作为杨贵妃在仙宫的侍女，既不影响读者理解诗的内容，又衬出杨贵妃的美丽和高贵。第三，《长恨歌》和白居易的其它叙事诗一样，都采用七言古诗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不妨碍表达诗人用意的前提下，《长恨歌》又吸收了近体诗的长处，全诗中穿插着许多“属对排偶”十分严整的句子，例如“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这些诗句的穿插使全诗的音节更加和谐悦耳，语言更加优美，声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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