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长恨歌》

时间：2024-10-22 13:48:25 长恨歌我要投稿

赏析《长恨歌》

　　我主张《长恨歌》既非爱情诗，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嬗变当是热门话题。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谈政治却说风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叹顺宗谦和懦弱却说李杨爱情，亦不合情理。况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为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志在兼济”，此后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当时正是“志在兼济”。初入仕途，诗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国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贵为九五至尊的顺宗尚不得免祸，谁又敢用诗文对朝政评头论足?更何况白居易始罢校书郎，谪周至尉。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长恨歌传》的篇末议论是辩白避祸之辞，长恨歌与传都是托风月之事说政治之实。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兴”便成为中唐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唐人解不开的心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撰写《大唐中兴颂》，再一次表达了中兴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蕡的考生为言国家“中兴”，遭贬谪而冤死。好友李商隐极为悲痛，作《哭刘司户蕡》，诗云“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足见“中兴”之论深入人心，多少有识之士为国家中兴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安史兵乱后，中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

　　肃宗是乱世天子，他在位6年致力平叛。代宗面对盛唐残局，东有藩镇割据，西有吐蕃侵扰，北有回纥要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德宗即位之初，颇思励精图治，减乐工，损服玩，禁止宦官受赂，罢诸处岁贡，政局为之一新。德宗亦思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社会、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场大乱，爆发了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叛乱。最后，朝廷虽平定朱泚、李怀光、李希烈等之乱，但对其余叛镇只得以姑息让步换取乱事的结束。

　　顺宗在位不到一年，为后世留下了一次说不尽的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来也有人称之为“永贞革新”。

　　显然，肃宗、代宗两朝穷于应付安史之乱及其善后工作，中兴无从谈起，仅限于政局稳定无事的奢望。德宗时期，社会、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急功近利，适得其反。那么，顺宗、宪宗两朝当是中兴的最佳时期。其时，社会稳定，国家富足，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制约着政治经济的新兴势力的发展。于是这股中兴势力，要求削夺藩镇与宦官的权力。顺宗、宪宗朝这种矛盾日渐尖锐，中兴终于摆上日程。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就是这股中兴势力的代言人。“二王八司马”事件将这种矛盾推向高潮。二十八年后的刘蕡事件再次证明这一矛盾的存在。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其背景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永贞革新”失败;元和元年(806)正月已退位的顺宗突然“旧恙愆和”，猝死。帝王的命运竟为宦官近臣操纵，中兴遇阻，盛世难期。

　　白居易平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白居易作《长恨歌》又何尝不是为没有能够担当中兴之任的铁腕雄主而喟叹呢?

　　第五，文者气之所形，前后一气，情结中贯。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从结构上看，全诗可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于是，有人认为前后两部分表达的感情不一致，前者重在讽喻，后者重在歌颂爱情，是为多主题。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古人在创作和欣赏时，常常讲文气，以文气反映作者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流程。王勃《滕王阁序》写了南昌历史人文、滕王阁景观与宴会，以及自己行踪际遇，涉及多项内容，这样大容量的内容很难归结到某一点上，但全篇洋溢着作者自负才华渴望有所作为的少年意气。《长恨歌》篇幅长、容量大，前后虽明显分为两部分，但仍给人一气呵成之感。那么贯穿前后的是一股怎样的气脉?

　　前文极力铺排渲染绝世佳人杨贵妃的天生丽质、雍容华贵，以及宫廷生活的富赡奢侈、美轮美奂。其实反映的是开元盛世繁荣强盛的时代气息，《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开元盛世的象征。“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我们从绝世独立的佳人身上看到的是开元盛世不可逾越的历史高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是盛世毁灭，回天无力的悲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写的是对盛世的怀念和天朝式微的悔恨。“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写的是有识之士渴盼中兴所作的种种努力。“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表达的是解不开的中兴情结，这就是贯串全篇的感伤气脉。

　　第六，美饰多于揭露，钦慕之意不言而喻，《长恨歌》是诗人对圣主明君的呼唤。

　　全诗对李杨爱情极尽浪漫的演绎。在巧妙取舍李杨故事材料方面，也充分流露了诗人感情的倾向。赵舆时《宾退录》卷九：“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祥矣，特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作为一代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尽管唐代是风气开放，礼教约束较宽松，但公公夺爱于儿子并不是光彩的事情。白居易对这件事采取了含糊其词的办法，用“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弃置，一朝选在君王侧”两句诗带过，让人不知不觉。显然，诗人是将这位曾经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从而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作为中兴偶像加以崇拜和追念。

　　抗战期间，郭沫若陆续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是时代对爱国志士的呼唤;上世纪末，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等，是时代对改革家的呼唤。其实白居易的《长恨歌》怀古咏史又何尝不是对中兴之主的呼唤。白居易可能也没有想到当朝刚刚即位的的宪宗就是他千呼万唤应时事而生的中兴之主。后来，宪宗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重振了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被后代史学家誉为大唐“中兴之主”。我们在感叹文学与历史的默契同时，更要赞叹白居易对“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理念的把握和坚持，赞叹这位伟大诗人不愧为时代最优秀的代言人。

　　综上六点，我以为白居易创造《长恨歌》是假风月之名，抒发郁结胸中的中兴热望，渴盼能有一位唐玄宗式的铁腕雄主扭转乾坤，再铸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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