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
《长恨歌》白居易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其创作主题蕴意深刻，值得大家深究!
《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
《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一
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探讨情况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建国以来学界多次展开讨论，综合各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一是讽刺说，其二是爱情说，其三是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又有爱情的双重主题。
讽刺说发端于古人。南宋陆游说，杜甫的“《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询说：“《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个字下得很准：“哀艳之中，具有讽刺。”
“哀”的“艳，”就是杨玉环，是形式;“讽刺’’唐明皇，是内容。这几个人都认为诗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对象，诗歌的主题与白居易同时所写的《李夫人》是一样的。
爱情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诗中帝妃是正面艺术形象。立论的依据是诗的后半部分对爱情的描写。但他们无法将其观点贯穿到前半部分，他们也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和谴责的意味。此说的不彻底性使他们在争论中处于少数地位。
讽刺说与爱情说各执一端，那么试图调和矛盾的双重主题说便得以产生。这一派既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意义。又承认后半部分李杨有诚笃的相爱之情，并认为作者偏重于后一方面。因而这一派被认为是折衷派，也可以说是爱情说的支持《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派。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那个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的情趣还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须先“知人论世”顾及到作家创作时的各种因素。
从时间上说，杨玉环死于756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过滤，只会引起作者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而不会引起作者哀艳的热烈冲动。诗歌的情感动力只会来源于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叶燮在《原诗》中说：“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以我们也应从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两层：一是作者写《长恨歌》与他写《策林》同时，也与他写的《李夫人》同时，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与《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况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不为虚文的诗人。《长恨歌》与《李夫人》同时，《李夫人》中也写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鉴嬖惑也。”那么作为同一题材的《长恨歌》，主题当与其相近而不会相悖。二是《长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题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剧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爱情悲剧托浮在国家大悲剧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是在安史之乱的典型环境下写出李杨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对爱情悲剧的理解逻辑：先写他们的花容月貌，倾心相爱;再写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碍和彼此经历的磨难;最后升华主题，使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长恨歌》之所以赢得古今中外许多读者的欣赏，就是用惯常的悲剧程式写了一个帝妃的悲剧。
再看事：《李夫人》用汉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简笔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题，小序云：鉴嬖惑也。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诗笺证稿》l3页，中华书局l963年5月第1版)为什么要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就是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达到艺术的真实。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对女色误国之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长恨歌》主题的隐晦之处，在于有着诸多的凡人的情感历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来，先写爱恋之深，次写永离之痛，最后写相思之痴，是通俗化和演义化了的皇家爱情悲剧。使人不易在扑朔迷离中把握其主题倾向。
荣格说：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找寻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当代西方美学》2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运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血.型，写出了触及社会灵魂、更满足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
《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二
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他要求艺术的真实，更要求素材的真实，要求诗人对社会负起责任。他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说明，白居易此时所写的《长恨歌》完全是有为而发，是为了“救济人病，裨《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补时阙，”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样?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这么担忧?据《新唐书’德宗纪》《唐会要·搜狩》卷二十八载，德宗、宪宗都喜爱田猎。《旧唐书。郭后传》载：宪宗“后庭多私爱。”可见声色犬马是德宗、宪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这两位贪图逸乐、惑于尤物、奢欲无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发，在《策林》中反复地强调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策林》二)那么此时所写作的《长恨歌》，目的就绝不会是歌颂李杨的爱情。他的选材、立意、构思情节、展开主题都必须是围绕着“惩尤物”、“窒乱阶”的目的展开的。
洪迈在《容斋续笔》的“唐诗无讳避”条中指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呢，非外间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也不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
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皆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固然唐朝政治开明，但白居易敢于这样，也很不容易，表现了他的苦心和见识。他写《长恨歌》的目的，正是为了节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对“谄成之风。”离开了作者创作的政治理想和创作意图，把《长恨歌》当作纯粹的爱情故事来欣赏，显然是背离了文本的原意和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现实、讽喻君王的重大社会意义。
三、从作品的本身看爱情说攻击讽刺说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不能解释自居易为什么不把《长恨歌》归到讽喻诗，而归到感伤诗中;二.廷无白居易研究法解释诗人在全诗的后半部分为什么对李杨爱情有饱含深情的描写。
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去解读《长恨歌》吧。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头就破题，点出唐明皇是一个重色皇帝，并以此总领全篇，预设规戒的趋向。已经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了，还嫌不够，还要找最好的。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养在深闺人未知”--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白居易故意欲盖弥彰的--杨太真。从此唐玄宗就为“尤物，，所惑，“三千宠爱在一身，…‘春从春游夜专夜，…‘尽日君王看不足，”“从此君王不早朝，”完全沉湎在声色之中。当初非常英明的皇帝现在不理朝政了，还胡乱封官，杨家“姊妹兄弟皆列土，，，致使天下人心失衡，“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事情也发生了。这不是赞美杨贵妃，而是嘲讽整个世风，传达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
杨贵妃呢，也由于她“天生丽质，”能歌善舞，能“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这不会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要体现“人的整个教养的程度，”而不只是简单的肉欲和性爱。黑格尔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一位哲人说过：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
李杨荒唐的生活，必然为自己带来终生的愧悔。马嵬坡下，贵妃被杀，她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整体来说，应该是唐玄宗负责。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
兴亡责任，都该男的负。”(《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1年版)问题在于渔阳兵起，玄宗在播迁途中，当禁卫军在陈玄礼等的鼓动之下，六军不发，玄宗“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日：‘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旧唐书-本纪玄宗下》)这是史家在冷峻的目光下对玄宗的所作所为的冰冷的白描。实际是唐明皇为了平息众怒，以便保全自己，而下令绞死杨贵妃的。
但白居易写得比较委婉：“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媚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用“君王掩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的罪恶掩盖了起来。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丢车保帅，就要舍得抛出宠妃的头颅来洗刷自己，换取自己性命安全。而且在贵妃死后，竞连她的首饰也不敢叫人去拾取。这样宛转的陈述，含意与李商隐的《马嵬》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谴责是一致的。此等事情，总不好说成是对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吧诗歌的后半部分，作者浓笔重墨地描写唐玄宗对杨玉环朝朝暮暮的思念。用比兴、烘托、移情、对比以及一些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之间的思想感情。这是不是表现了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这却是我们值得商讨的。
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行宫见月”是“伤心色，…‘夜雨闻铃”是“肠断声，”尽管“蜀江水碧蜀山青，”风景非常好看，但“圣主朝朝暮暮情，”仍在朝暮思念贵妃。返回途中，马嵬坡下，为之唏嘘伤感，歇了一晚，回到兴庆宫中：触物凄惨，夜不成寐，见到“太液芙蓉”想起她，见到“未央宫柳”想起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所见无非玉环者，每每引起他的追白居易研究一念。这种情怀是真实可信的'。主是能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对一个封建皇帝难得的爱情专一表现的歌颂作为皇帝的唐明皇，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力，在软禁中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普通人了。他完全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人的思维角度和感情角度来回忆自己逝去的一切，检视自己所犯的孕史错误，追悔自己失去的感情，完全可以站在一个对等的地位来忏悔自己的失误给杨玉环造成的痛苦，为自己所造成的大唐于朝的由盛转衰而懊悔。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刻薄一些，说此时的唐明皇，惋惜和苦恼自己失去的权力和美人，抱恨终天，这都是廿J以理解的。
让我们回到自居易的角度，看作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态度。艺术作品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有自己的特殊空间，对唐明，没有必要从江山社稷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总结，只是选取艺术的典型环境描写就够了。他失去贵妃，无限痛苦，作者以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来回应前文中的“芙蓉帐暖度春宵，”“春从春游夜专夜。，’以“孤灯挑尽未成眠，…t耿耿星河欲曙天，”来对照“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以“魂魄不曾来人梦”来回应“尽日君王看不足，用这些非常合乎人物生活环境的心态描写，来揭示玄宗以往的淫靡生活和眼前的无奈、颓废和伤感，来刻划他的长恨。他的长恨，正是作者本诗所要突出的中心思想。
设身处地地想，唐玄宗此时应该有自己的心理空间，有爱情的角落，对他的内心的人木三分的描写，不只是对人的本性的揭示，而是从统治阶级高层对安史之乱教训的历史总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怀恋，现在应该说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的思念，或者觉得有对不起贵妃的愧悔，所以找来道士上天入地地寻觅一番，也无不可。即使是为了浇一下自己心中的《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块垒，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丝的解脱，说明他受惑之深，借此填补一下精神的孤寂和空虚，也是一种人之常情。
悲剧的意义在于把美好的东西打碎叫人看。为了鞭挞唐明皇，充分展示他的情感痛苦，作者调动了俗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迷离恍惚之中使读者仍能看到贵妃的形象依然俏丽动人。
而且进入了灵界的太真与以前的杨贵妃有性质的禾同，前者是富于眭感的世俗美人，后者则是净化了的理想女神，“梨花一枝春带雨，”“雪肤花貌参差是，…‘风吹仙袂飘飘举，’无一不是诗人心目中的女性美再现。尽管在仙山过着仙女的生活，但她对人间的芥蒂和愤怨仍然很大，“花冠不整下堂来，…t玉容寂寞泪阑干。”当她得知天子派来的使者，便去接见，要他向君王转达别情，并赠旧物，殷勤寄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感情缠绵悱恻，表达了她死后的凄凉和怨恨、困惑不解和期盼。反映出无辜的她经过生离死别后的复杂的内心矛盾和难以排解的痛苦。唯其如此，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自居易在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时，能把握人的本质特性，注意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矛盾，展示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具有一定的人性和人情，而且又不失其为皇帝和后妃的阶级本性，读来情致曲折，真实而合理，显示出艺术的光彩。
没有回避历史事实，而把李杨的关系放在安史之乱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透过他们的风流艳史写出造成国破人亡的必然结果，使作品具有时代的特色，也显示出作品的倾向性，指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进程中陈腐的东西。这也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四、白居易为何把《长恨歌》归到感伤类爱隋说反驳讽刺说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既然《长恨歌》是有强烈的讽刺意义的作品，为什么作者在自编定的诗集中把它归到了感伤类，而没有归到讽谕类呢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虽然这种分类不尽科学合理，但足以解释“爱情说”一派所提出的问题。按白居易的分类原则，讽谕诗是“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
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也就是说，这一百五十首诗，是因事立题的“新闻报告”诗，而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有美刺兴比作用，才编在讽谕诗里。讽谕诗用作者在《新乐府序》中的话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的功利性，抒发的是群体的情感而不是个体的情感。而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与元九书》)写的是自己的心情意绪、生活所感，是诗人个体情感的自由表现。套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是“为己而作，为文而作也。”
李杨的悲欢离合，是“牵于外”的事物，而发掘的是君主不要重色失政的“动于内”的情理，特别是已经不具有“新闻报告”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了，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份。作者白居易看重的是前一类，看轻的是后一类，而后代社会一般容易认可的是后一类，忽略了白居易诗歌密切关注时事政治的时效性特点，一概目之为政治诗，而人们不喜欢政治味太浓的诗。白居易说“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感叹“时之所重，仆《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之所轻。”这里有世风和文风变化的复杂因素。
不过，白居易对《长恨歌》还是颇为爱重和自诩的，他说：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长恨歌》写成后，社会流传很广。长安军吏高霞寓欲聘娼妓，妓自我标榜说：
“我咏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说明《长恨歌》普及的程度。《唐摭言》记载，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的诗句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llilpl《琵琶》篇。”不但在国内广泛传播，而且不胫自走，还远传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一般的读者喜欢它好句联珠，朗朗上口，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推敲其思想意义，但喜欢他用游仙体把这段传闻写成通俗诗歌，使人读后情感激荡，难以忘怀。有见地的人，主要还不是欣赏它的词藻和故事，而是透过情感的迷雾，在思考悲剧的社会原因。王质夫说自居易“深于诗，多于情，”的确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日：
“《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以情动人，传情达理，吸取当时流行的俗讲文学优长，富有传奇故事性，以情感的纬线来反映社会生活，既迎合了广大读者的El味，又能够委婉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曲，在客观上和当时人民对明君的期望是一致的，在精神上又为民众提供了食粮，为民众所乐道。这正是《长恨歌》广泛流传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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