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白居易为什么恨

长恨歌白居易为什么恨

　　《长恨歌》不仅是白居易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本文的内容是为大家解析长恨歌白居易为什么恨，欢迎大家分享。

　　长恨歌白居易为什么恨

　　对《长恨歌》中的“恨”字，历来人们只是普遍认识到如何理解“恨”字，关涉到对这篇作品主旨（或曰主题）的理解，因而关系重大，正如饶芃子先生所言：“‘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1](P871-872)，但对“恨”字的具体内涵，诸如谁“恨”、“恨”什么、为什么要“恨”而且“长恨”，虽然间或有人提及过其中一两个问题，但或众说纷纭，或言之不详，都缺乏具体深入的探析，更谈不上取得共识了。这里想就此做一点比较具体的探析，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首先，是“恨”字的含义。

　　《辞源》对“恨”有两种解释：一是怨恨、仇恨，如《荀子·尧问》中说：“处官久者士妬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二是后悔、遗憾，如《史记·商君列传》中道：“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那么《长恨歌》中的“恨”，作者究竟是在哪一个意义上使用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已有的说法，如有人说：“唐玄宗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长恨’的原因”；“诗人对这篇诗的主题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讽刺，又特别哀怜”，“最后无可奈何地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表示悼惜，说明了作者……对帝王的这种‘悲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诗中对玄宗的同情多于批判，有惋惜而无谴责”，“白居易一方面对玄宗惑于女色以致误国、误己表示痛心，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赞赏他的爱情，同情这位太平天子的不幸”，“而对玄宗的同情也包含着对盛唐的怀念与惋惜”；“诗中也有作者因与自己所爱女子不能结合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比翼鸟’、‘连理枝’的愿望虽然美好，此生却难以实现，那么剩下来的，只有永难消解的‘长恨’了”。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主人公”，既曰“哀怜”、“悼惜”，又曰“同情”、“憾恨”，这“长恨”之“恨”，自然应是后悔、遗憾之意了。但有人似乎又不这么认为，“白居易对这位先朝皇帝唐玄宗的荒淫生活进行批判……对唐玄宗由于奢欲而酿成的‘安史之乱’，几乎弄得国将不国，怎么还会去歌颂所谓‘李杨爱情’呢？”既非歌颂，而是批判，何言惋惜、痛悔与遗憾？所以“长恨”之“恨”，又似乎应是“怨恨”之义了。我们客观地来看，说作者在写这首诗时没有对李、杨的同情，是不符合这首诗浓郁的伤感惋叹的事实的。作者自言“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无正声”，白居易显然主要是把这首诗当作男女风情诗来写的，怎么可能不在其中寄托或表达自己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看法呢？造成作者对这两个历史人物本来不值得那么歌颂的所谓“爱情”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表达了人们在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赋税繁苛的情况下对这位开创盛唐繁荣兴旺局面的所谓“四十年太平天子”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国泰民安的时代的怀念；二是出于人们对这位曾经很有作为的帝王晚年不幸的同情，而这两点都显然淡化了人们对他误国过错的认识和谴责；三是作者在汲取有关民间传说时，显然继承了民间传说中人民通过李杨故事寄托的自己美好爱情的理想；四是诚如人们所说，此诗中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情爱自伤”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文本事实看，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学界大多数的观点看，将《长恨歌》之“恨”释为“遗憾”或“痛悔”都是比较合适的。

　　二其次是谁“恨”？“恨”什么？

　　诗的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虽然是全诗的点题之笔。但“谁恨”的问题依然存在。从这两句的前两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来看，“恨”的主人公似乎确然无疑是李、杨二人，但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寄托的人们的爱情理想、对盛唐的怀念、对玄宗的惋惜以及文本所流露的强烈悼惜之情来看，显然“遗憾”的主人公也应包括作者以及诗所感染的读者在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才说：“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点题之笔里，刻骨的相思变成了不绝的长恨，特殊的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受到心灵的震憾。诗以‘长恨’命题的意义，诗在艺术上的巨大魅力，似乎正在于此。”在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此，在我们看来，《长恨歌》中“长恨”的主人公，固然主要是李、杨二人，但也包括了作者和受强烈感染的读者。

　　至于“恨”什么？即“遗憾”和“痛悔”的具体内涵，就笔者所想到的而言，至少可能有四：一是生离死别的遗憾和痛悔；二是造成国危民艰的遗憾和痛悔；三是未实现诺言的遗憾和痛悔；四是自酿苦果的遗憾和痛悔。以下试作阐释。

　　《长恨歌》有无李、杨二人生离死别的遗憾和痛悔？回答是肯定的，但却显然不能涵盖该诗及李、杨二人“恨”的全部内容，甚至不能代表其主要内容。因为：一，诗中表达的李、杨二人那么沉重的、刻骨铭心的思念和痛苦，显然不是仅仅“遗憾”和“痛悔”二词可以概括和表达的；二，诗是建立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的，既然坚信“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而他们二人虽一在仙山，一在人间，还思念得那么痴情而专一，那么，天上人间总会有相见的一天，为什么还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可见，遗憾和痛悔的主要内涵绝不是生离死别。

　　是不是遗憾和痛悔自己的行为导致国危民艰呢？似乎也不是。诗的前半部分，诚如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作者充分描写了李杨二人一人“占了情场，误了朝纲”，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之类的描写即是；另一个恃宠骄奢，所谓“姊妹兄弟皆裂士，可怜光彩生门户”之类的描写即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二句，对比中所暗示的因果关系和讽刺之意更是至为明显。若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必然就要写到“安史之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但作者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不仅没有写到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国危民艰，而且“天旋地转回龙驭”一句转折之后，作者全力以赴描写李、杨人间天上的苦苦思念，不但没有写到唐玄宗一念及此，作者亦无一笔写到，可见诗中的主人公以及作者遗憾和痛悔的内容，都丝毫不包括两位主人公行为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忧患在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对此事的见解不仅比不上写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的袁枚，也比不上比他稍后的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那么，是不是遗憾和痛悔未实现“世世代代作夫妻”的诺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不仅作品的主人公是如此，作者的主要情感也凝聚于此。从诗的两位主人公来看，他们本来是发誓要世世代代作夫妻的，但结果却一世还未到头就被迫生离死别了，怎么会不“此恨绵绵无绝期”？从作者在诗的后半部分大肆渲染李、杨人间天上的相思之苦来看，作者的最大遗憾和痛悔似乎也是凝结于此的。作者的这种感情倾向，也因为作品的巨大艺术感染力传达给了读者，因而读者在读这首诗时，似乎也淡化了对“安史之乱”严重后果的关注，而把关注点集中到了对两位悲剧主人公的同情之上。

　　至于如何看待主人公遗憾和痛悔自酿苦果呢？笔者认为，这只是后人的一种看法，而不是作品主人公的自觉意识和作者的主要意图。因为在作品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如果“恨”可释为“怨恨”，那就可能有如下几种答案：恨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判乱？恨陈玄礼手下的六军逼迫玄宗让贵妃自缢于马嵬坡？恨玄宗面对六军压力而不能挽救贵妃一死？这三点虽在诗中找不到证据，但不是没有可能，尤其是第三点，则又回到了遗憾和痛悔未能实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理想上来。所以说，所谓的因自酿苦果而“恨”而且“长恨”，只能是后人的认识，是作品的一种客观效果。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看法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觉得，这毕竟是作品的客观效果，而不是作品文本的内涵，不是作者的创作主旨。

　　三最后，我们想谈谈对作品的主人公、作者及后人对这种“恨”的看法的态度。

　　要谈对作品的主人公李、杨二人及作者遗憾和痛悔玄宗未能实践诺言以致造成二人生离死别的看法，就首先不得不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李、杨和作为文学形象的李、杨区别开来。但事实上，二者却是难以分开看待的。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李、杨是很难有真情可言的，即使他们有真情且因玄宗未能遵守诺言而感到遗憾和痛悔，也不值得人们去同情。因为众所周知，杨玉环本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即李隆基的儿媳，李隆基看中了她，虽然经过了杨玉环先作女道士后进宫的过渡，但仍改变不了它的宫庭乱lun丑剧的性质。再从年龄看，据考李隆基比杨玉环要大三十多岁，古人结婚又早，也就是说杨玉环几乎可以作李隆基的孙女了。唐玄宗爱杨玉环可能是真的，但要杨玉环真正爱唐玄宗，恐怕就比较难了。这还不说帝王家是否有真情的问题--宫中有那么多的美人，要一个帝王完全钟情于一人，像诗中所写的那样，实际上也是难乎其难的。马嵬之变中李隆基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惜让杨玉环作替罪羊，就是他这种感情虚伪性的最好注脚。因为，若要追究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那么首先应受到罪责追究的是玄宗自己，而不是杨玉环，所以即使到后来不论玄宗是怎么懊悔，怎么怀念杨玉环，要让人同情都是很难的。再就杨玉环而言，她的恃宠骄奢也是无庸讳言的。以陈玄礼为首的六军必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固然有“女人祸水”观误导的一面，但显然也是和她以及杨氏姐妹兄弟平常不得人心相联系的。因为前一点，人们对她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此恨绵绵无绝期”则比较难。就作者而言，要表达人民群众和自己对美好爱情的理想和感情，如果不另起炉灶，而要借助于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名人效应”而取得思想艺术上的双成功，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作为历史人物，这两个人物已被定格在历史上，关于他们的基本事实框架和人物思想性格，是不能随意虚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费了很多的力，历史上以至于现在许多人都用这个题材进行写作，虽用尽了种种办法，仍避免不了人们所谓的“主题矛盾性”的原因。但鉴于作者写这首诗时的特殊创作心理，较之作品的主人公，作者的惋惜和遗憾之情，还是可以被读者所理解的。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作者把这种惋惜和遗憾之情成功地传达给了读者。这是造成这首诗巨大艺术感染力的核心因素。因为如果说在诗的前半部分，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占了情场，误了朝纲”的帝王形象和一个恃宠骄奢的宠妃形象的话，诗的后半部分则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刻骨铭心地互相思念的男女主人公形象。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作者在他们身上的确寄托了人民群众和他自己对于美好爱情的理想，或者换言之，在诗的后半部分，李、杨二人已经完全脱离历史，成为人们和作者心目中爱情这一人类美好感情的象征。而人们的这一美好感情，总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情者终成眷属”，却因某种原因而分别以至两地相思，更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正因如此，人们在读这首诗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感情倾注了进去以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这首诗其所以千古以来人们虽对历史人物李、杨不无非议，但却震撼了无数人的心，使无数人产生强烈的共鸣的原因。也正由于此，人们在读这首诗时，对既作为历史人物，又作为文学形象的矛盾心态将永远存在，这是这首诗以具体历史人物李、杨为基础虚构文学形象表达自己理想的爱情所造成的一种必然，而且不可能解决。

　　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再来观照一下后世“自悔情孽”说或“自酿苦果”说。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古人的“自悔情孽”说或者今人的“自酿苦果”说，在有关史籍和作品文本中都是缺乏依据的。就作者而言，不管在作品之外还是作品之中，也都缺乏这一方面的表示。基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后人或今人对这一作品的理解。这中间，有作品的客观效果，也有对作品内容的现代评价，还有作品成功地引起人们对作品主人公悲剧的情感体验等复杂的历史和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所以，在我们看来，说到《长恨歌》主旨或主题的这个“恨”字，还是应当把作品主人公的感情，作者寄托的感情和后世人们的感情体验严格区别开来，否则，我们就难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拓展

　　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原因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

　　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扩展资料：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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