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时间：2023-03-26 09:31:45 长恨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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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却令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曾引发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其要者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近年来，张中宇先生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等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及《长恨歌》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华书局2005年)，进一步提出了“婉讽主题说”。本文试图在进一步解读与考证《长恨歌》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进行扼要的检讨，并重点针对张中宇先生的“婉讽说”进行商榷，然后对“爱情主题说”提供一些新的证据与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长恨歌》主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祸乱的“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晚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云：

　　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

　　可见在晚唐时期像李戡那样斥责白诗为“淫言媟语”遗憾“不得用法以治之”的人还不少，黄滔为白居易翻案，则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伦理的态度来批评《长恨歌》，总是以刺时规讽来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这方面比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云：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虽然认为其缺乏“监戒规讽”的社会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诗歌的艺术性。而车若水《脚气集》则云：

　　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亦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

　　三人皆以《长恨歌》与《连昌宫词》相互比较，认为白诗全无讽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横加指责了。至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直斥为“无礼于其君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更是从内容到艺术加以彻底的否定。虽有田锡在《咸平集》卷二《贻陈季和书中鸣其不平：“乐天有《长恨歌》《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0]1085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人对《长恨歌》的评价不再像宋人那么严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云：

　　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读白乐天〈长恨歌〉》亦云：“乐天《长恨歌》妙极才人之致，格少下耳。”二人皆极力称许《长恨歌》的艺术魅力，但胡应麟仍然不忘批评其诗格调低下。只有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指出：“《长恨歌》，此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与陈鸿之说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确了讽谕主题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诗集》卷十二中，为白居易辩护，重申了陈鸿的观点：

　　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四《白乐天〈长恨歌〉论》则持相反态度，指责了白诗的“欲讽反颂”艺术效果：

　　乐天又著为歌词，以艳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处者，且妄觊于死后之余荣也，则所云窒乱阶者，恐反为乱阶矣。

　　实际上还是批评其作为艳体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卷二二的观点：

　　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艳情感，又认为哀艳之中包含讽刺，可以说是后世双重主题说的源头。

　　由此看来，历代对长恨歌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从儒家诗教观的角度解读作品的基础上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明确提出讽喻主题者，也有持双重主题者，而爱情主题说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确提出，最多只能是从“荒淫之语”、“调笑君父”的斥责声中略窥一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来仰望的，爱情是不屑于出口的，哪能让爱情两个字发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识到李杨之间的爱情，也只是批评唐玄宗的“溺于情”，从而斥责白居易的“无礼”。其实他们批评得越严厉，就越能证实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

　　当今学术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的观点层出不穷。目前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读者可以参阅。周相录专著《〈长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则将《长恨歌》主题概括为“隐事主题说”、“讽隐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五种。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二、“风情”考辨

　　实际上，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也属于讽谕说，而且其主要论据之一是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是指“《长恨歌》具有《诗经》‘风诗之性情’”，“风情”一词即指“风诗之情”，它与“十首秦吟近正声”的“正声”分别继承了《诗经》风、雅传统。张先生曾撰写专文《“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后又在《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专列有“风情考略”一节，对自汉以来的“风诗之情”进行了考辨。但遗憾的是，作者考辨了“风”、“风诗”、“风人之诗”、“风诗之情”甚至“风骨”，而“风情”一词在其所引材料中竟然未出现一次。这样考辨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会让人生疑。那么白居易诗中“风情”一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涵义呢?下面我们来考查一下。

　　古代的“风”有多种意思，诚然有“教化”、“风俗”的释义，但亦有其他含义，如《孟子·万章下》：“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魏书·杜铨传》亦云：“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云、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此处“风”皆为“风度”、“作风”之义。又《尚书·费誓》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孔颖达疏曰：“僖四年《左传》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贾逵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其后还可引申为“走逸”、“放荡”。“情”字则多指“情感”、“情绪”、“爱情”、“情致”、“情趣”等等。而“风情”一词是“风”与“情”的简单相加，还是另有涵义?对历代典籍中出现的“风情”一词进行仔细的梳理后就能知道答案。

　　最早提及“风情”一词的是徐广《晋纪》：“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谈致称于时。”此“风情”应该与教化无关，而偏重于对人的性格才情的理解，略与“风度”相近。至南北朝时，“风情”已成为品评人物的常用之词，通常指人物的“风度才情”。如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遗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江淹《江文通集汇注》卷八《王仆射为左仆射诏》：

　　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南昌县开国公俭，器怀明亮，风情峻远。业积珪璋，才兼经纬。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

　　邢子才，为寺碑文。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

　　“风情”皆指“风度才情”。又鲍照《鲍参军集》卷五《送从弟道秀别》诗：

　　岁时多阻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风情，日夜惊悬旗。登山临朝日，扬袂别所思。

　　檀道鸾《续晋阳秋》：

　　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

　　则偏重指“情感”、“心情”。而庾信《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云：“公志气纵横，风情倜傥。”[26]970此“风情”已逐渐接近“风流”之义。

　　入唐后，“风情”一词涵义又进一步拓展。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三类：一为继承南北朝时品评人物之义，指“风度”“才情”。如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

　　惟周风情闲澹，识悟淹远，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量包山海，调逸烟霞，得丧一心，慈恻万类。

　　骆宾王《骆临海集》卷七《上齐州张司马启》：

　　风情疏朗，霜明月湛之姿;气骨端严，雪白水清之槩。

　　《全唐诗》卷三八九卢仝《寄含曦上人》诗：

　　貌古饶风情，清论兴亹亹。访余十数度，相去三五里。见时心亦喜，不见心亦喜。

　　二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或女子的风流多情。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云：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尙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

　　孙棨《北里志·俞洛真》条：

　　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

　　赵元一《奉天录》卷一：

　　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

　　三常与少年合用，指少年的狂放风流生活。如《全唐诗》卷五一○张祜《赠淮南将》诗云：

　　年少好风情，垂鞭眦睚行。带金狮子小，裘锦麒麟狞。拣匠装银镫，堆钱买钿筝。李陵虽效死，时论亦轻生。

　　由上可知，唐人诗文当中，“风情”一词逐渐偏重“情”，指少年狂放风流之情或男女之情，与“风人之情”及婉讽之义无关。

　　除了唐人有多处使用“风情”一词以外，我们再看看白居易诗文中是否也有其他提及“风情”之处。据笔者统计，白集中另用“风情”达14处之多，可以说是唐代作家中使用“风情”最频繁的人。如果不考查其他“风情”使用之处的涵义，而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具有婉讽的意义是有失偏颇的。白居易诗中“风情”多与“年长”或“壮岁”联系在一起，如《白居易集》卷十七《题峡中石上》诗：

　　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又《白居易集》卷二六《忆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诗：

　　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

　　又《白居易集》卷十七《三月三日怀微之》诗：

　　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又《白居易集》卷二四《题笼鹤》诗：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鹤，相看去几何?[3]1626

　　由此可知，这种风流狂放的生活内容是“花”、“酒”、“诗”、“歌”，自然也免不了会有乐妓的参与。如《白居易集》卷二十《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中云：

　　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甁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敎成。[时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来，乐妓按霓裳羽衣曲初毕。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

　　可见，白居易笔下的“风情”一词应指文人诗酒妓乐的风流生活，他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自得，常在诗中反复表现出对年长而风情少的慨叹和遗憾。

　　由此可见，“风情”应指风流生活或男女之情，则“一篇《长恨》有风情”中的“风情”一词，指男女之情更接近作者原意，而决不会是继承《诗经》中的“风人之情”，也决不会具有婉讽的意味。

　　三、《长恨歌》的主题

　　从目前对《长恨歌》研究的进程来看，有逐渐复杂化的趋势，研究者大多根据《长恨歌》本身内容的某一方面，进行延伸发挥，故而诸种说法均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哪一种说法最符合白居易的原意，还要从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与时人的看法进行参照解说。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其一，根据上述“风情”的考辨，白居易所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应是认为《长恨歌》为表现风情之作，且将之与《秦中吟》对举，《秦中吟》属于讽谕诗，则《长恨歌》之主题非“讽谕说”亦甚明。那么风情之作与“爱情说”是最吻合的。

　　其二，从白居易自己给诗歌分类来看，也不应是讽谕诗。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一为讽谕诗，其二为感伤诗，其三为闲适诗，其四为杂律诗。《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则明显是对于李杨爱情悲剧表示同情，进而颇为感伤。白居易《与元九书》曾定义感伤诗为“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而《长恨歌》的内容正与此合。但《长恨歌》吟咏爱情，并同情李杨的悲剧，故大类应为感伤，而实际主题则是“爱情说”。前人的“感伤说”与“爱情说”并不矛盾，只是表现范围的不同而已。毕竟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而其重视的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加有所变化。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他认为自己的诗作，讽谕、闲适两类最重要，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原则。……至于感伤诗中名篇《长恨歌》、《琵琶行》，他更是屡屡流露出自我赞许的态度。我们须知，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他既关心国事民生并具有兼济天下的志愿，因而在理论上大力提倡讽谕诗;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因而从内心深处喜爱长于抒情、文词美丽、声律和谐的律诗。……他的古体诗大概只有《长恨歌》、《琵琶行》两篇风行，其他则否。”

　　其三，《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从流传的角度看，将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归入讽谕说，也是不恰当的。

　　其四，《全唐诗》卷四唐宣宗有《吊白居易》一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29]49这里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说明他的《长恨歌》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自述相合。而《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属于感伤诗一类的。故而从以上几个方面参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基调是感伤的，而主题应该是爱情说。

　　四、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考察

　　根据唐宋时期的文献，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也有助于对《长恨歌》“爱情主题说”的认识。我们认为，从主观上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的，又是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过程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是真挚感人的，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同情的，故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并置于感伤诗一类中。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艺有共同之处。他们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民间传说再对这一爱情加以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唐玄宗好音乐，在即位之前就是如此。《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云：

　　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

　　唐玄宗的这些爱好，曾受到大臣们的劝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云：

　　上精晓音律，……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

　　不仅如此，玄宗还擅长于制曲，《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乐府杂录》云：

　　又曰《得宝子》者，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甚，谓诸嫔御云：“朕得杨氏，如获至宝也。”因撰此曲。

　　又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云：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38]43

　　此类事例甚多，据《碧鸡漫志》所载，玄宗所作以及玄宗时制作乐调就有《霓裳羽衣曲》、《凉州曲》、《胡渭州》、《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铃》、《清平乐》、《春光好》。即使是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从西川归来，思念杨贵妃时，还在制作乐曲。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

　　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卷二一《玄宗杨贵妃传》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曾记载：

　　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

　　这种帝妃臣子共同奏乐的盛大场面在历史上应不多见。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杨太真外传》卷上云：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从杨贵妃入进见玄宗之始，就与《霓裳羽衣曲》产生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可见玄宗对于《霓裳羽衣曲》的痴迷程度。白居易也是深爱此曲，除《长恨歌》外，他还作了《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3]1410则其对于霓裳羽衣曲，多是以赞美的口吻表现的。歌舞本身是美好的，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故而白居易为了将这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尽量缓一些，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限于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以及《长恨歌》的爱情主题的。由此可见，精晓音律是唐玄宗的爱好，而杨贵妃是最能满足其爱好的一位女性。这实际上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从上面看，唐玄宗与杨贵妃是有较为深厚的爱情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顾一切地将本来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度为道士，然后再册为自己的贵妃。而杨贵妃为女道士的过程，实际上与唐玄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卞孝萱《唐玄宗杨贵妃五题》[40]11-17考证，实际上他们这一段时间，保持了六年零两个月的情人关系。

　　综上所述，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歌颂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死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伤感。而后人的其他主题说则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长恨歌》的解读。因为李杨爱情的特殊性，又与安史之乱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容易作出多元化的解说。但我们认为，只有“爱情主题说”才应该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也是与《长恨歌》的内容最切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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