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迟子建小说中的儒家精神

简论迟子建小说中的儒家精神

　　迟子建小说中的儒家精神，为被物欲扭曲的灵魂和精神污染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反向参照，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对人性本善的执着追求。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流脉，它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中国人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必然会受到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儒家精神几千年来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从而成为我们的处世标准，看事态度”。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儒家精神的印记，其小说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仁爱精神、智慧以及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都是儒家精神的集中表现。

　　一 广博的仁爱精神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所谓“仁者人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孟子也说“仁者爱人”，“仁，人心也”，在这里，“仁”的主要意思是“爱人”，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也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它是人的内在情感的表现，是人天生就有的善端，是在他人遭遇困难危险时而给予关爱和帮助的自然情感的流露。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做人的根本，是引导人心趋善的核心。在迟子建小说的人物身上，同样也所放射着“仁爱”的光辉，对于人性，迟子建给予了较多善的成分，她认为“善是一种生活状态，我的小说就是展示这么一种状态”。在她的小说中，这种“仁爱”精神有多方面的表现，小说《盲人报摊》、《雾月牛栏》表现的是亲人之间的关爱;《鸭如花》表现的是萍水相逢的人之间的互爱互助;《白雪的墓园》、《日落碗窑》表现的是邻里之间的关怀与帮助;小说《逝川》、《鸭如花》、《秧歌》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界万物生灵的爱。小说《盲人报摊》中，主人公吴自民夫妇是一对情深意厚的盲人夫妻，每天上午，他们都手牵手到街口卖报纸，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光明和关爱，他们生活在幸福之中，因为“全院只有我们是不吵嘴的夫妻，因为我们相互看不见，在我心目中，你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人”，正是依靠彼此的体贴和扶持，依靠爱的纽带，盲人夫妻才度过生活的道道难关。小说《雾月牛栏》中，继父因无意中的失手把儿子宝坠打成了弱智，对于自己的过失，他后悔莫及，几年来一直心怀深痛的愧疚感，想方设法寻求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当他请求宝坠回屋居住而被宝坠断然拒绝后，他在宝坠愿意居住的牛栏盘了炕，打扫得非常整洁干净，而且每天晚上都来照看宝坠，并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为宝坠看病，因为终日为宝坠的病情忧心，最后继父因积郁成疾而含恨致死，仁厚善良的继父为自己的失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生命中“仁”性的力量伴着他在负罪中走向死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情不能代表全部，当人只懂得关爱自己的亲人而不知道关爱其他人的时候，亲情就变成了一种具有狭隘性的情感，所以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普通人之间也充满了浓浓的暖意。小说《鸭如花》中的徐五婆，每天与自己喂养的鸭子为伴，就是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内心却充满了关爱与仁慈，对待那个害死了父亲的逃犯，她开始也是充满戒备与恐惧的，但当她得知逃犯越狱的目的是为了到父亲的坟前表达内心的忏悔，并非逃避法律的惩罚时，她对逃犯动了恻隐之心，像母亲一样关怀帮助他，不仅让他吃住宿在自己家中，而且帮助他完成了到父亲坟前忏悔的愿望，在逃犯投案自首并受到正义的惩罚后，徐五婆还为他收尸安葬。小说中，徐五婆是一个普通的人，但她的行为，却体现了人性中“仁爱”的强大力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徐五婆对逃犯的关爱和帮助，并不是要换回逃犯的报答，因为她知道逃犯是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的，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人的恻隐之心，是一种仁爱善良的本能，是内心良知良能的体现。另外，像《日落碗窑》中吴云华对王张罗夫妇的体贴关照，《逆行精灵》中萍水相逢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白雪的墓园》中乡亲们对刚失去父亲的“我”的同情和照顾等，都是仁爱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而且还扩张到自然界的所有生灵。小说《逝川》、《鸭如花》、《秧歌》就表现了人们对身边的狗马牛羊、花草虫鱼，甚至是吃人的黑熊都怀有无限的爱意。孟子倡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迟子建也有相同的观点：“一个好作家对有灵性的万事万物有一种关爱怜悯之情。”所以，在迟子建的笔下，自然界的一切生灵，都是人们“仁爱”关注的对象。小说《逝川》中，人们把捕捞回来的蓝色泪鱼像孩子一样宽慰开导，然后把得到温暖的泪鱼重新放回江中，《鸭如花》中的徐五婆，害怕熏黑菠菜而熄灭了烟，《秧歌》中的洗衣婆，发现落叶和虫子落到身上之后，因为害怕它们孤独，总是要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居所。对世间万物的关爱与珍重，体现了迟子建小说中人物对生命价值的普遍尊重，也是对儒家“仁爱万物”观念的再现与体认。迟子建的小说，从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多层次体现了儒家的这种“仁爱”精神，并成为她的小说的一种主导性情感。在歌颂这种“仁爱”精神的同时，迟子建的小说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对“非仁”之举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小说《树下》中，七斗的姨夫毫无人性，竟厚颜无耻地占有了幼小的七斗，迟子建在小说中让他死于非命。小说《罗索河瘟疫》中的酒鬼别利，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小说中这个不孝之子被绝望的母亲杀死。对不仁不义之人，迟子建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解构与批判，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她对人间至善的追求与向往。

　　二 充满智慧的人物形象

　　智，也就是智慧，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中的五德之一。在小说中，迟子建为我们塑造了一群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很多的文化知识，但却充满了智慧。小说《逝川》中的吉喜，酿酒、织网、捕鱼、晒鱼干，样样得心应手，在阿甲渔村，人们都非常喜欢她酿的酒、煮的茶、熏的烟叶。小说《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主人公陈生，双手非常灵巧，会用青草编制各式各样的家什，甚至做手术用的医疗器具也会编织。《原始风景》中的老人，能用雪堆雕各种造型，是如同冰雕一样华美的艺术品。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智”并非现代高科技所达到的高超技能，它更多的是指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灵性与品格，因为智慧是为了更好的为“仁”，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未知，焉得仁”，“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智”只有和“仁”紧密结合，“仁”经过“智”的升华，才能做一个真正“智慧”而“仁爱”的人，“才能由自在走向自为，形成完善的人格，并赋予行为以自觉的性质”。

　　三 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

　　“义”也是儒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到“义”要涉及到“利”，很多情况下，义与利是相互矛盾的，要么弃义取利，要么取义舍利，义利往往不可兼得。对于义利的取舍，儒家的观点是“近义远利”，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义为上”，孟子也有相同的看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也以“重义轻利”的态度，选择了对“义”的执着坚守。小说《伪满洲国》中的胡二，虽然是一个土匪，但却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他不但做生意非常讲信用，对朋友也是侠肝义胆。做生意时，他始终坚持信誉至上，从不投机取巧，代替朋友做交易，他毫无私心，从来不在其中赚取丝毫的益处。他对日本人怀恨在心，可对待像中村正保这样无辜无助的日本人，却充满了同情，并全力保护他的安危。小说《热鸟》中，小矮人马师傅父女，生活经历非常坎坷，较之常人，身材矮小的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便和困难，但他们在做买卖时却始终诚信待客，经营中非常讲求信用，从不欺骗顾客。他们虽然身体残疾，却有一颗善良，充满正义感的心灵。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义”是一种至上原则，对重义轻利的人，迟子建充满了赞赏和推崇。对见利忘义之人，迟子建也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批判。小说《树下》中，七斗的姨妈自私自利，为了将外甥女七斗的金子据为己有，她弄虚作假谋划了一起盗窃案，假称金子已经被人盗走，而对待七斗这样一个失去母亲的可怜孩子，她也是折磨虐待，对于这样的见利忘义之人，迟子建在小说中让她死于乱枪之下。小说《伪满洲国》中，棺材铺老板杨三爷，利令智昏，完全被发财的梦想冲昏了头脑，为了能卖出更多的棺材，他甚至盼望人们的大量死亡，小说中迟子建让他被乱刀捅死，并且死后也不能安葬在家乡，永远做一个孤魂野鬼。在这里，迟子建始终高举正义的旗帜，对见利忘义之人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惩处。迟子建认为，“义”是对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背叛了义，也就背叛了人的良知和本性，必然要遭受毁灭和死亡。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文明的进程，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物欲膨胀、精神物化、道德沦丧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成为时下人们的通病，面对这一现象，许多作家的小说中充满了对背叛、暴力、强权等场景的描绘，而迟子建的小说，却着眼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目光始终对准民间的人情和人性，并将儒家仁爱、智慧、追求正义等传统道德人伦的人性置于小说人物身上，从中捕捉人性善的闪光，使我们看到了人间的温情和生活的希望。迟子建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为精神污染的现代社会和被物欲扭曲的灵魂，提供了一种明显的反向参照，她的出发点是引起人们灵魂的警觉，唤醒沉睡的良知，从而结束争名逐利的纷争，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对人性本善的执着追求。从这一方面看来，迟子建小说的本意和出发点是好的，她所塑造的这些带有鲜明儒家精神特征的人物，给生活在现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人格和精神上的榜样和垂范，是值得现代人学习的榜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迟子建的小说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审视迟子建的小说，她所塑造的这些带有儒家精神文化色彩的人物，他们所生活的场景大多是远离都市喧嚣的乡村社会，农业文明的背景使这些人物未免带有太多的理想色彩。毋庸置疑，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可阻挡，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到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迟子建的小说，看到了农业文明的优势，但问题在于，迟子建小说中所倡导和赞美的这种在固有农业文明中熠熠生辉的精神价值规范，是否可以移植于现代文明社会之中，她所赞美的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又有多少可以适用于现代精神价值规范的构建?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答案。从这一层面来看，迟子建的小说未免带有一种保守的倾向，她的这种田园牧歌式小说，只能给现代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暂时安慰，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精神危机问题，也无法成为现代精神价值规范构建的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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