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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鉴赏
《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作者以花暗喻妻子，通过写忍受离别的煎熬后回家看到的境况，表达了作者心中愧、悔、爱、怜齐集的复杂心情，抒写了作者对光阴易逝的的感叹。
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
朝代：清代
作者：王国维
原文：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翻译
行遍天涯，看尽人情。想不到重回故地时，故人已如花飘零。忆当时与她花下别离，相对无言，只有离愁别绪噎胸间，现在只剩绿窗青天如故，却已非当时风景了。
想在这萤萤孤灯下细诉相思，新人如玉好，旧人无奈向谁边?早知道这世间美丽的东西都不长久，都难长留，明镜空在，何处得照玉颜，恰似花儿飘落，只余空枝残干，显我孤清。
注释
①阅：经历。
②不道：不料。
③如许：像这样。
④绿窗：绿色的纱窗，指女子居所。韦庄《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⑤朱颜：青春年少的容颜。李煜《虞美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辞镜花辞树。
鉴赏
“阅尽”三句：我早已历尽天涯离别的痛苦，想不到归来时，却看到百花如此零落的情景。三句甚好。天涯离别之苦，不抵时光流逝之悲。加倍写来，意尤深厚。
“花底”二句：我跟她，在花底黯然相看，都无一语。绿窗下的芳春，也与天时同样地迟暮了。“无一语”，益觉悲凉。春暮，日暮，象征着情人们年华迟暮。
“待把”三句：本来准备在夜阑灯下，细诉别后的相思。可是，一点点新的欢娱，又勾起了无穷的旧恨。三句更着力写迟暮的悲感。当日的别离，辜负了大好芳春，这千丝万缕的怨恨是无法消除的。
最 是”二句：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离树飘零的落花。“辞镜”二字新，有点铁成金之妙。两“辞”字重用亦佳。
【创作背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天，长期奔走在外的词人回到家乡海宁。夫人莫氏原本就体弱多病，久别重逢，只见她面色更显憔悴，不禁万分感伤。这首词，或许就是此时而作。“阅尽天涯离别苦”，开篇即直陈久别给人带来的苦楚。离别诚然是痛苦的，在静安眼里，连相逢也是苦楚的：时间无情，荡去了容颜，一分重逢之欢难抵十分久别之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说“一切少男少女皆将如扫烟筒者同归于灰烬”，这正是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之深意。
【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1924-1930)”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漏洞百出，溥仪亦是听他人言传，不足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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