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人格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

　　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独称“诗圣”。所谓“诗圣”，不但包括诗人杜甫的诗歌思想的崇高与伟大，创作艺术的精湛与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义思想的

　　忠实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预儒家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个忠实实践儒家“仁爱”和“民本”思想原则的儒者，是唐代复兴儒学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思想与汉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区别的。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仁”，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它所追求的社会，是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这个大同社会的实质，就是将“仁”的思想，由对一己之家的关爱，推及他人，特别是推及一些弱势群体，以大爱的胸怀，关心天下百姓，建立一个幸福和谐的安定社会。这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而存在，确是十分可贵的。这个儒家的社会理念，体现在政策的层面上，就是要“选贤与能”，让贤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于民，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周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私天下”的社会。统治者往往以“仁政”为幌子，实行的是“君天下”的强权政治，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阶级的对立。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从而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这与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远的。尧舜时代的推贤让能的禅让之风，是不可能再现了。那么退而求其

　　次，能够出现一个体恤民情、以民为本的像唐太宗一样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杜甫一再呼吁，希望统治者能够向唐太宗学习：“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再次，是开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开明之君，曾开创“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其二)开元时期的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是杜甫亲身经历的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安的和谐社会。只是到了开元末期以后，唐玄宗骄傲自满，渐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进取，乐于享受，逐渐由一个开明进取之君蜕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的的昏聩之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对理想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要有一个圣明的“尧舜之君”。在杜甫的心目中，这个“尧舜之君”显然是以唐太宗为标准的：“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这个较为理想的社会，一是朝中要有正气：“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济》)，二是要以民为本：“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三是要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洁、办事公平：“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纳谏：“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节俭约身，不能奢侈腐化：“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团结，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时艰：“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八是社会和平安定，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这个理想的社会，在唐代天宝时期，愈去愈远，到了安史之乱后，更是荡然无存。但杜甫为了实现这个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念兹在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就寄托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二、杜甫是先秦儒家理想主义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杜甫从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奉儒守官”(《进雕赋表》)，“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因此，他对儒家的教义是严格遵守，并身体力行的。

　　作为一个诗人，他首先是在诗文中宣扬儒家的“仁”的理念。孔子曰：“仁人”②，孟子曰：“仁者爱人”③。杜甫以儒家的“仁人”之心，来宣扬儒家之道。一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要怀有仁义忠恕之道：“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壮游》)这里的圣哲是指皇帝，他认为，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体恤民瘼，天下就能重新出现天下太平安乐的社会局面。杜甫希望统治者“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有事于南郊赋》)，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任用贤能之臣，以实施仁政的政策。二是要求大臣们要怀有仁者之心。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意思是说，皇帝赏赐大臣的目的，是让大臣们尽心治理好国家，如果大臣们忽略了皇帝的本意，这岂不白白糟蹋了君上的赏赐?朝廷中怀有仁心的大臣们，应该在接受赏赐后，更加小心谨慎，为国尽力。杜甫希望大臣们怀有仁者之心，能够为百姓实行仁政。 　　为此，杜甫希望君是尧舜之君，臣是稷、契之臣，让仁义之风遍行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许心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他心中理想的君臣形象。在他的一篇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虽遭明主，必致之于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其五)杜甫的最终目的，是将“仁”字落实在天下“苍生”的身上，让天下百姓沐浴在“仁”的光辉里，过上太平安乐的好日子。

　　这种儒家的至仁大爱思想，杜甫不仅是说在口上，而且还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社稷苍生及对父祖、兄妹、妻儿和亲戚、朋友的态度上。

　　杜甫的忠君爱国，是有口皆碑的。关于忠君的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忠于什么样的君。有人引苏轼的话“一饭未尝忘君”④，说杜甫是愚忠，这话颇有偏颇的。杜甫所忠的君是“尧舜”之君，是圣明之君、开明之君，而不是昏君和暴君。当唐玄宗或唐肃宗所作所为，代表国家民族和百姓利益时，杜甫是拥护他们的，当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以上原则时，杜甫则坚决表示反对。在天宝时期，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加重剥削，生活奢侈腐化，杜甫就用诗歌对他们的错误政策和腐朽作风进行揭露和批判。他在《兵车行》、《丽人行》中，深刻揭露了唐玄宗不顾百姓死活进行扩边战争所造成的“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和“边庭流血成海水”的严重后果，对“武皇开边意未已”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而对杨国忠姊妹的无耻生活，做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安史之乱后，杜甫身为左拾遗，却不一味地从上，在朝中敢于谏诤。为疏救大臣房他险些丢了性命。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时，他所作的“三吏”、“三别”诗中，对唐肃宗以残暴的手段，到处强行抓兵拉的暴行也给予批判。他还对“关中小儿乱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即唐肃宗信用李辅国一类的小人及容忍后宫干政等软弱无能的行为，做了尖刻的嘲讽。由于他敢于“逆鳞”谏诤和直陈正直之言，终被皇帝罢官。这些都说明，杜甫不是愚忠，他所忠的是明君，而不是不听谏言的昏君。他忠于国家社稷和民族，在安史之乱国家将于倾覆之际，他虽身陷于安史乱军所占居的长安之中，却千方百计逃出，投奔肃宗行在，要为扫平安史叛军、收复大唐国土出力，显现出他热诚的爱国之心，以他的实际行动来演绎他的爱国之志。

　　杜甫还以他的大爱之心，关切黎民百姓的甘苦和冷暖。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特别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和命运。在唐玄宗的盛唐时期就写出了像《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和《秋雨叹》等这样的同情黎民百姓的作品。安史之乱后，杜甫更进一步深入民间，他的立场与民众更加接近，思想上也缩短了距离，对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更加了解和同情。如当他回奉先县探家时，一进门就碰上幼子饿死的惨景，但他的忧愤不仅仅停留于自身，而是将之延伸到广大下层人民身上：“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以致“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思想上飞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甫对安史叛军对和平安定生活的破坏、官府的压榨所造成的民不聊生、遍地疮痍的现状，十分忧虑和关心，他对夔州头发半白、为生活劳累奔波年近五十还未能出嫁的负薪女、无食无儿仍被搜刮一空的寡妇，洞庭湖畔天寒网冻无鱼可打的渔父、“割慈忍爱还租庸”卖儿鬻女交租税的农民等，都充满了同情，写出了《白帝》、《又呈吴郎》、《岁晏行》、《蚕谷行》等大量前人未曾写过的同情人民的诗篇，成为时代的呼声和贫苦大众代言人。杜甫虽身处困境，但因与苦难深重的黎民百姓同甘共苦，心感身受，因此，当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时，才能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呼声，正是这发自内心的感受和真诚的愿望，才能超越时空，感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产生了强烈的回音。

　　杜甫不仅对本民族人民十分关爱，对敌对异族政权的士兵也充满着仁爱之心。如在对敌作战时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七)这些话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他的仁心也惠及到了鸡虫一类的一切有生命的动物。杜甫有《舟前小鹅儿》、《白小》、《观打鱼歌》、《花鸭》、《缚鸡行》、《枯棕》、《枯楠》、《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杜甫是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好友，他很关心小鹅儿的生命安全，唯恐它们为狐狸所害，对水中的鱼儿也充满了爱心，分食给鱼儿吃，劝阻猎人不要杀害大雁，为鸡虫的得失反复衡量，为树木的荣枯而或喜或悲，因桃李花被风所摧而伤感。这是儒家仁爱之心与墨家兼爱思想、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结合，已远远超越了儒家的宗族思想的樊篱，上升为对生命的敬畏与惠济众生的大爱。

　　在对待先人的态度上，杜甫是一个能承继祖先遗志，将祖先的事业发扬光大的好子孙。杜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奉儒”传统，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著作《春秋左氏传集解》中就有许多重民、利民、恤民、宜民、爱民的观点。如“夫民，神之主也”(卷五)、“上思利民，忠也”(卷五)、“宜君有恤民之心”(卷八)、“显令德，宜民、宜人”(卷一七)、“明德君子，必爱民”(卷四五)等言论。杜甫忠实承继了“奉儒”传统，将儒家的“人本”主义和“民本”思想，付诸实践，率先将儒家的基本理念，化为实际行动，与唐代的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萧颖士等一大批复兴儒学的先行者，遥相呼应，将盛唐后期的头脑膨胀、耽于幻想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成功地转型为富有理性、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将已处于边缘化的儒学，逐渐复归于正统的位置，成为唐代韩愈复兴儒学运动的先驱。同时他又继承其祖父杜审言的诗学传统，将初唐所创造的律诗，从思想内容上加以充实扩展，从艺术形式上加以全面提高，将其发展为最能代表唐诗特色的近体诗，完成了唐代律诗(尤其是七律)的最后定型和范式，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诗人。这是杜甫对其家学――儒学和诗学的最大的贡献。 　　杜甫对其家族中的人，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继祖母卢氏，天宝元年杜甫为其作《假山》一诗献寿。天宝三载他的继祖母在陈留去世，其时其父杜闲已卒，杜甫和家人将其柩接至偃师祖茔与其祖父之墓合葬。并以父亲名义写了《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表示哀悼。开元末年，杜甫的父亲杜闲为兖州司马，他到兖州前往侍亲。开元二十九年(739)，其父去世，他在偃师土娄旧庄筑室为父亲守丧。杜甫从幼年丧母，其父将其送于洛阳仁风里二姑母家寄养。他对这位二姑母有很深的感情。天宝元年杜甫二姑母去世，杜甫为其二姑母写祭文《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在祭文中表彰二姑母为保护自己，而致其亲子夭殇的义举，称其为“有唐义姑”；又在祭文中为其叔父杜并的“孝童”事迹大力宣扬。

　　杜甫一生与妻子杨氏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天宝十四载(755)，杜甫赴州探亲，为妻子儿女带去一些衣物和化妆品，缓解家境贫困。安史之乱后，杜甫身陷长安期间曾作《月夜》一诗，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杜甫弃官西走，逃难飘泊于秦州、同谷、成都、夔州、长沙、衡州等地时，杨氏一直陪伴着他，与他共度时艰。杜甫曾写了许多诗，来表达二人的相亲相爱之情，称她为“老妻”、“山妻”，如“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等，他将自己与妻子比喻为“并蒂芙蓉”和“相亲相近水中鸥”，可见其伉俪情深。在唐人诗中，是很少写及夫妻之情的，独老杜对妻子情有独钟，在诗中屡次表达他与妻子的恩爱和患难之深情，是个好丈夫。

　　杜甫作为一个父亲，对他的子女可谓是舔犊情深，是个好父亲。杜甫在《北征》中说：“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那时孩子幼小不懂事，“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杜甫也不恼，陪他们一起玩。后来在关中逃难时，途中无东西可吃，以至于“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使杜甫十分心疼。杜甫的大儿子叫宗文，又名熊儿。二儿子叫宗武，又名骥子。宗文喜欢劳动，杜甫经常让他做些家务和农业劳动，如树鸡栅一类的活儿。宗武是一个想子承父业的孩子，从小聪明伶俐，向杜甫学作诗。杜甫夸奖他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遣兴》)。杜甫教宗武学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教他读文选，要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杜甫希望宗武将来能够接续他的诗家传承，教导他非常耐心。其望子成龙之心，与普通人没有两样。

　　杜甫对待兄弟姊妹，也堪为榜样。杜甫在家居长，有四个弟弟，名叫杜颖、杜观、杜丰、杜占，一个妹妹，嫁与江东钟离韦氏，其弟妹五人都是继母所生。但杜甫都视如一奶同胞，可谓棣华情深。安史之乱后跟随杜甫逃难西南的只有杜占一人。其他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散在河南道的济州、许州，江东的越州和淮南的凤阳。杜甫十分思念他们，经常在诗中提及对弟妹的牵挂和思念。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三、其四、《月夜忆舍弟》、《恨别》、《野望》等，可见其手足之情深厚。此外，他还对从弟、表弟等人也很关心。如他一个从弟死于兵乱，他作诗沉重悼念。与从弟杜位，经常来往。后来，因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杨国忠掌权后，将他贬到岭南，杜甫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曾寄诗安慰。由此可见，杜甫是一个手足情深的好兄长。

　　杜甫对手下做事的僮仆，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奴仆是没有人权，得不到尊重的，经常受到主子的打骂，甚至于没有生命保障。由杜甫诗中可以了解到，杜甫晚年曾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仆人，杜甫对这些仆人，当作家人一样看待。《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课伐木》等诗，杜甫对仆人们帮他修水筒、伐木都心存感激，不仅慰问犒劳，还写诗作谢。他善待下人，仁心可佩。

　　在邻里关系方面，杜甫也处得很好。在他的妻子儿女寄居在羌村时，他回家探亲，邻里都前来看望他：“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杜甫对邻里的热情照顾非常感激，高歌一曲为之感谢：“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其三)。在成都草堂时，他的南邻朱山人是个隐士，杜甫和他很说得来，戏称他为“锦里先生”。二人常相来往，还一起乘舟漫游直到月照当头才回家：“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南邻》)。有时城中有人来访，他还顺便邀他到家里陪客饮酒：“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

　　唐人很重视交游，杜甫所交游的朋友，有长辈也有平辈，有官吏也有平民。长辈中有北海太守李邕、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河南尹韦济，这些人都对杜甫有过赞誉和提携，杜甫对他们有着由衷的感激。房、郑虔、苏源明、贾至、严武，与杜甫都是一个政治集团的，相交甚密。在诗界的朋友有李白、高适、岑参、王维、裴迪等盛唐著名诗人。此外，杜甫与三教九流、隐士农夫等人都有交往。如大云寺僧赞公、东蒙道士元逸人、焦炼师、隐士范十、孔巢父、处士卫八、朱山人、斛斯融及成都附近的老农等，交游十分广泛。其中与杜甫关系最密切的友人，有李白、高适、李邕、郑虔、房、严武等，不管他们是穷是达，杜甫与他们的友谊都始终如一，有着至死不渝的生死交情。

　　对于友人的帮助，杜甫总是心怀感激，念念不忘。他在战乱中，与少时的朋友卫八相见，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昔别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赠卫八处士》)。杜甫在逃难中，全家人在野地里走了好几天，又被大雨淋透了衣裳，又冷又饿，在彭衙这个地方，为好友孙宰所接待：“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彭衙行》)。他受人之惠，总是报之以诗，给予宣扬，以表他的感恩之情。友人王倚在其病后请他到家吃酸菜、尝酥饼、吃肉饮酒，他报之以诗(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邻人阮居士给他送来野蒜(《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他赠之以诗；“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他都用诗来表示感谢，这就是杜甫，一个心铭感恩的杜甫。 　　三、杜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完美体现者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儒立身，以释、道为辅。杜甫虽也受到释、道思想的一些影响，但他所身体力行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清人刘熙载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⑤。“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是对儒者的根本要求。其他的义、礼、智、信等，都是以仁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并归结于仁。而仁的定义就是“仁者爱人”⑥。儒家对读书人的要求是以儒家的仁的思想来修身养性：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⑦。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是学习和实践仁的主体。儒家认为，每个儒者，都要由修身做起，然后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由近及远地将仁推广扩大，以实现一个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将仁由个体(主体)推向社会(客体)，由内向外的实现过程。杜甫正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和仁者。杜甫是由小我到大我，从小家到大家，从家庭到国家和民族，由个人到社会，来扩展和实现他的仁爱之心。他的一切活动正是从自己的仁爱之心出发，由家→族→朋友(包括邻里)→国家(包括君)→民(本民族和外民族)→众生依次向外扩展。事事处处都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来对待处理，最终以实现一个家家安居乐业，社会和睦太平的和谐社会，甚至实现一个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宇宙。

　　因此，杜甫在对待家的态度上，对先祖的奉儒传统和祖父杜审言的诗学传统，加以发挥和拓展；从家族传统上来说，可谓是诗礼传家、光耀门楣，不辱祖风，是最大的孝。杜甫对其父杜闲，他到父亲的兖州任所趋庭亲侍，代父为祖母办丧事，写祭文，可谓是克尽孝道。对其弟、妹，他在战乱中，十分关心他们的安危和生活，极尽思念关切之情，可谓是手足情深。对其妻子，他忠贞不二，相亲相爱，相伴终生。对其子女，他关怀备至，在患难中护犊情深。对于族辈和亲戚，他对长辈敬爱有加；对平辈，也很讲情分，讲亲情。对于朋友，他忠于信用，不管对方穷达，都始终诚信如一。对于下人，他始终都能以亲人相待。对于邻里，他和睦相处，有里仁之美。对于国家和民族，他忠君爱国，深明民族大义，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对于百姓，他以民为本，将仁心推及普通百姓和下层的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的要求和呼声。他甚至还将他的关爱推及到敌对的异族士兵身上，表现出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为甚者，他还将他的爱心惠及动植物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其仁心可谓至矣。总之，杜甫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境遇，都时时处处地为他人着想。杜甫的人格在古代诗人和知识分子中，是高尚的、完美的，堪为世人的典范，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实际行动，高标准地实践了儒家人伦道德，称之为诗圣，是当之无愧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代人甚至于外国人那么地尊敬他的原因了。宋代的王安石称道杜甫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南宋诗人陆游也极称赞杜甫的思想和为人，把他看作是一个能“开太宗业”的大儒和政治家，他说杜甫道：“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南宋的理学宗师朱熹，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并称为古今以来“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五君子”(见《王梅溪文集序》)。南宋末的爱国主义志士文天祥，曾在狱中集杜诗二百余首，用杜甫精神来激励自己的爱国情操，并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读杜诗自序》)近人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郭沫若也认为杜甫是“诗中圣哲”。

　　国外的很多学者也为杜甫的诗歌和人格所感动。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吉川幸次郎、当代韩国学者李丙畴、美国现代著名诗人雷克斯罗思、俄罗斯学者叶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都深为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为杜甫的伟大品格所感染。雷克斯罗思说：“我三十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⑧由于杜甫高尚的人格，伟大的精神，与对世界文化的杰出的贡献，他在19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于1962年――杜甫诞生的1250周年，在世界各地举行纪念杜甫的活动。

　　杜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其思想的伟大，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今天来纪念杜甫，不仅要继承发扬他的诗歌的优秀传统，还要继承他高尚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让仁爱的光辉普照宇宙和人间。当然，我们还不要忘记，杜甫还有他人格的另一个方面――嫉恶如仇。他嫉恨一切假恶丑的东西，如他痛恨安史叛军“杀戮到鸡狗”(《述怀》)的杀人罪行，他嫉恶贪官污吏“横索钱”的贪腐行为和“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窄”(《驱竖子摘苍耳》)对人民的过度剥削，他痛恨军阀们的“纵暴略与羌浑同”(《三绝句》其三)的残民暴行，他憎恶“当面输心背后笑”(《莫相疑行》)的两面派行为，正是这些假恶丑的东西，影响和阻碍着杜甫救国救民的仁爱之心和真善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所以，致仁和嫉恶，是杜甫人格的两个方面，嫉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杜甫的人格精神，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去重新加以读解阐释，并加以继承和发扬，让我们的神州大地和人间世界，更加美好起来。

　　注释

　　①《礼记礼运》。②《论语尧曰》。③⑥《孟子离娄下》。④苏轼：《王定国诗集叙》。⑤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第290页。⑦《论语述而》。⑧转引自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9页。刻郝氏遗书本。

　　拓展：杜甫的成就

　　1.诗歌成就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的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资料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2.书法成就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法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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