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的浊酒意象
中国文化纵横几千年，源远流长，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甘醇的酒香，这酒香中氤氲着的是祭祀者的虔诚，是有志之士的慷慨激昂，是青年才俊的雄才大略，是失意者的惆怅失落，是激愤者的“不平之鸣”。
杜甫诗歌中的浊酒意象
第一章 序言
酒为诗之媒，酒是诗人生命的表现形态，酒力的升华能够使诗人们孕育出好诗。“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像这样痛饮度日，以酒遣兴的事例不在少数。谈到酒，我们大都会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个有着“花间一壶酒”的浪漫情怀的“诗仙”、“酒仙”李白，却忽略了那个将内心愁苦酿成一壶浊酒的杜甫。
清代《全唐诗》选杜诗有1400多首，其中写酒的诗就有300余首，与他同时期的李白相比较，杜甫诗中的酒不是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金樽清酒”，大都是浊酒，而且相对于李白的醉饮来看，杜甫诗歌之中的“浊酒”意象更加注重表现的是酒后清醒之后的刺痛之感，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就造成了杜甫诗歌之中包含独特文化内涵和思想内蕴的特殊的“浊酒”意象。
第二章 “浊酒”意象分析
唐朝是一个崇尚美酒的典型时代，朝野上下，市井内外，都会把酒当作媒介，当时的人们也通过酒的媒介来传递感情，抒发精神情趣。
在占其诗歌总数20%之多的饮酒诗中，杜甫的“我生性放诞，雅俗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都是他的饮酒生活的写照，即使到了老年，他也以酒为伴，“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可以看出杜甫不仅是“诗圣”，“酒圣”这一名号也非他莫属。对于杜甫来说，酒不但是个性张扬时的催化剂，是沉郁悲怆时的浇愁之物，更是他不得志时苦闷之时的象征物。他的诗歌中鲜有“美酒”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出现次数众多的“香醪”“春醪”“浊醪”等“浊酒”意象。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用谷物加酒曲酿酒，唐人酿酒，多用黍米和糯米。这在唐人诗作中也有记载，“酿黍长添不尽杯”(司空图《力疾马上走笔》)就是说的用黍米酿酒。唐代的米酒按当时的酿造模式又可分为浊酒和清酒。浊酒的特点是酿造时间短，成熟期快，酒度偏低，甜度偏高，酿造工艺也比较简单。浊酒的酒液比较浑浊，米滓往往漂浮在酒面上，如同浮蚁一般，故而唐人咏及浊酒，多用“蚁浮”或“浮蚁”来形容。杜诗中的酒多为浊酒，但有时也用别的词来替代，如“蚁浮仍腊味，欧泛已春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无人竭浮蚁，有待至昏鸦”(《对雪》)。杜甫也称酒为“香醪”，“ 醪”也是浊酒的意思，杜诗“细草偏称坐，香醪懒再酤”(《陪李金吾花下饮》)，“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崔驸马山亭宴集》)。也有时候，杜甫将酒称作“浊醪”，“ 浊醪自初熟，东城多鼓鼙。”(《泛溪》)。
第三章 “浊酒”意象蕴含的思想内蕴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二)：“域中自庄生以还，只颂酒德”，随着时代更迭和社会状况变迁带来的个人内心情感的变化，酒在历代诗人心目中已获得大大超越其本身的原始的作为饮料的内涵，而成为一种包含多层文化和思想内蕴的复合体，钱老先生的这句话也是由酒这一单纯的已经道出了酒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演进中的这一特质。 “江湖”和“庙堂”历来都是知识分子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痛苦的根源，或借酒佯装癫狂避世自隐，或携酒横刀立马的建立军功，酒成了古代人类物质文化形态和个体心灵审美创造主客体融汇的特殊凝结物。这对于杜甫这位从小就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现实主义诗人来说，这一点就更加表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他饮酒诗中的“浊酒”意象。
就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杜诗中对于酒的称呼是个人情感在客观事物身上的映射。诗人自天宝14年安史之乱爆发，就开始偕家小由奉天先到白水，由华州往泰州，中间又辗转多地直到夔州，这期间遭逢贫穷和战乱，在这样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诗人没有能力买好酒，所以他诗中的“浊酒”也合情理。但在这期间，杜甫也曾多次受人接济酒肉饮食，所以也不排除他内心凄凉苦痛，而感觉他喝的酒因着人之色而由“香”变为“浊”。对于文人特别是像杜甫这类志在“兼济天下”的人来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些外在的生活上的困苦都是可以忍受的，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苦痛。杜甫是社会的良知，当他看到百姓的苦难，国家的破败不堪之后，即使是玉盘珍馐，琼瑶美酒在他眼中也只是糠糟浊酒了。他的名作《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是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在夔州时所作，正值九月九日重阳佳节，诗人登高远眺，临风怀想，天地一儒，只能形影相吊，此为孤独之悲，异乡漂泊，多病残生，因病断酒，添愁惹恨，此为断饮之悲，一“浊酒”写出了诗人此时此刻在此情此景中万悲于心头的潦倒，生活在当下社会环境之中的诗人也就再也吟不出“春酒杯浓琥珀薄“这样的诗句了。
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杜甫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之下的“奉儒守官”的思想消解了酒在一般意义上带给诗人的狂放洒脱的印记，而变为带有沉郁哀伤色彩的“浊酒”意象。从杜甫的十五世祖开始，几乎世代都在当朝担任大大小小的官职，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中的杜甫就不可避免的表现出对官职的向往，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是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莫砺锋先生更是做过非常精确的计算，提到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了“儒“字。也许正是儒家文化在根源上对于杜甫的影响，他没有沉溺饮酒佯狂自醉，而是用一杯浊酒掩盖了政治的无情和自己的无奈。
第四章 结语
贺拉斯说：“不喝酒的诗人写不出千古流芳的好诗”。托穆尔说：“酒是诗人的骏马，跨上它，可以遨游环宇”。酒是连接诗人与社会，连接社会和诗歌，连接诗人和诗的桥梁。
诗酒风流，有酒处也多有诗。文人多饮酒之人，也大都是醉饮，所作的诗也是写己怀，杜甫饮酒也多醉饮，但却是身醉而心不醉。他在诗中写酒，借助酒的参与，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但是诗人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仍然热爱国家，关心百姓疾苦，在高蹈独立的酒兴中沉思当下，心系人民，酒不是他忘却现实苦闷的“腐肠贼”，而是把诗兴导向更广阔空间的引路者。
杜甫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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