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知识归纳

时间:2024-11-22 10:16:53 炜玲 杜甫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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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三首知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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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三首知识归纳

  一、近体诗

  与古体诗(又称古风)相对,是唐代出现的新诗体,严格讲究格律,分为律诗和绝句两种。

  二、律诗

  近体诗的一种,因有严格的格律而得名。形成于南北朝,定型于唐代。主要有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律”、“七律”。全诗八句,每两句为一联,共四联。依次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每联上句称出句,下句称对句。中间两联要求上下对仗。每句之内,句与句之间的平仄调配,有一定格式。但也有少许便通,有所谓“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讲究,即五律的第一、三字,七律的一、三、五字,可灵活,规定平可仄,规定仄可平;但第二、四、六字必须按平仄规定办事。全诗共四韵,首句可押可不押,第二、四、六、八句末必押韵,一般只押平声韵,并一韵到底。除五律、七律外,也偶有六言律,还有八行以上的长篇律诗,称为排律。

  律诗的句式:

  律诗的句式一般是每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单位,每一个节奏单位相当于个双音词或词组。音乐节奏和意义单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

  无边 落木 萧萧 下,

  不尽 长江 滚滚 来。

  律诗的结尾往往是以三字结尾,这最后三字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就说,虽然三字尾还可以细分为二一或一二,但它们总是构成一个整体。如果是五律,后三字和前二字是分成两个较大的节奏;如果是七律,后三字和前四字是分成两个较大的节奏。

  三、怀古诗

  怀古又叫咏史,是我国古代诗题之一。怀古是借古事以抒发感情,讽喻现实的诗歌。怀古诗的重要特点是讽喻现实。为达到讽喻现实的目的,诗歌通常是对古人古事进行爱憎分明的议论,通过议论来影射现实。《咏怀古迹》是杜甫游览昭君村古迹后写的,只有八句诗,却把王昭君的生平大略概括地写了出来,情感线索贯空其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生长之地钟灵毓秀,作者有珍惜之情;“一去紫台连朔读,独有青冢向黄昏”,写明妃远嫁匈奴,只留坟墓孤立在黄昏之中,作者有惋惜之情;“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汉文帝只凭画图辨认昭君的容貌,而她嫁之后,衣服和饰物留在汉朝,她的思念还和夜晚的月亮一样向往着汉朝,作者凭吊中,有恻伤之情;“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弹奏着琵琶,曲子中充满着怨恨,流露出诗人对汉文帝的不满。整首诗充满了对这个远嫁异域的女儿的同情。

  四、主要影响

  诗歌成就

  诗歌体裁与格律

  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诗歌内容

  杜甫的诗歌作品,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在杜诗的各种体裁中,律诗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写时事的诗,多为便于叙事的古体诗。他在古体上有巨大成就,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即事》《王命》《征夫》等。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便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写于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虽未标出总题目,但就内容言,实是组诗。《洞房》为上述八诗之首,在诗中,杜甫由系舟峡江,因秋夜景色而引发对宫掖凄凉的联想。由今日宫掖之凄凉,而忆及往日宫中行乐之种种情形,于是有《宿昔》《能画》《斗鸡》诸篇,极写当年宫中之行乐;第五首《历历》是转折,由安史乱前转向乱后;第六首《洛阳》写洛阳陷落,叛军进逼长安,玄宗出走;第七首《骊山》写骊山已无昔日繁华,寂寞凄凉,不胜今昔之感;第八首《提封》为总结,反思、议论,作者希望皇帝能行俭德,用贤人,戒兵火,加恩四海,则世事尚有可为。八首诗前后照应,情思脉络连贯,而表现的范围则是一首律诗所难以表达的。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杜甫仍漂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慨万端。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层层深入。《秋兴八首·其一》说: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江峡秋色牵动滞留夔府孤城的寂寞心绪,也牵动故园之思。由丛菊两开引发留夔两载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园的思念。正沉浸于回忆与思念之中,忽又为白帝城的四处砧声所惊断,于是有《秋兴八首·其二》。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从落日啼猿、孤城怅望中产生的身世飘零之感,引发对于往日曾叩近侍的回忆,又是感慨万千。正沉浸在回忆与感慨里,忽又被山城悲笳惊醒,回到现实。时光流逝,已是月上中天,叹时光而伤沦落,于是有《秋兴八首·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一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一首从时光流逝叹抱负落空,引发对于朝廷用非其人的不满,于是有《秋兴八首·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这一首是对于国家命运的忧念。意谓政局变更,边境战火不断,国家前途可忧,而自己穷老荒江,无法报国,空有忧思而已。后四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忆往昔、感盛衰、伤沦落、叹身世。这八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深沉复杂的感情,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于时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诗来把这些复杂的、低回不尽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不容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用组诗则可以做到这一点。以律诗写组诗,极大地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这是杜甫在律诗发展史上的贡献。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 “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如同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的诗,这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风急、猿啸、鸟飞、木落,伴以滚滚而来的江水,整个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动之中。然后是一声深深的叹息。他用了那么多在动作上连贯性极强的动词,造成全诗的流动感和整体感,使人读来有一气浑成之感。但细究起来,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有极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字,扬而不返。这首句在通过对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上,十分精彩。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在于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在《江村》一诗中,他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对仗与声律安排的痕迹。而在《春夜喜雨》中,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旅夜书怀》也是此类的名篇。

  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 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句与字的锤炼,加大字与句的容量;常用倒装、叠字,使句式富于变化。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即清人刘熙载所说的“少陵炼神”。杜甫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疏畅而富于转折。他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炼字,是杜甫的自觉追求。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上的。

  诗歌艺术风格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既指声调的抑扬起伏,如善用拗体,也指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将这种悲怆抑制,使它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时,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在感情回旋之后,却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在诗的后半段,个人的悲痛转变成了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梦李白二首》也是这种回环反复表达感情的很好例子,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月色下的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是浓到如酒的情谊,深沉低回,波浪起伏。《北征》《洗兵马》《壮游》《同谷七歌》《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以及《秋兴八首》均属此例。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正如胡震亨所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还有多样的风格。在杜诗的多种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的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了这一特色。如在《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中,杜甫描写了鱼鸟自得其乐的场景。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在《江亭》《漫成二首·其一》《遣意二首·其二》《徐步》《独酌》《绝句漫兴九首》等诗中,都有这种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体现。这类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这组诗把萧散自然的情怀抒写得从容和优雅,令人神往。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廊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如在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诗歌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16],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诗歌精神及影响

  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即称他兼有各家之所长。宋人秦观也认为杜甫“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 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能“集众家之长”。现代研究者指出:“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与屈原相似的深沉忧思。在杜甫的诗里,既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又有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些精神虽然不是诗歌传统自身,但却决定了杜诗的基本品质,说明了这些品质的来源。

  就诗歌传统自身而言,杜诗的叙事与议论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它的缘事而发,则来自乐府传统。它浓烈的抒怀、细腻的感情,与建安诗歌有关。在诗的表现方法、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为广泛而多样。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有乐府的影响,也有史笔的痕迹。杜甫的五言古诗广泛接受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影响,如王粲、曹植、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五言、七言律诗则可以说吸收了这两种体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五律则主要学杜审言。而最重要的,杜甫是充分吸收盛唐诗人创造兴象、创造意境的经验,把它融入叙事的技巧里,叙事而又有着意境的美。从语言或意象上可以看出,杜甫非常推崇曹植和建安诗人,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谢脁、鲍照、庾信,特别是阴铿、何逊,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对于陈子昂、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维、李白,他更是推崇备至。他主张转益多师,正是这一 点,使其成为集大成者。

  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杜甫

  从唐诗的发展历史中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层面,这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以上内容参见“主要作品”目录)。这种影响衣被后人,直至现代而不衰。

  杜甫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成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南宋的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朝鲜世宗朝集贤殿学士主持编纂《纂注分类杜诗》,朝鲜成宗朝柳允谦等人主持编纂《分类杜工部诗谚解》(即《杜诗谚解》,1481年颁布刊行令),将杜诗翻译成谚文。在朝鲜王朝统治前期,出现了以“杜甫”为中心的新诗学文人集团。到朝鲜正祖时,先命朝鲜摘文院汇编《杜律分韵》、朝鲜弘文馆汇编《杜陆律分韵》,又“御定”《陆律分韵》《二家全律》《杜陆千选》,并先后出版,正祖由此被赞为“圣人犹好草堂诗”。杜甫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17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文章成就

  杜甫的遗文,今存辞赋、赞、序、表、状、记、述、碑、志、祭文等共20多篇,成就虽不及其诗,但像《雕赋》《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以及《八哀》《剑器行》等诗的序言,兼具学问与文采,亦颇可观。

  书法成就

  杜甫书法《严公九日南山诗》拓本

  杜甫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杜审言“工书翰,有能名”,父亲杜闲也长于书法。在父祖影响下,杜甫自幼研习书法,“远师虞秘监(虞世南)”,并能做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家学及师承,使杜甫的书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楷隶行草无不工者”。其书迹传世者,据说仅有《严公九日南山诗》拓本(现存于四川巴中县南龛的一通摩岩石刻)。但研究者认为,该书并非杜甫所作,而是晚清时期,好事者将一通宋代万公南山诗石刻改头换面的伪作。

  与杜甫所交游的书法家有李白、王维、李邕、郑虔、顾诫奢、张彪、李潮等。现存杜诗中,有不少涉及书法,与他并世诗人相比,为数可观。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杜甫提出了自己书学观念的核心:“书贵瘦硬方通神。”“瘦硬通神”,即书法讲究骨力,以瘦硬为上,“瘦硬”方能“通神”。杜甫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仅是对开元时期崇尚肥腴时风的针砭,更是对隋唐至开元时期优秀书法作品的精准评判,加以自己其“诗圣”的独特地位,影响了其后书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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