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园田居·其三原文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对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诗很是熟悉吧，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又称古体诗或古风。还在苦苦寻找优秀经典的古诗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归园田居·其三原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归园田居·其三
作者：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注释
南山：指庐山。
稀：稀少。
兴：起床。
荒秽：形容词作名词，指豆苗里的杂草。秽：肮脏。这里指田中杂草
荷锄：扛着锄头。荷，扛着。
晨兴理荒秽：早晨起来到田里清除野草。
狭：狭窄。
草木长：草木丛生。长，生长 沾：(露水)打湿。
足：值得。
但：只.
愿：指向往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愿。
但使愿无违：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违：违背。
译文
南山下有我种的豆地，杂草丛生而豆苗却稀少。
早晨起来到地里清除杂草，傍晚顶着月色扛着锄头回家。
道路狭窄草木丛生，傍晚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衣服。
衣服沾湿了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鉴赏
《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的结尾二句，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谓“自然”，不仅指乡村的自然环境，亦是指自然的生活方式。在陶渊明看来，为口腹所役，以社会的价值标准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追逐富贵，追逐虚名，都是扭曲人性、失去自己的行为。而自耕自食，满足于俭朴的生活，舍弃人与人之间的竞逐与斗争，这才是自然的生活方式。不管这种认识在社会学中应作如何评价，终究是古今中外反覆被提出的一种思想。当然，陶渊明作为一个贵族的后代，一个很少经历真正的苦难生活的磨砺的士大夫，要完全凭借自己的体力养活一家人，实际是难以做到的;而且事实上，他的家中仍然有僮仆和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门生”为他种田。但他确实也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特殊认识，经常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并在诗歌中歌颂这种劳动的愉悦和美感。读者应当注意到：不能把陶渊明的“躬耕”与普通农民的种地等量齐观，因为这并不是他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手段;也不能把陶渊明对劳动的感受与普通农民的感受等同看待，因为这种感受中包含了相当深沉的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在古代，它只能出现在一小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如果要找相类的表述，读者可以在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看到。小说中的列文，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也曾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而从中求取人生的真理，以此来批判贵族社会的虚伪、空洞、无聊。
所以，这首诗看起来极为平易浅显，好像只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断，其实却有不少需要深入体会的内涵。
首先，这诗中不易察觉地涵化了前人的作品，那就是汉代杨恽(司马迁外孙)的一首歌辞：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此诗原是杨恽得罪免官后发泄牢骚之作。据《汉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南山为“人君之象”，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豆实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此说大体不错。
将陶诗与杨诗比照，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种豆南山下”，便是“田彼南山”;“草盛豆苗稀”，便是“芜秽不治”;“晨起理荒秽”，也是针对“芜秽不治”这一句而写的。考虑到陶渊明对古代典籍的熟悉，这种明显的相似，可以断定不是偶然巧合。
那么，陶渊明暗用杨诗，用意又何在?首先，这种化用，已经把杨诗的一部分涵意移植到自己诗里了。对于熟悉《汉书》的人来说，马上会联想到“朝廷之荒乱”、贤者无所用这样的喻意。
但是，这诗又并不是单纯地脱化前人之作，诗中所写种豆锄草，都是作者实际生活中的事情。陶渊明既移植了杨诗的某种涵意，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又用自己亲身种豆南山的举动，针对杨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的喻意，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污浊混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躬耕田园，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杨诗结尾说：“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在一定前提下，这也是陶渊明所赞成的。但他通过自己的诗又表明：劳作生活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乐趣。忙时种植收获，闲来杯酒自娱，纵身大化，忘情世外，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乐”。
解析了此诗运用典故的内涵，便可以对诗本身作进一步的分析。
种豆南山，草盛苗稀，有人说这是因为陶渊明初归田园，不熟悉农务。其实他的田主要不是自己耕种的，他只是参与部分劳动，这话说得没有意思。组诗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有“开荒南野际”之句，可以证明南山下的土地是新开垦的。所以不适合种其它庄稼，只好种上容易生长的豆类。这道理种过田的人都懂得。如果不考虑运用典故的因素，这两句就像一个老农的闲谈，起得平淡，给人以亲切感。
草盛就得锄，所以一早就下地了。这是纪实。但“理荒秽”三字，用得比较重，似乎别有用心。杨恽诗中“芜秽不治”，是比喻朝廷之荒乱。那么，在陶渊明看来，社会的混乱，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那是因为许多人脱离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争夺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战乱纷起，流血无尽。“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诗表明陶渊明把自耕自食看作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秽”，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纠治整个社会的“芜秽”之深意。
“带(戴)月荷锄归”，说明整整干了一天。陶渊明毕竟不是真正的农民，既有僮仆和他一起下地，即使他干起活不那么紧张劳累，这一天也够受的。但他的心情却很愉快。因为没有好心情，写不出这样美的诗句。月光洒遍田野，扛着锄头，沿着田间小路往家走，这是多么漂亮的画面!另一首诗中，陶渊明对田间劳动说过这样的话：“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身体虽然疲劳，却避免了许多患害。这不但包括兵凶战厄，也包括人群间的尔诈我虞。在劳作中生命显得切实、有力，所以是愉快的，美的。
因为是新开垦的土地，道路狭隘，草木却长得高。天时已晚，草叶上凝结了点点露珠，沾湿了衣裳。“衣沾不足惜”，把这么一件小事提出来，强调一句，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衣服湿了，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可惜的，陶渊明这么一个豁达的人，按理不应该去说它。但“衣沾”并不只是说衣服被打湿而已，而是一个象征。从前做官，虽然不舒服，总有一份俸禄，可以养家活口，沽酒买醉。辞官隐居，生活自然艰难得多，田间劳动，又不是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所能轻易胜任的，而且这种境况还将持续下去。高蹈避世，说起来容易，没有多少人能做到。陶渊明自己，也是内心中“贫富长交战”的。只是诗人不愿说得太远、太露，以致破坏整首诗的气氛，只就眼前小事，轻轻点上一笔。
“但使愿无违”是全诗的归结和主旨。“愿”，就是保持人格的完整，坚持人生的理想，以真诚的态度、自然的方式，完成这一短暂的生命。这太重要了。所以一切艰难，与此相比，都变得微不足道。而自己确做到了“愿无违”，也是颇值得自我欣赏的。
用浅易的文字，平缓的语调，表现深刻的思想，是陶渊明的特长。即使读者并不知道诗中运用了什么典故，单是诗中的情调、气氛，也能把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传送到读者的内心深处。
诗人躬耕田亩，把劳动写得富有诗意。“种豆南山下”，多么平淡的口语;“带月荷锄归”，多么美的画面。语言平淡而意境醇美，这就是陶诗的独特风格。
归园田居·其三
作者：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译文
南山下有我种的豆地，杂草丛生而豆苗却稀少。
早晨起来到地里清除杂草，傍晚顶着月色扛着锄头回家。
道路狭窄草木丛生，傍晚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衣服。
衣服沾湿了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鉴赏：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泊邈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本诗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本诗的鉴赏即可领略陶渊明田园诗的风采一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南山”在中国古籍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泛指在南边的山，特指秦岭山，具体来说指的是秦岭山的终南段。历史上因为秦岭山脉位于唐代长安都城以南，故称为南山。“南山”在众多诗词中的，多指宏大、久远，如“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又如“寿比南山”等。而在此诗中又有暗喻朝廷的意思。“草盛豆苗稀”，“盛”与“稀”的对比实则是朝廷的奸臣当道与忠良难存。这两句平淡至极，像似闲谈，却亲切入题。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草盛豆苗稀就得理，所以一早就下地了，又是一句平淡的纪实。细品“理荒秽”三字，喻“草”为“荒秽”，作者心中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在陶渊明看来，这些荒草像极了社会中的黑暗、不公、尔虞我诈。许多人脱离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争夺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战乱纷起，流血无尽。不是每个人都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坚守着自己的宁静，表明陶渊明把自耕自食看做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秽”，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纠治整个社会的“芜秽”之深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上枝头，干完了一天的活，带着充实的成就感，凉风习习，肩扛锄头，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荷锄归”优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全诗在平淡与幽美、实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峡”“长”“沾”一连串的形容词，表现了诗人深陷田园生活，忘情世外，悠然自乐。诗人既表达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又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污浊混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躬耕田园，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劳作生活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乐趣。忙时种植收获，闲来杯酒自娱，纵身大化，忘情世外，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乐”。
全诗的语言朴素、平淡，自然随口而出，不见丝毫修饰，但又清新怡然、富于情趣，平淡和诗意的醇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陶诗”平淡、醇美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受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然而为官的十三年，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故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临死时，他在给自己写的《拟挽歌辞三首》中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陶渊明的诗中蕴藉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因此，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
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得”。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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