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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出家》古诗赏析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对古诗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古诗包括唐律形成以前所有体式的诗,也包括唐朝及唐以后仍按古式创作的诗。还苦于找不到好的古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在家出家》古诗赏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古诗《在家出家》
年代:唐
作者:白居易
衣食支吾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
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
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作品赏析
【注解】:
①跏趺:两腿左右交叉,相盘而坐,是一种坐禅方法。
【鉴赏】:
僧人要出家修行,以求证心,获得解脱。但若要广泛普及佛法,要求世人全都出家,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有在家修行之说,出现了所谓“居士”。居士中最著者是维摩诘。他是吠舍离城的一位长者,以白衣敬奉沙门,以佛法教化众人。他曾经对前来问疾的文殊师利讲说“本无”、“空空”之义,深受敬佩。
在《维摩经》中,他阐述了“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彩女,而常远离五欲污泥”的观点,认为这才是“通达佛道”,是真正的“菩萨行”。《维摩经》自六朝以来就在文人中广泛流传,维摩诘本人那种既不废世间生活,又精通禅理,以世间为出世间的形象,就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心中的理想。
这种思想之所以与白居易一拍即合,主要是因为二者的生活状态几乎完全相似。白自己也说:“唯是名衔人不会,毗耶长者白尚书。”(《刑部尚书致仕》)所以,他就使自己的心境始终处于和谐之中。白居易在佛学上几乎没有什么独特的建树,但他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却超过了在佛学上更有造诣的柳宗元诸人,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原因。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2月28日~846年9月8日),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龙门香山。[49]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作品书法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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