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曾国藩

韩愈与曾国藩

　　“峨峨曾文正，崛起由湘乡。雄奇隘宇宙，独与韩公当”。这是刘乃晟在《张廉卿(裕钊)先生寿诗》里的两句话。曾文正，指的是曾国藩;韩公，即韩愈。这两句诗意在赞美曾国藩的古文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相提并论，虽不无溢美之嫌，但也大致属实。

　　曾国藩何以能与韩愈相提并论?在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当我冥心追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渐渐发现，在曾国藩的历史世界里，韩愈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之所以被誉作“独与韩公当”，并非是一种随意而牵强的绾合。

　　据黎庶昌为曾国藩编撰的年谱，曾氏最早对韩愈的文章发生兴趣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其二十五岁的时候(这里指的应是韩愈的别集，因为韩愈的部分名篇佳作早已被各种选本反复收录，而各种选本大都为乡塾之用，用来指导学童习作，应付科举考试。因此，曾国藩熟读韩愈的个别文章应早于此时)。这时他虽中举，却在赴京会试中连年不售，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是从此深嗜韩文，“慨然思蹑而从之”。自此，曾国藩对韩愈的追寻一发不可收回，并且从文到道，由学及身，韩愈成为曾国藩成长道路上的精神导师。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入翰林院供职。在京师，曾国藩拜交了唐鉴等人，在学术上迈进了理学的大门，开始服膺程朱之学。不过，他在宗仰朱子的同时，亦时时将韩愈的教导置于座右，这与宋代之后研治理学的多数人物取径不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曾氏日记云：“自谓忠于为人，实已重外而轻内，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训。”同年廿九日日记云：“予又病多言。昌黎云：‘默焉而其意已传。’哓哓胡为者，况其一无真知耶?”我知道，在朱熹眼里，韩愈不能算是知“道”之人，因为韩愈“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因而“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世俗富贵利达之求”。所以，后来的文士对韩愈一般只有文章上的景仰和经济事功上赞许，在人格的修养浸润上绝少提及。曾国藩虽并未将韩愈作为自己修身养德的最高楷模来朝夕奉拜，但能在这一方面提到韩愈已是与人迥异。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发现在官署的西北角有一土地祠，里面供奉的正是韩愈。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座小庙里，处于正位的是韩愈，孔子却屈居旁侧了。曾国藩很不解，也很替韩愈感到不安，说先生你曾经非常羡慕颜回能够依归侍奉圣人，自己却没有机会得到夫子的耳提面命，如今，你们的位置怎么颠倒了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韩愈能够心安理得地成为这里的常住居民，曾国藩在庙前焚香祝祷，将孔子木主焚烧，并写下了一篇《祭礼部韩公祠文》，其文有曰：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

　　从祭文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韩愈的评价如此之高，他自己很早就服膺韩子之学了。在咸丰九年(1859)四月的家书中，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读书要有所拣择，又举韩愈等人作为榜样，并将韩愈称为“千古大儒”。对韩愈这样的态度，显然和以程、朱为首的宋儒有所参差，曾国藩敢于在理学的门庭之前翻个筋斗的勇气彻底显现出来。

　　韩愈比曾国藩年长一千零四十三岁，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来实现。

　　曾国藩一生酷嗜韩愈之文，屡次在其家书、日记、诗文中提到韩文，如曾在家书中说：“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并且多次谈到读韩文的感受，认为韩文既有近于汉赋处，又有近于《诗经》处，能将孔、孟之义理，融于扬雄、司马迁之风格，因而，学韩文可以窥得六经之阃奥，得圣人之教于千载之下。

　　体察曾氏对韩文之钟情，莫过于读其《求阙斋读书录》。从此书可以看出，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史记》、《汉书》，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评语最多。将纷繁的评语略为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相隔千年之后，曾国藩对韩愈的惺惺之惜。

　　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评《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

　　重要的是，曾国藩能够将对韩文的欣赏与自身的学术取向完美地结合，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那么，曾国藩的学术有什么特征呢?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之学”。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是斤斤于饾饤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

　　“士大夫之学”的特征在曾国藩的韩文评论中颇为鲜明。他从哲学、政治、文学、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韩文进行了解说分析。评《原性》，他从心性论来谈;评《送浮屠文畅师序》，他从儒、佛之辨来谈;评《论变盐法事宜状》，他从经济利算来谈;评《马说》，他从人才荐拔来谈;评《论淮西事宜状》，他从军事策略来谈。从文学角度评论的则更多，不能一一枚举，读者可自去拣阅。他在评《答侯继书》时有一段话，我们似乎可以拿来作为他的韩文评论具有“士大夫之学”特色的一个注脚，他说：“‘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所陈数事，皆专家之学，卤莽者多弃置不讲。观韩公此书，然后知儒者须通晓各门，乃可语道。孔氏所谓博学于文，亦此义也。” 　　颇可宝贵的是，曾国藩对韩愈的为人和为文，不仅有崇仰，亦有严肃的批评。他评韩文《潮州刺史谢上表》曰：“‘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节，求哀君父，不乞援奥灶，有节概人固应如此……‘东巡泰山’，此则阿世取悦。韩公于此等处，多信道不笃。”对韩愈不能处穷的软弱进行了指责。另外，对《讳辨》、《送孟东野序》、《上宰相书》等文亦提出了文学上的批评，可称得上是韩愈之诤友。

　　如果说以上的种种评论证明了曾国藩是韩愈文与道的知赏者的话，那么曾氏的古文写作也完全可以证明他是韩愈文与道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曾国藩曾有诗言“述作窥韩愈”，又言“文笔昌黎百世师”，并“私淑韩公二十霜”，心摹手追，冥冥造往，曾国藩以韩愈诗文为重要的文学营养。

　　我们知道，曾国藩诗文皆当行，文又优于诗。曾诗学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人，广取博采，融会百家。文则明显偏重于韩愈，其雄伟峻拔、酣恣淋漓之气象甚得韩文之谛。他曾对儿子曾纪泽说：“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在他编选的《古文四象》中，将古文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类。太阳之文指的是那些具有喷薄跌宕气势的文章，是曾国藩的最爱。在这本书里，唐宋八大家中，几乎都是韩愈之文，其他七家只占了极小的比例。他还在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检讨自己近来所作之文“率伤平直”，与扬雄、韩愈的瑰玮奇崛之风相距甚远，因而“不称鄙意”。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发布了征讨太平军的动员令——《讨粤匪檄》，这篇檄文即颇具韩风。开首曰：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抛开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不谈，仅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说，这篇檄文是非常成功的。而之所以成功，重要的一点便是其气盛。韩愈早就说过“气盛言宜”的话，一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以，尽管这篇文章里也有曾国藩为污蔑太平军而耍的小手段，但在其汹涌排宕的气势遮蔽中，泥沙与洪涛俱下，已经影响不了文章的煽动性了。于是，有人就将它与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相提并论，或许大致不差。

　　正是由于曾国藩对韩文的沉浸濡染，才造成了文章史上的他虽出之于桐城，又不囿于桐城，拔戟自成一队，岿然独立的历史地位。熟悉中国文章史的人都知道，桐城派自方苞、姚鼐以来，论文主张雅洁谨细，讲求义法，以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如此以来，文风不免萎靡。桐城学人方东树《书〈望溪先生集〉后》云：“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指出了方苞的文章缺乏飞扬之姿、辗转之势和雄壮之力。姚鼐的文章，在曾国藩看来，又是“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明显缺乏对社会民生的关注。而韩文形式上的雄迈之气与内容上的不平则鸣给了曾国藩以改造桐城古文的勇气和力量，最终造就了他桐城古文“中兴大将”的地位。正如钱基博所说：“(曾国藩古文)大抵以定气为主，以影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扬、马，专宗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

　　曾国藩为何会如此钦慕一千多年前的韩愈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韩愈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文章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要通过文章来改造社会生活，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曾国藩亦不以文人自限，他在年轻时即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加之近代湖湘文化经世之风的影响，他对历史上那些既有事功、又有学问的人物自然十分向往。曾国藩曾有一篇《圣哲画像记》，历数了历史上的三十二位贤哲，令儿子画下他们的图像，时时瞻仰以砥砺自己。现在看来，三十二位贤哲中，韩愈的影响确实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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