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死因

韩愈死因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佳作，被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有人说韩愈晚年蓄养姬妾，乱吃丹药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初二，刚刚就任不久的兵部侍郎韩愈，面临着一项棘手的使命。

　　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发生叛乱。起因是朝廷派去镇州做节度使的田弘正，讲究奢侈排场，不知体恤部下。结果，引起镇州将士的极度不满。镇州兵马使王庭凑有心作乱，乘机激怒将士，把田弘正与他的幕僚，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杀了，要求朝廷正式委派王庭凑做节度使。这是中唐以来，大唐帝国的顽疾——藩镇割据自立的又一次活生生的复发。

　　此等武力威逼，朝廷当然不愿，也不能同意，于是，派遣15万大军讨伐。王庭凑只有1万多人的军队，却利用中央各军的内部不和，声东击西，不但将他们各个击破，还围困了重镇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朝廷无力作战，只好暂且同意让王庭凑做节度使。随后，派年过半百的兵部侍郎韩愈，前往镇州“宣慰”——劝说王庭凑解除深州之围，放出城内的守将牛元翼。

　　为什么会派韩愈去宣慰王庭凑呢?这对韩愈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一人面对叛兵

　　据说，在韩愈奉命启程后，时任宰相的元稹对唐穆宗说：“韩愈可惜!”元稹可不是随便感慨的。那时的藩镇，极其跋扈与残暴，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尤其是，他们根本没有把朝臣放在眼里。因此，韩愈的出使，的确冒着很大的危险。连唐穆宗也马上领悟到了这一点，于是连忙派人阻止。可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韩愈视死如归。他对皇帝的使者慨然说道：“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岂有受君命，而可以逗留自顾的道理!”于是，疾驰而往。

　　一路上，因为皇命在身，韩愈格外警醒，恨不得马上就到镇州。日夜兼程之中，他两次写诗酬答旧日的上司裴度：“窜逐三年海上归，逢公复此著征衣。旋吟佳句还鞭马，恨不身先去鸟飞”(《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可见韩愈一心完成使命的赤胆忠心。

　　那边，王庭凑已经严阵以待，领着全副武装的甲兵“夹道欢迎”韩愈这位钦差。甲兵们刀出鞘，箭上弦，一片杀气腾腾。进了镇州馆驿，韩愈、王庭凑落座堂上，甲兵布满庭下。韩愈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面对充满敌意的叛乱之兵，毫无惧色。他的凛然正气，反倒使做贼心虚的王庭凑胆怯了三分。

　　王庭凑先是推脱责任，以试探口风。他说：“局面的纷纷扰扰，都是不听话的士兵造成的。”同时，庭下的甲兵按照王庭凑预先的布置，一起拥上堂来，气势汹汹，上前围住了韩愈。

　　韩愈不动声色，义正词严地对着这班甲兵说道：“儿郎们，且不要乱闹，听韩愈来说。我且同你们谈谈叛逆与忠顺的利害吧。姑且不需远引古事，只看今朝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叛贼，他们的子孙还在吗?还有当官的吗?”

　　甲兵说：“没有。”

　　韩愈接下去说：“令公(指田弘正)忠义，封为节度使，又封中书令，子孙还在幼年，已经授了好官，其荣其宠，光耀天下。”

　　甲兵们喊道：“田弘正待我们刻薄，所以军心不安。”

　　韩愈说：“然而你们三军把他杀了，还说什么?”

　　甲兵们听了，只得道：“侍郎说的是。”

　　王庭凑一看军心动摇，苗头不对，担心部下被韩愈说动，便立即命令甲兵退出，对韩愈说道：“侍郎这次来，对庭凑有何指教?”韩愈答道：“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不少，朝廷不是特别爱惜他，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还不能随便抛弃他，你又何必死死盯住他不放呢?”王庭凑见风使舵，马上说：“放!放!我马上放他走。” 韩愈说：“如真能这样，那自然好。”

　　于是，王庭凑摆好酒宴，款待韩愈，并答应解除深州之围。与此同时，牛元翼开始艰难突围，王庭凑听从韩愈的警告，不加追击。于是，一场干戈，暂时化为了玉帛。

　　镇州之行，韩愈在充满敌意的骄兵悍卒面前，在森严的兵甲环绕之中，镇静应付，以理服人，最后，不辱使命，为朝廷平息了一次叛乱，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质和举重若轻的本领。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赞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他这种一般文人所缺少的胆气。

　　最有成就的是文学

　　宣慰镇州、解救牛元翼的任务胜利完成，韩愈自己也颇为高兴。在《镇州初归》中，他写道：“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唐穆宗听了凯旋回朝的韩愈的汇报，大喜过望，说：“看来，爱卿不仅是写文章的圣手，还是个灵敏机智的演说家。”对他极其赞许，准备重用。韩愈期待中的光明仕途终于到来。

　　韩愈从小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的运气极其不顺，20岁就赴长安应试，屡试不中。25岁时，好不容易考上进士，但又连着几年没有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徒有功名，没有官做，只好流落到地方节度使的幕府里任职。35岁时，终于进入官场，又因与宦官、权要相对抗，长达十几年不得志，连生活费都要靠他人接济。

　　长庆四年(824年)夏，57岁的韩愈刚受重用不久，却突然生病，不得不请假到新置的城南别墅里休养。过了中秋节，病情突然加重，没过多久，溘然而逝。“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正如韩愈的这首自嘲诗——他编撰过史书，从军征淮西，对军事、思想、教育等各类大事，都表现出卓异的能力，但在各项事业中，最有成就的还应属文学事业。他是最恰如其分的“生死文字间”的文人。

　　韩愈认清了当时的文坛现状，明确地提出写作“古文”的主张，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来抵制流行的骈文，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一批文人的拥护，因而形成了影响颇大的古文流派。他还主张，写诗不依傍前人，贵在独创;他热心写作雄奇、险怪的诗歌，并有意识地团结了一批诗人，形成了以他和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

　　长庆四年(824年)8月，韩愈写信给门下弟子皇甫湜(音同“实”)：“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嘱。”十二月初二，也就是825年1月25日，早晨，在长安靖安里府第，韩愈已处于弥留之际，向家属和密友张籍等嘱咐后事。韩愈本来要张籍代写遗嘱，由于家人嚎啕痛哭，未能写成。他只得对妻子说：我的一位伯兄德行很高，精通医术，吃东西前必看《本草纲目》，结果40岁就去世了。我对养生、吃食没有任何禁忌，官及侍郎，还比伯兄多活了10多岁。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地下见到先人，也不怕丢脸了!说完，溘然长逝。

　　每天吃一只“硫磺鸡”

　　对于韩愈缘何而死的争论，持续了1000多年。

　　据韩愈的女婿兼门生李汉说：“长庆四年冬，先生殁。”殁于何因?并未言明。可是，白居易在怀念好友元稹的《思旧》诗中却说：“退之(韩愈的字)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五代时期的陶榖(音同“谷”)对韩愈之死的前因后果作了说明，流传很广。他说韩愈晚年亲近女色，此外每天要吃一只喂了硫磺的雄鸡。

　　据记载，韩愈晚年，曾蓄买姬妾多人，有的善弹琵琶，有的长于调筝，其中还有名字可考的，一个叫绛桃，一个叫柳枝，皆能歌舞。与声色不离的生活，更需设法使精力旺盛，当时又流行炼丹吃药，韩愈吃的“硫磺鸡”，可能便是某种药方。当然，服食丹药及“晚年颇亲脂粉”，与吟诗写作一样，都是乐享晚年，在当时来看，不致有违情理，更无妨韩愈晚年的声誉。

　　不过，清代方崧卿、李季可、钱大昕等，都认为陶榖的说法是“诬谤前贤”。方崧卿据《卫府君墓志》说，当时也有一个人，叫卫中立，字“退之”，是因服食丹药而死，白居易说的是这个卫中立，不是韩愈。李季可、钱大昕更进一步提出，韩愈曾在去世前一年写过一篇《李干墓志》，批评了六七个人，都是因为炼丹服药而死的。韩愈不可能是表面上斥责别人，而暗里却自己“试祸”的人。

　　对卫中立之说，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并不认可。他认为白居易和韩愈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是，毕竟还是有过一些交往的。据他考证，白居易和不是进士出身、到死都是边陲之地幕僚的卫中立根本毫无交往。白居易写《思旧》诗时，怎么会突然想到一个和自己毫无交往的人呢?说卫中立，更不合理。

　　既不是韩愈，又不是卫中立，那是谁呢?难道在白居易的“旧友至交”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退之”吗?这实在是一个谜，一个千古之谜!

　　拓展阅读：韩愈师道思想的内容

　　韩愈认为师与道是统一成一体的,师是道的承担者,他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而道则是师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道是一体的。这从韩愈的《原道》、《师说》等文章中可以得知,在《原道》中他认为:“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他认为古代的君王既是君主,又是百姓的老师,教他们生养之道。他又指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在周公之前,圣君贤者是道的承担者,他们可以将道通过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周公之后,道就成为一种知识和价值,而儒家就成为一种载体,来传播这种知识和价值。因此,道需要儒师的传播,才得以流传下去,师也就成为道能否延续的保证。韩愈的这种师道观和他那个时代的关于师与道的观点是不同的。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儒家文化,使当时的人成为吸收和传承儒家思想的人,这是韩愈倡导师道的核心目的,因而对于道的传播成为师道思想中核心的内容。

　　韩愈认为关于道的传播是其师道思想的核心,道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明先王之道,以此来确立儒家仁义道德的权威。他认为为师者,传道是首位的。在《原道》中,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韩愈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为师者就是要将这些仁义道德的思想传于学生,这才是君子之道,儒家之道。他也极为痛心地指出,由于这种仁义道德思想的失传,以及受当时佛道的迷惑,许多人弃儒和信奉佛老。他又提出了道统论,是指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流传下来的“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教”。他道统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重新树立儒家先师的权威,以表明儒家的源远流长。他认为:“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巨、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栗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韩愈的师道的具体内容包括儒家的经典、礼乐刑政、封建伦理秩序和人伦规范。韩愈认为只有名先王之道,才能做一个对己、对人、对社会都是有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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