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

时间:2024-12-03 20:51:04 韩愈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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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

  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坤(茅坤,明代散文家、藏书家)盖有所本也,然右书今不存,惟坤此集为世所传。我们探讨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为何有“八大家之首”的说法,可以试试去考镜源流。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希望对你有帮助。

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

  唐宋八大家之名因何而来,唐宋八大家之首为韩愈的说法,概因何而来?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可见,在元末明初,就已有把这八个人放在一起的做法。

  而具体以唐宋八大家来称呼这八位古文大家的,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此书辑录文章的顺序,是韩柳打头,三苏在后。

  推韩愈为首的说法,考查到最早的出处,是《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

  ……然六艺之音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呼?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

  从《原叙》中,便可看出,韩愈之于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首出而振之”,即是先驱开拓之功。

  韩愈并非最先提出骈文有华而不实,辞藻浮靡之弊的人,在韩愈之前,如大家所熟知的初唐四杰中的王勃,便提出过相似意见。但改革文体、文风、语言,使其成为运动的,则是韩愈。古文运动当中,不但有着对古文本身的改革,还承载着复兴儒道的主张。

  此间,韩愈提出或强调了“载道”、“明道”、“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等观点。

  以这点看,韩愈为首,毫不为过。其对文学史乃至于当时的政治、思想都以古文运动为一个重要载体,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延续到了后世。欧阳修的运动便受其影响,并称唐宋古文运动。

  而论及韩愈文本身,韩愈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古文高手。为此我们可从后世评价中窥见一些端倪,如苏洵“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等称赞,其余文章已有所表,便不在此赘述。

  综上所述,从时间上看,韩愈为先驱;韩愈又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以及文章本身就做得一流,自然当得起一个“首”字。

  这是综合因素致使的。当然,所谓唐宋八大家之首,只是一个说法,换个说法未必不可。况且论资排辈,有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当然,韩愈一般是排在首的,他也当得起。

  但有时却不能迷信排位。比如《唐宋八大家文钞》,前面也说了,三苏排在最后,但实际上,论成就,三苏反而是宋代顶峰,应排在前面。

  再如建安七子,我们先谈孔融,一是孔融辈分高,二是他也是一位先驱者。但《 文心雕龙》里又说了:

  仲宣(王粲)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

  因此在面对具体的对象时,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综合分析,而不能简单的一言以蔽之。

  编辑于 201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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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靖

  寂寞向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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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的地位,苏轼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即使现在让苏轼看来,他也是赞同的。

  苏轼也有直接写过韩愈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评价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能文能武,这就是韩愈。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这打破了从东汉到隋朝八个朝代六百年骈体文兴起发展的时期,骈体文多用对偶,文章华丽,重视音韵,但不实用,柳宗元说骈体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到中唐时期,韩愈又要对抗佛教和道教,骈体文不适合表达儒家思想,韩愈就借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叫古文。他的文章慷慨激昂,自然随意,一代文章大家。

  并且韩愈在诗歌上也是大家,开创以文为诗。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引荐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扩大的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宋代的“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诗歌更接近散文的特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跟传统的诗歌不同。

  在文章上与柳宗元开辟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与孟郊形成了“韩孟诗派”。韩愈的谥号是“文”,大家尊称为韩文公。韩愈在成名之后也大力支持后学之士。《新唐书》中评价是:“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成韩门弟子”。宋代的欧阳修也是,提携曾巩、苏轼,看到苏轼的文章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后来也有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不遗余力的提携后人,也是这几位大家共同的特质。

  并且韩愈也是文人中的豪杰。唐宪宗时期,敢于谏迎佛骨被贬,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随裴度平淮西节度使叛乱,韩愈提议奇袭,自己率兵千人奇袭蔡州,但裴度没同意。但之后李愬同样提议奇袭,这回裴度同意了,然后李愬也成功了,取得平淮西的胜利。大家都为韩愈叫屈,但是韩愈并不在乎。之后撰写《平淮西碑》。

  之后镇州兵变,韩愈当时担任兵部侍郎,代替朝廷前去军中宣抚,安抚军心,并且还要去化解镇州旁边的深州之围的重任。韩愈出发时,大家都觉得他很难回来了。当时的宰相元稹就说:“韩愈可惜”。因为在叛乱的藩镇是不怎么在乎天子的,去兵变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之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廷派颜真卿(就是那个大书法家)去平叛,不幸被俘,拒降后被杀。

  唐穆宗当时在下旨之后也有些后悔,派人追上韩愈让他要审时度势,不要轻易深入,性命要紧。但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皇帝让他停止,这是对他的仁爱,但是即使送死也是臣子的道义和责任。韩愈深入虎穴,面对残暴的王廷凑,理直气壮,有胆有谋,有礼有节,不辱使命的完成了朝廷的任务。这种胆识和勇气不是随便哪个文人都有的。他以传统的儒家的道统来自任,代表了儒家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文学上开辟古文运动,以文为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政治地方都曾经为官,打过仗,深入虎穴完成重大军事使命。对于佛道这些跟儒家思想有干扰的思想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作为传统儒家“仕”的代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实践“仁义”。

  韩柳是开风气者,古文运动的先驱者。

  一洗魏晋以来骈散文重形式轻内容的艳丽文风,按苏轼的话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在此基础上,后世散文家基本没能再取得新的突破。其历史地位是不容质疑的。

  从文章本身质量而言,韩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苏文行云流水,飘逸绝伦。各有优点。但在文人最重视的论道与论政两方面,韩愈有天然的优势,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而苏轼的政论强在角度新奇,总体质量上较韩愈为弱,也不能代表苏轼最高的文学成就。故也会影响其在后世儒家士子心目中的地位。

  古有韩海苏潮之说,互文的手法,韩文如潮般浩荡,而苏才如海般渊博。因为苏轼,文章、诗、词、书、画全都是顶尖的,儒道释三家皆通,但单以文章而言,韩排在苏前是毫无问题的。

  有理有据的说明这些歪门邪道只不过是“夷狄之人一法耳”,而且相信的只能招灾惹祸,伤财破家。

  可惜很多人依然相信。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

  《谏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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