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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鉴赏及译文答案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鉴赏及译文答案,欢迎大家分享。
《李花赠张十一署》
唐代:韩愈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
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
君知此处花何似?
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
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
迷魂乱眼看不得,照耀万树繁如堆。
念昔少年著游燕,对花岂省曾辞杯。
自从流落忧感集,欲去未到先思回。
只今四十已如此,后日更老谁论哉。
力携一尊独就醉,不忍虚掷委黄埃。
译文
在江陵城西郊在二月底,白色的李花到处开遍,几乎看不出红色的桃花。
在春风的抚摸与春雨的洗炼下,李花的洁白连雪也难与相比,花林象波涛在空中翻滚一样杏无边际。
您知道这里的花到底象什么呢?
白色的花儿反照着天空,把夜色中的天空也照亮了,以致于群鸡也惊觉而啼鸣,官吏都起床了。
那承载着金鸟的太阳从海底升起,红光照射,青霞披开。
李花在阳光的照射下繁密成堆,令人魂迷眼花,不敢直视。
我想起少年时候,喜爱游赏宴乐,对着美丽的花儿哪里肯推辞美酒。
自从流离贬逐以来,百忧交集,即使去赏花,人还没到赏花之处就已经盘算着回来了。
现在我才四十岁就已经是这样了,以后年纪更大又不知将与谁说起。
还是让我独自喝得酩酊大醉,我实在不忍心将美丽的光阴抛弃而让鲜艳的李花零落在黄土中。
注释
⑴张十一署:即张署,时韩愈与张署同在江陵府任参军。十一,行第。
⑵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二月尾:二月末。
⑶风揉雨练:言李花经春天的风雨搓洗出来。雪羞比:言李花洁白,使白雪羞于与之相比。
⑷波涛翻空:李花繁密,似波涛在空中翻动。杳无涘(sì):无边无际。
⑸倒烛:倒照,言李花的白光从下往上照,使夜空明亮。
⑹群鸡惊鸣:群鸡见天空发白,误以为天亮,争相打鸣,此夸张之辞。官吏起:官吏闻鸡鸣,便起床前往官衙,此夸张之辞。
⑺金乌:太阳,古神话说日有三足乌。
⑻朱辉:红霞,红光。青霞:青云。
⑼迷魂乱眼:阳光下的李花,光彩撩人,使人神魂恍惚。
⑽繁如堆:形容李花之茂盛。
⑾著:著意,贪恋。游燕:游赏宴饮。燕,通“宴”。
⑿辞杯:推辞酒杯。
⒀流落:远流他乡,穷愁潦倒。此指远贬阳山。
⒁“欲去”句:要去看花时,未到就已先想着回家了。意即再无赏花的兴趣。
⒂只今:如今。
⒃力:尽力。尊:酒器。独就醉:独自喝醉。
⒄虚掷:虚度光阴。委黄埃:零落到黄土里。
赏析
这首诗可分前后二段,前十一句为前段,先作巧构形似之言,摹写李花的色白和茂盛状,再用夸饰手法写夜中的李花,而后写朝阳初照花林的景致,其体物入微,发前人所未发,是描写客观景物的笔力展现;后八句为后段,写自己感到赏花心情已远不如少年时代,李花盛开,自己却与张署同谪江陵,同悲流落,可知自贬阳山以来,政治上的失意始终笼罩在韩愈心头。这首诗写得奇丽精妙,体物入微;全诗情寓物中,物因情见。
前十一句,极写李林繁花之盛,景象之奇。韩愈大概早就领略过李花明黑夜的奇景,夜游李林不为无因。所游似一处果园,有桃李等果树林,然而夜间因红色反光微弱,洁白之色反光强烈,故“花不见桃惟见李”。接着大笔“等闲平地起波澜”极力挥洒,李林之神光被描摹得气势非凡,压倒一切。凿空乱道得理直气壮,涵盖时空远近动静虚实大小,硬语盘空。“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涣”说风雨压李花不倒,其洁白超过白雪,李林耀眼白涛腾空盖地无边无际。“君知此处花何似?”句后有删节,故无下句。
“白花倒烛天夜明”至“照耀万树繁如堆”六句,并未回答“花何似”问题,而是接前“波涛翻空”写李林繁花的气势。李花照耀压倒一切,如同天已破晓,群鸡惊鸣,官吏们纷纷起床。太阳升起,霞光万道,使人眼乱魂迷,这里没有说这是阳光还是李花的神光,把所有的树林都照耀得明亮奇异如玉山堆垛。
李花夜明诚属奇景,然而韩愈尽其诗笔夸饰描写,真实目的显然已非在写李花,而是另有感兴寄托。韩愈素来对李花另眼相看,其诗集中另有《李花二首》,其中第二首也写到月李交辉“明月暂入都交加”的奇景,发挥却在诗后半写到了“玉皇家”的席上,皇家酒宴韩未肯一顾,因为李花的神韵盘踞肝肠,“清寒莹骨肝胆醒,一生思虑无由加”。谜底揭开,“君知此处花何似?”写李花即是写自己,自己的灵魂和人生操守就正像“清寒”两句诗所描写的那样。韩愈对照亮黑夜的李花屡动深情原因就在这里。
描摹歌颂夜李,对自己是一种寄托和勉励,更是磨难时期的有力鞭策。诗末八句的后段所写感兴就较直白,要向蔑视黑夜大放异彩的李花汲取精神力量,永葆清醒莹彻的肝胆。
这首诗写得奇丽精妙,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诗歌前段着力描摹李花的情状,刻画从黑夜到清晨之间李花的物色变化,写得绚丽多姿,令人魂迷眼乱;后段借花致慨,百感交集。全诗情寓物中,物因情见,堪称咏物佳作。
作者介绍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作者主要影响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韩愈像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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