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人生》第二部分

时间:2024-08-31 12:34:59 季羡林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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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人生》第二部分

  不完美才是人生

  不完满才是人生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都是我们时常引用的,脍炙人口的。类似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成百上千来。

  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子也包括在里面。他们君临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可以为所欲为,杀人灭族,小事一端,按理说,他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实际上,王位继承,宫廷斗争,比民间残酷万倍。他们威仪俨然地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虽然捏造了“龙御上宾”这种神话,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以求得长生不老,他们最怕“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连英主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不能“免俗”。汉武帝造承露金盘,妄想饮仙露以长生;唐太宗服印度婆罗门的灵药,期望借此以不死。结果,事与愿违,仍然是“龙御上宾”呜呼哀哉了。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骄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等决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明朝的大臣上朝时在笏板上夹带一点鹤顶红,一旦皇恩浩荡,钦赐极刑,连忙用舌尖舔一点鹤顶红,立即涅槃,落得一个全尸。可见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谈不到什么完满的人生。

  至于我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建国前后,不能说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考”字,就能让你谈“考”色变。“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1998年8月20日

  世态炎凉

  世态炎凉,古今所共有,中外所同然,是最稀松平常的事,用不着多伤脑筋。元曲《冻苏秦》中说:“也素把世态炎凉心中暗忖。”《隋唐演义》中说:“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不管是“暗忖”,还是明忖,反正你得承认这个“古今如此”的事实。

  但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或认识的程度,却是随年龄的大小和处境的不同而很不相同的,绝非大家都一模一样。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这是一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理。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又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想的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1997年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决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1998年11月2日

  缘分与命运

  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涵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卦相面的“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算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只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试问普天之下——番邦暂且不算,因为老外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有几万,几十万,他们一生的经历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绝对地不一样,倒近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也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人,你的老伴——或者“小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儿,年轻的夫妻之谓也——同你自己相遇,一直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经过回想一下,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也同样有个“机遇”问题。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儿,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做“缘分”或“命运”。这种情况,谁能否认,又谁能解释呢?没有办法,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庙名叫“大觉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300年的玉兰树,200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将近20年前,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当时古寺虽已破败,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去年春末,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欧阳旭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我大喜过望,准时到了大觉寺。此时的大觉寺已完全焕然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玉兰已开过而紫藤尚开,品茗观茶道表演,心旷神怡,浑然欲忘我矣。

  将近一年以来,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这个英年岐嶷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来搞这么一个茶院呢?前几天,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吃饭。坐在汽车上,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他莞尔一笑,轻声说:“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里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此事虽小,可以见大。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1998年1月16日

  做人与处世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但是,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结果呢,从表面上看上去,西方人是胜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无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它是能惩罚的。报复或惩罚的结果,人皆见之,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的爆炸,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并采取措施。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犹未为晚。

  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可惜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牵就与适应

  牵就,也作“迁就”和“适应”,是我们说话和行文时常用的两个词儿。含义颇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一仔细琢磨,二者间实有差别,而且是原则性的差别。

  根据词典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注“牵就”为“迁就”和“牵强附会”。注“迁就”为“将就别人”,举的例是:“坚持原则,不能迁就。”注“将就”为“勉强适应不很满意的事物或环境”。举的例是“衣服稍微小一点,你将就着穿吧!”注“适应”为“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举的例子是“适应环境”。“迁就”这个词儿,古书上也有,《辞源》注为“舍此取彼,委曲求合”。

  我说,二者含义有类似之处,《现代汉语词典》注“将就”一词时就使用了“适应”一词。

  词典的解释,虽然头绪颇有点乱;但是,归纳起来,“牵就(迁就)”和“适应”这两个词儿的含义还是清楚的。“牵就”的宾语往往是不很令人愉快、令人满意的事情。在平常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本来是不能或者不想去做的。极而言之,有些事情甚至是违反原则的,违反做人的道德的,当然完全是不能去做的。但是,迫于自己无法掌握的形势;或者出于利己的私心;或者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非做不行,有时候甚至昧着自己的良心,自己也会感到痛苦的。

  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我觉得,“牵就”的根本含义就是这样,词典上并没有说清楚。

  但是,又是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我觉得,“适应”同“牵就”是不相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常使用“适应”这个词儿的。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习而不察。我手边有一本沈从文先生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汪曾祺先生的“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中有一段话说:“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这种“变”,指的是解放。沈先生写信给人说:“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沈从文先生这个“适应”,是以“进步原则”来适应新社会的。这个“适应”是困难的,但是正确的。我们很多人在解放初期都有类似的经验。

  再拿来同“牵就”一比较,两个词儿的不同之处立即可见。“适应”的宾语,同“牵就”不一样,它是好的事物,进步的事物;即使开始时有点困难,也必能心悦诚服地予以克服。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经常不断地遇到必须“适应”的事务,“适应”成功,我们就有了“进步”。

  简截说:我们须“适应”,但不能“牵就”。

  谦虚与虚伪

  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应该扬。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应该抑。

  然而,究其实际,二者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其区别间不容发。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在中国最古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就已经有了“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谓高矣。从那以后,历代的圣贤无不张皇谦虚,贬抑自满。一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然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儿,比如“谦卑”、“谦恭”、“谦和”、“谦谦君子”、“谦让”、“谦顺”、“谦虚”、“谦逊”等等,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而避免虚伪的谦虚,后者与虚伪间不容发矣。

  可是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拦路虎:什么叫“真诚的谦虚”?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来请客呢?日本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这有时会很危险的。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结果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1998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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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美才是人生

  不完满才是人生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都是我们时常引用的,脍炙人口的。类似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成百上千来。

  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子也包括在里面。他们君临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可以为所欲为,杀人灭族,小事一端,按理说,他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实际上,王位继承,宫廷斗争,比民间残酷万倍。他们威仪俨然地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虽然捏造了“龙御上宾”这种神话,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以求得长生不老,他们最怕“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连英主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不能“免俗”。汉武帝造承露金盘,妄想饮仙露以长生;唐太宗服印度婆罗门的灵药,期望借此以不死。结果,事与愿违,仍然是“龙御上宾”呜呼哀哉了。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骄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等决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明朝的大臣上朝时在笏板上夹带一点鹤顶红,一旦皇恩浩荡,钦赐极刑,连忙用舌尖舔一点鹤顶红,立即涅槃,落得一个全尸。可见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谈不到什么完满的人生。

  至于我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建国前后,不能说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考”字,就能让你谈“考”色变。“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1998年8月20日

  世态炎凉

  世态炎凉,古今所共有,中外所同然,是最稀松平常的事,用不着多伤脑筋。元曲《冻苏秦》中说:“也素把世态炎凉心中暗忖。”《隋唐演义》中说:“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不管是“暗忖”,还是明忖,反正你得承认这个“古今如此”的事实。

  但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或认识的程度,却是随年龄的大小和处境的不同而很不相同的,绝非大家都一模一样。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这是一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理。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又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想的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1997年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决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1998年11月2日

  缘分与命运

  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涵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卦相面的“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算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只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试问普天之下——番邦暂且不算,因为老外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有几万,几十万,他们一生的经历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绝对地不一样,倒近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也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人,你的老伴——或者“小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儿,年轻的夫妻之谓也——同你自己相遇,一直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经过回想一下,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也同样有个“机遇”问题。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儿,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做“缘分”或“命运”。这种情况,谁能否认,又谁能解释呢?没有办法,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庙名叫“大觉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300年的玉兰树,200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将近20年前,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当时古寺虽已破败,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去年春末,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欧阳旭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我大喜过望,准时到了大觉寺。此时的大觉寺已完全焕然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玉兰已开过而紫藤尚开,品茗观茶道表演,心旷神怡,浑然欲忘我矣。

  将近一年以来,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这个英年岐嶷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来搞这么一个茶院呢?前几天,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吃饭。坐在汽车上,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他莞尔一笑,轻声说:“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里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此事虽小,可以见大。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1998年1月16日

  做人与处世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但是,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结果呢,从表面上看上去,西方人是胜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无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它是能惩罚的。报复或惩罚的结果,人皆见之,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的爆炸,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并采取措施。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犹未为晚。

  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可惜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牵就与适应

  牵就,也作“迁就”和“适应”,是我们说话和行文时常用的两个词儿。含义颇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一仔细琢磨,二者间实有差别,而且是原则性的差别。

  根据词典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注“牵就”为“迁就”和“牵强附会”。注“迁就”为“将就别人”,举的例是:“坚持原则,不能迁就。”注“将就”为“勉强适应不很满意的事物或环境”。举的例是“衣服稍微小一点,你将就着穿吧!”注“适应”为“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举的例子是“适应环境”。“迁就”这个词儿,古书上也有,《辞源》注为“舍此取彼,委曲求合”。

  我说,二者含义有类似之处,《现代汉语词典》注“将就”一词时就使用了“适应”一词。

  词典的解释,虽然头绪颇有点乱;但是,归纳起来,“牵就(迁就)”和“适应”这两个词儿的含义还是清楚的。“牵就”的宾语往往是不很令人愉快、令人满意的事情。在平常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本来是不能或者不想去做的。极而言之,有些事情甚至是违反原则的,违反做人的道德的,当然完全是不能去做的。但是,迫于自己无法掌握的形势;或者出于利己的私心;或者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非做不行,有时候甚至昧着自己的良心,自己也会感到痛苦的。

  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我觉得,“牵就”的根本含义就是这样,词典上并没有说清楚。

  但是,又是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我觉得,“适应”同“牵就”是不相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常使用“适应”这个词儿的。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习而不察。我手边有一本沈从文先生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汪曾祺先生的“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中有一段话说:“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这种“变”,指的是解放。沈先生写信给人说:“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沈从文先生这个“适应”,是以“进步原则”来适应新社会的。这个“适应”是困难的,但是正确的。我们很多人在解放初期都有类似的经验。

  再拿来同“牵就”一比较,两个词儿的不同之处立即可见。“适应”的宾语,同“牵就”不一样,它是好的事物,进步的事物;即使开始时有点困难,也必能心悦诚服地予以克服。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经常不断地遇到必须“适应”的事务,“适应”成功,我们就有了“进步”。

  简截说:我们须“适应”,但不能“牵就”。

  谦虚与虚伪

  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应该扬。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应该抑。

  然而,究其实际,二者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其区别间不容发。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在中国最古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就已经有了“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谓高矣。从那以后,历代的圣贤无不张皇谦虚,贬抑自满。一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然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儿,比如“谦卑”、“谦恭”、“谦和”、“谦谦君子”、“谦让”、“谦顺”、“谦虚”、“谦逊”等等,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而避免虚伪的谦虚,后者与虚伪间不容发矣。

  可是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拦路虎:什么叫“真诚的谦虚”?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来请客呢?日本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这有时会很危险的。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结果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1998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