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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的艺术人生
导语:梁实秋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他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中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字创作。
曾经喧嚣的内务部街
东四是北京东城的热闹所在,从东四往南,过了几条胡同,便拐人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名叫“内务部街”。虽说是街,其实宽不过六七米而已。那儿原叫“勾栏胡同”,后来因为清朝内务部设在胡同里,人们改口称之为“内务部街”。街道两旁,一溜灰墙,一色青砖平房,门牌的号码已经改过。如今梁宅大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内务部街居民委员会”木牌,当年那儿则挂着“梁治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梁治耀是梁实秋之弟,梁实秋原名梁治明,上小学时改名梁治华,实秋是他的字。
大门口一对石墩儿放在那里,大约常有孩子骑在上面玩耍,青石表面泛着青光。据说门上原有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横匾“积善堂梁”,现在已无从寻找。
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
步入大门,里面是个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那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宅,分前院、后院、正院以及左、右跨院,一色平房,院子里铺着青砖。梁家原住北京东城根老君堂,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在广东做官后,手中有了些钱,返回北京买下这幢有三十多间房屋的老宅――内务部街二十号。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光绪二十八年腊八),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里。
来到西厢房,据梁实秋自传:“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他的儿时,是在西厢房内那个大炕上度过的。“这西厢房就是我的窝,夙兴夜寐,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窝更为舒适。”――步入晚年的梁实秋,仍念念不忘儿时的“窝”。
梁实秋的祖籍是浙江省余杭市,但梁家早已入了北京籍。所以,北京是梁实秋的故乡。梁实秋怀念全聚德的烧鸭(烤鸭)、六必居的酱菜、玉华台的核桃酪、信远斋的酸梅汤……梁实秋怀念北京的豆汁、灌肠、老豆腐、羊头肉……以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家中,听到胡同里卖羊头肉的吆喝声,已经快入睡的他,还是披上衣服跑到外面买了一包,回来躺在被窝里,品着蘸有椒盐的羊头肉进入梦乡。
梁实秋眷恋北京,但他还是离开了这座城市,直到客死他乡也没有回来。梁实秋说:“1948年冬,北平吃紧,风雨欲来,我想以避地为佳,仓皇南下,临行留函告之诸友。”自此他便去了台湾。
美满的包办婚姻
1921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并无抵触情绪,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已深深为对方吸引,北平的一些优雅场所几乎都印下了两人的足迹。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着几年的离别。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里,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 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
偶遇知情老人
在探访的过程中,遇到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他说:“常有人来这儿看,当年梁一家人住,现在三十多户,但是大多数住户都只存东西。这间院子的正房是院中比较好的房子,据说是当年梁实秋父亲的哥哥住的。下面的厢房是梁家的书房,院落被多家拆改搭建”。他继续介绍到,“现在这个胡同外面的路与八十年代的有变化,原来的砖路已经变成柏油路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对老宅最好的印证了。
女儿记忆中的父亲
在梁实秋长女梁文茜的传记中回忆,“卧室里原是一张很大的木床,床上搭着很大的木架子,看上去像间小屋。这样的大床,原是当年江南农村流行的式样,不知怎么会搬入梁府,成了梁实秋的眠床。”
屋后有棵枣树,迄今仍青枝绿叶。梁文茜说,“那是因为附近有个化粪池,使枣树长得格外茂盛。”后来,梁文茜之妹梁文蔷从美国西雅图来北京,从这棵枣树上摘下一棵青枣,还带着几片绿叶。文茜把这枣子送到父亲手中,梁实秋抚爱良久,曾写道:“长途携来仍是青绿,并未褪色,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惟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
诚如陶渊明所云:“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梁实秋晚年,常常想念北京故居,因为那儿是他的出生地,是他金色童年度过的地方。他曾写道:“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
“反动文人”梁实秋
说起梁实秋,就当然要说到他的文学。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接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在《编者的话》中写了一段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而至今仍村在争议的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从此,梁实秋的名字就跟“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胶结在一起了。在那场发生于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之后,梁实秋在革命阵营和进步人士中的名声便不大好。
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以前的文学史上,梁实秋是一个“反动文人”,建国以来中学语文教材一直没有梁实秋作品的一席之地,相反,鲁迅先生痛批梁实秋的杂文倒是连篇累牍,不一而足。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梁实秋也得到了重新评价。他在文学事业和学术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充分肯定。梁实秋在其漫长的人生历程中,虽然有某些浅见,但终究是一位爱国的文人学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和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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