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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词学思想和＂易安体＂的特点
【导读】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她小时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
一、《词论》的著录和"别是一家"说的创立
集中反映李清照词学思想的《词论》的篇名是后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议。鉴于此文不仅是李清照唯一的词学论著，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篇幅又很简短，兹将胡仔所引之全文迻录于下：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未'，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位下，罗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终、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鸯》，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继胡仔之后，第二位著录《词论》的是南宋人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屑》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将胡仔所引的"虽极妍丽丰逸"句作"非不妍丽"，又将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挝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将"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正为此辈发也"一段全文引录。
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其《词苑丛谈》卷一《体制》题作《李易安词评》，文字系据《诗人玉屑》，而未引"苕溪渔隐曰正为此辈发也"一段。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为诗、词之别立下的界碑，也是后世论者常常引用的"词'别是一家，"的原始出处，如引作"词别是一家"，则不是现存李清照《词论》的原文。
二、《词论》的贡献
以往人们对《词论》所作出的贡献，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诸如词史、词律、词评等问题加以论列，而对其贯穿全文的一个尽在不言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被忽略，这个问题就是《词论》堪称：
（一）为"小歌词""补天"之作
把宋代的这种特定的文学体式称之为"宋词"无疑是后世的事，李清照还不时把它叫做"小歌词"，在她之前，词更被叫做"曲子词"、"乐章"、"乐府"、"琴趣"、"长短句"、"诗余"等等，别名很多，但没有一个能作为其独立"人格"的揭橥，名字也不够响亮。这都是因为那时的词尚处在诗的附庸和弃儿阶段的缘故。到了北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歌楼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这种被叫做歌词的创作权，不仅从民间转到了一些文学大家的手里，甚至还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词"的写作行列，从而给这一畔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时李清照挺身而出，为"小歌词"的纯洁和独立，大声疾呼。上引《词论》的第一段是说词应象唐朝开、天盛世时的"乐府、声诗"一样，是供歌坛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别指出"郑、卫之声"和"亡国之音"都不合时宜，前者则更是被指摘的对象；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实例说明，象柳永《乐章集》那样"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不行，象晏、欧、苏等人那样写一些"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茸之诗"也不行。不论是晏、欧、苏，还是王安石、曾巩，他们所作"小歌词"之所以"不可读"，主要是他们不知诗、词之别，或"知之者少"。而对诗、词之别"始能知之"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又各自有"无铺叙"、"少典重"、"专主情致"、"少故实"等缺久。总的看李清照的这篇《词论》，对时弊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建树是独特的，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词这一体式之所以能够膺任宋代文学的代表，被光荣的称为"宋词"，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词的本质的确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几有"女娟""补天"之功。
（二）对词之为体要义的建树
李清照对于诗、词之别的划分，应该说是首先着眼于诗、词不同的社会作用的。诗的社会作用已为人们所共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李清照的诗歌实践看，无疑她对孔子此说是身体力行的。关于词的社会作用，《词论》中虽亦无直接论述，其赞成曹元谦、念奴、李八郎等"歌坛"高手，在曲江宴上大显身手，就说明她是格守《花间》、南唐之风习，也把"小歌词"看成"娱宾遣兴"、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在她看来，"小歌词"要想唱得"众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样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词本身不仅要摒除"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和"词语尘下"者，还要有与诗文大不一样的、为词所特有的音韵格律，她《论语·阳货》，朱熹《四书集注》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认为诗文只讲究平仄即可，而歌词则既"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严格规定，那么所作歌词"则不可歌矣"，这样的人作为歌词作者，即使"学际天人"，也是不称职的。要想称职，必须首先弄清词是"别是一家"的，与诗很不一样，它们必须各立门户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强调，词还要有"铺叙"、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观那样"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也不能象黄庭坚那样"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价自减半矣。"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词论》"文本"中直接论述到的关于诗、词的主要区别之点。对此，她从理论上作了明确的、反复的强调。但对于诗和词别一方面的主要区别，即二者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差异，在现存《词论》"文本"中，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论述，但在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中，其诗、词的题材内容则敻不相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设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中所录"李易安云"，并非全文。其阙文一则可能在论述诗，词题材之别的段落上；一则又可能在"价自减半"的戛然而止处。后者的内容，显然不便妄测，试对前者拟补如下：诗、词之间，除了《词论》中着重强调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须严加区别外，后面提到的对于词在情致、铺叙、典重、妍丽、丰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如何又往往取决于题材。实际上李清照对于诗和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可以说她为二者划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比如她的诗的题材内容几乎都是关系到社稷江山和兴观群怨的，偶尔写了一首被认为"甚工致，却是词语"的《春残》诗（诗云："春残何事苦思乡，梦里梳头恨最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基本也没有超出《论语·阳货》所规定的兴观群怨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范围。至于其词的题材内容，所涉及的或是伉俪亲情，或是离怀别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隐衷。即使后期的个别词中带有一定的家国之念，她也将其托之"酒朋诗侣"、闺事闺情出之，绝无直抒壮怀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词的题材内容方面，严把私房门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须另外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在《词论》中，读不出作者对于诗、词题材的严格分工，那就势必造成对其作品（主要是词）的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声声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黄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为她捎书的鸿雁，表达其中年被疏无嗣的隐衷，就很符合作者对于词的题材规范，而象以往那样，大都把这首词说成是表达恢复无望的苦闷，从而把"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三句，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写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等句，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诸句，说成与张炎的"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一样，都是表达对时事的忧伤云云，这种种说法，无疑都是牵强附会的，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李清照为其词所规定的题材范围。如果细读一下其《词论》，就会知道，这样人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违背了她对于词的理论主张。
同时还应该看到，《词论》对于词在格律方面迥异于诗的独特要求，无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李清照对于词的题材内容的界定，则无异于强化了词的自身特色。她从两个方面所花费的苦心，集中到一点，就是她不遗余力地为词争取生存权，如果没有李清照对于词之为词的特质的强化，那么在已经出现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及对词的格律屡屡有所突破的现实面前，词不但会处在作为"诗余"的名实相当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随着其自身特点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其被诗取代之日，然而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环境，它不仅没有消融于诗，反而在面对着比唐诗更加纷坛势众的宋诗面前，出"人"头地。宋词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争执牛耳的过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论和创作的双重业绩，立下了头功。
三、《词论》的偏颇
以上对《词论》的肯定，并不意味着看不到它的偏颇和其它不足之处，又因为现存《词论》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扦格不入之处、其"文本"自身不尽密合之点，以及包括现存"文本"的主要论点、论据在内，均有可议之处，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一）对音律的要求有细琐过苛之嫌
在第二章中已论定，《词论》系作于大观年间（1107—1110年），当时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岁，又身处远离汴京的青州，其论著中对于音律的理论要求，与其作品的能否及时付诸管弦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系两回事。她在词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过的严格要求，不仅一般词家难以做到，就是《漱玉词》也只能做到讲究平仄，而无法处处烙守阴阳四声，甚至有的词协韵颇宽，以至采取通叶。如她的《瑞鹧鸪》词，上片三韵"都"、"奴"、"枯"属虞部；下片二韵"真"、"新"属真部，被认为与词体不合。还有她说晏、欧、苏的"小歌词""皆句读不茸之诗"，亦与现存事实不符，比如《东坡词》虽有"曲中缚不住者"，但那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至于晏殊、欧阳修的传世之词对于词律则是相当考究的。因此，王国维曾特意从音乐效果方面褒美欧词，称其《蝶恋花》（面旋花落）为"字字沉响，殊不可及"。又如她还说："《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实际作为词牌名的《玉楼春》是因"花间"词人顾敻有"月照玉楼春漏促"句，因以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双调五十六字，上下阕各四句，三仄韵。此调在五代和北宋时，未见有如《词论》所云"押平声韵"者。除了这类或疏或脱的问题外，《词论》对音律的过分强调，还说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词传播中相辅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认识到它对歌同的束缚，从而把苏拭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尝试，说成是"皆句读不茸之诗"，这不仅表现了在传统面前的不应有的拘泥，恐怕还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的偏重形式的倾向。在这种词学思想指导下，清照有的词作，如寿词和个别咏物词，几近"无谓"之什。
（二）对词人的批评有挑剔不实之处
应该说《词论》对其所涉及的问题，所抱态度，基本正确，如对"郑、卫之声"的批评、对柳永《乐章集》得失的判断，尤其是批评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可谓切中要害，极有见地。这是《词论》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着不应忽视的问题。梁启超曾针对李清照《词论》对王安石的批评，以其《桂枝香》（登临送目）为例，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却颌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李清照去世时，辛弃疾只有十四、五岁，她无缘读到《稼轩词》。但在她写《词论》时，对于王安石和周邦彦的词作，她应该是熟知的。既然她对周邦彦的歌词未提出异议，而批评与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启超看来，李清照对王安石不应该如此轻慢地加以批评。应该说梁启超对李清照持论偏颇的这一反驳是必要的。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词论》对秦观的批评上，"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平心而论，李清照的这段话既无分寸，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把"专"字去掉，以"主情致"评骘秦词，就较恰切了。"情致"，本来是指风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虚泛的，其规定性要通过一定的事态和景物来体现，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称清风朗月。江诸估客之咏为"甚有情致"；颜之推谓："《诗》云：'萧萧马鸣，悠悠筛施。'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此处所说的"有情致"，是指"清风朗月"、"悠悠筛旌"之景和咏诗、马鸣之声交会产生的静谧、肃穆的意趣。但细审《词论》的上述语意，它所指的"情致"当与"风情"相近，即指男女相爱的情怀，也就是说李清照认为秦观专写爱情词。实际上，《淮海词》中约有半数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异性之恋。所以《词论》在此下一"专"字，是失据和武断的，秦观词的"情致"是由其摹写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两浑"者。秦观是注重形象的，他善于"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即以其"恋情"词中所写的与"玉楼"女和"东邻"的关系，也大都是比拟性的，秦观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儿女情长，说他"专主情致"是不应该的。
再说，"少故实"未必不好。在词中"祭鱼"或弄成掉书袋并不可取。粗服乱头而下掩国色的贫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满头的富家千金。问题还在于秦观词也并非不用故实，且不说他的一些登临怀古词所用"故实"，几乎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词中也不乏"故实"。比如在《淮海词》中有这样一首《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春人柳条将半。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乍一看这是一首常见的春景词，包括李清照在内的以往的《淮海词》的论注者，均未发现此词中的深长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门生。秦观是苏轼荐拔的"四学士"、"六君子"之一，自称"桃李"非常贴切；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发现是在使用"故实"。秦观写此词时，苏拭的"门墙桃李"大都因被诬为元枯党人，或被贬滴，或归乡隐居，先后离开朝廷，飘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风"和"回首落英无限"，不正是政治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象征吗？秦观不仅常常使用"故实"，还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谓达到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的地步。总之，《词论》以"少故实"云云诟病秦观，并不符合事实。
四、为《词论》一辩
《词论》是一篇首次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很有锋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一位年轻女性之手，本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却"生"不逢时，长期沦为"弃儿"，无人问津。后来遇到了胡仔，它的幸运和不幸，都得从这位"苕溪渔隐"者谈起。
（一）胡仔及其与《词论》有关的功过
胡仔，字元任，大约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关清照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他是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载《三山老人语录》，即述其父语。胡仔少时以父荫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年）侍父赴广西七年。父母丧后，曾赋闲20年。休官后退居吴兴苕溪，自号"苕溪渔隐"，并以此作为其论著的名称。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纂辑的前、后两集诗话选本。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间相隔整整20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仔此著云：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辩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今天看来，胡著不仅以其择取谨严、条理明晰、载有撰者评语等方面优于阮书，前者的更为可贵之处是它补辑了元祐党人的有关资料。《诗话总龟》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是时元枯虽已多次下诏解除，但在此书纂辑过程中，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元祐党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录，已收录的也要遵诏删除或焚毁。而胡仔则"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词论》就是在胡仔的这种纂集原则下，幸蒙收录，从而得见天日的。但《词论》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这么一位重男轻女，处处维护旧礼教的迂腐者。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列入《丽人杂记》的"另册"。李清照的《词论》之所以得入"正册"，完全是沾了晁补之的光，胡仔对她则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的。所以说他既是率先收录《词论》的功臣，也是低毁《词论》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畅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则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驳。至于当代人对《词论》的看法，虽未曾见到比裴畅更加过激的言辞，但也曾有相当一部分论者一度对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大多与维护苏轼的革新词风有关。所以弄清《词论》对苏轼的态度，是对它作出正确评价的颇为重要的一环。
（二）《词论》不满苏词的背后
当代的《词论》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对苏轼改革词风的拥护，那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只看到了清照对苏轼的不满，没有看到她对苏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颗义无返顾地维护词的纯洁性的赤诚之心。诚然，从表面上看，《词论》是与苏拭唱反调的，甚至在言辞上对于长辈还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词坛现状之中，恐不难发现清照对苏拭所采取的是明贬暗褒的障眼法，运用障眼法，对于别个年轻女性来说，可能求之过深，但对于年纪轻轻就深受党争株连之苦的清照来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自卫之道。写《词论》时的李清照，不仅其自身仍未完全摆脱党争株连的罗网，其时她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受到庭争株连被迫回乡。正在偕丈夫屏居乡里的李清照无疑必须在一些较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或谨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苏轼，李清照的心境当更加复杂和微妙。对她的父亲李格非来说，苏轼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对其翁舅赵挺之来说，苏轼又是一位政敌和死对头。不管赵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对待苏轼时必须与赵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为在当时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问题上，说一点被追究的元祐党人的好话，都是违背朝廷的旨意，在风声紧的时候，十有八九会招致麻烦甚至是祸患。作为早已成了廷争的惊弓之鸟和无辜牺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来呢？再者，本来就把词的音律放在首位的李清照，看到苏轼对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严格，遂致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说来，李、苏的分歧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内容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上。回答这个问题时，今天的论者如果不考虑词的衍变史，就会简单化地把内容说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词律说成是束缚思想内容的枷锁，从而对《词论》采取否定态度。实际上在当时恰恰相反，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词论》的偏颇仅在于它把词的传统因素看得过于重要，在音律问题上不准"革命"、不准越雷池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批评李清照的词学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词体的问题上，李、苏又有着惊人的共识，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儿里佩服苏轼的。《词论》里对柳永和秦观的批评，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苏轼的话茬儿。词话中有这样两件趣事常被提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不仅自己与继承"花间"词风的柳水分道扬镳，也不赞成他的门人秦观沾染"柳词句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照《词论》也批评的柳词内容有猥亵低俗之处。由此可见，从内容上维护词的纯洁和尊严，李、苏间不但无枘凿之乖，还颇有点苏唱李随的味道，但这种随从绝不是指苏轼的"自是一家"与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相反，它们虽只差之一字，却异之千里。苏说是指自己与柳永的词风不同，而能自成家数。李清照是说诗、词间应有严格的区别。不难看出，苏拭是针对柳永的，言外之意，有与柳词比个高低而又坚信其词远胜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讥讽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一步说清照是这样，那么苏轼不是这样吗？他不仅是这样，他还只着眼于争"我"苏轼一家之长，而李清照是为词这种文体争取地盘和生存权，以求其不被诗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畅批评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话，那么她也只是说自己在对词不同于诗的特点的"知之"上，高出晏、欧、苏等人一筹，而她对知道词"别是一家"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则只是在"铺叙"、"典重"、"故实"等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其间除了对秦观的批评与事实不够相符外，对其他人可以说是切中其弊的，绝不是如裴畅所讥讽的妄"开此大口"。遗憾的是有论者很不理解清照的这番苦心，他们甚至是出于意气用事，对清照其人其词作出了极不公允的评价。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与清照大致同时的王的。说他意气用事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王的很服膺苏拭，他对《东坡词》评价极高，同时也就不满于清照《词论》对苏词的非议，从而说了这样一番倚轻倚重的后："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其中"今少年妄谓"云云，显然是冲着李清照《词论》来的，又显然是只看到了《词论》拘于传统的不足的一面，而没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有不怕得罪名公大臣、舍己为"词"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李清照以其"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的创作实绩，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词论》对欧词的不满和清照对欧句的酷爱
这里所谓欧词是指欧阳修词作的总体；"欧句"是指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词中的首句。对于前者，李清照在《词论》中曾表示不满，而对于后者，她又说"予酷爱之"。对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尔反尔？自然不是。
《词论》涉及到欧词时，是这样说的："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应该说这段话是有问题的，而问题主要不是在观点和事实本身，主要是话说得过于笼统、表述不够圆满。因为在晏、欧、苏三者很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一起统而言之，难免顾此失彼。苏轼的情况已见于上文，而时人对于晏殊的看法，主要当不是他的词写得怎么样的问题，有一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知不足斋丛书。
则记载说明晏殊认为自己的词，与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语：柳三变既以词件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于。"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柳永因为其《鹤冲天》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犯了上颜，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样认为柳永是那种整日价泡在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浪子，认为他得不到晋升是活该。这与李清照对柳词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对晏词的不满，当主要不在其内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样认为作小词与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这一观点就是在今天，从一定意义上看也不无道理，在当时恐怕是被当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为了自娱偶作小词，也往往被看成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欧阳修除了与晏殊一样，身为名公大臣因作小词而受到非议外，其《醉翁琴趣外编》还被认为"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这种尖锐的批评，虽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后人之口，但欧词本身的这类问题却是早已存在了的。对于致力于词的纯洁和尊严的清照来说，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对欧词表示不满，说明她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比在晏、欧词的音律问题上寻找微瑕，更为合理而有意义。
关于李清照为什么从不满欧词到"酷爱"欧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浇她自己的块垒，即以欧词中所写的"章台""游冶"者，来影射和规劝其丈夫赵明诚。这方面的来龙去脉，已在本书第二章的"赵明诚缒城宵遁被罢官"一节中，作了交代。
五、《词论》中捉摸不到的"易安体"
近十多年来，"易安体"仿佛成了李清照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它仍然是一个任凭谁也做不出标准答案的难度很大的问题。既然在李清照唯一的理论文章《词论》中，捉摸不出一个完整"易安体"，看来只能从与其有直接、间接关系的问题中加以追寻。
（一）"易安体"的来历及其主要特色
与李清照同时而稍晚的诸城籍词人侯寘，他所写的《眼儿媚》题作《效易安体》，这便是"易安体"的首次亮相。它的再次亮相是在同是济南府人士的辛弃疾的笔下，辛弃疾被贬闲居江西上饶带湖期间，经常到附近的风景区博山游览，并写了好几首记游词，其中的《丑奴儿近》题作《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为便于对"易安体"的玩味，兹将侯真和辛弃疾的两首效仿"易安体"的词作，依次引录如下：花信风高雨又收，风雨互迟留。无端燕子，怯寒归晚，闲损帘钩。弹棋打马心都懒，撺掇上春愁。推书就枕，凫烟淡淡，蝶梦悠悠。
——侯寘《眼儿媚·效易安体）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辛弃疾《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可以说这两首词所体现的思想艺术特色，就是侯、辛心目中的"易安体"。具体说来，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倾吐心事，是"易安体"的特点之一。李清照早期所写的风景和咏物词，则是侯、辛"易安体"的主要效仿对象。
在上引辛词中，有许多语句是出自《漱玉词》，如"骤雨"见于李词《转调满庭芳》；"霎儿"见于李词《行香子》；"怎生"见干李词《声声慢》。"只消山水光中"以下诸句，不仅与含有"水光山色与人亲"字句的李词《怨（忆）王孙》用语相近，意境亦多有牵合。即使在辛弃疾没有标出效李易安体的《水调歌头》的"有时三盏两盏淡酒醉蒙鸿"，则更进一步以李同《声声慢》的"三杯两盏淡酒"为典。还有辛词《西江月》的"一川落日熔金"，用的是李词《永遇乐》的成句，而辛词《行香子·三山作》结拍的"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又用了清照同调词中的类似语句。通过以上的探究可以看出，辛弃疾"效李易安体"的《丑奴儿近》，虽然不失其风趣幽默、高远冲淡的《稼轩词》的自身风貌，但它又与作为獭祭鱼和掉书袋的稼轩词很不一样。此词对于白描和口语的运用，俨然是《漱玉词》的模样。对"易安体"的这一特色古人已作了精辟的概括："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
当然侯、辛的以上两首词不可能反映出"易安体"的全部内涵，但却体现了它的基本特点。
（二）研究"易安体"的价值所在
"易安体"的价值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它的特点除了上文已提到的两点外，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谓李清照"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人调音难。"在《漱玉词》中，这两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到："绿肥红瘦"（《如梦令》）、"宠柳娇花"（《念奴娇》）等堪称"炼句精巧"；而《念奴娇》的"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声声慢》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永遇乐》的"如今惟淬，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等等，既是"寻常语"，又极富表现力，它们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词人的心灵重负，创造了既是"铺叙"的，又是"典重"的"别是一家"的词境。这既体现了"易安体"的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漱玉词》的魅力所在。以上提到的"易安体"三方面的基本特点，远非标准答案。因为"易安体"所体现的当是《漱玉词》的总体特点，它既应有婉约的一面，也应有豪放的一面。鉴于今天已无法窥见《漱玉词》之全貌，所以对"易安体"的特点的探讨，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约年长李清照三、四岁的朱敦儒，在他的词集《樵歌》里，有一首《鹊桥仙》题作《和李易安金鱼池莲》，由于李词已快，便无法得知其特点，我们只能由此推想李清照的作品在当代和稍后就曾受到人们的重视，否则谁会与她唱和，至于其被尊为"易安体"，固然可说明她在词坛上的重要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说明她的词极有个性、自成一体、独立名家。这是创作中最可取的一点，也是研究"易安体"的出发点和归宿之所在。
至于除上述"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倾吐心事"；"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以寻常语度入音律"三个基本特点外，关于"易安体"的第四个特点，笔者拟定其为"表层从容柔曼，内里筋骨峥嵘"，这将在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身世词"的有关段落加以论述。
（三）"易安体"的最初标本
在孔凡礼所辑的《全宋词补辑》的第26页上，有一首新发现的调名为《新荷叶》的"宋李易安词"，词云：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东山高蹈，虽卿相、不足为荣。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
——《诗渊》第25册从李清照的行实推断，在她偕赵明诚"屏居乡里"的第二年，也就是大观二年（1108年），恰好是晁补之闲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晁氏重修了他在金乡隐居的松菊堂。可能就在这一年，或是下一年晁补之五十六岁生日时，清照偕明诚亲往金乡向晁氏祝贺，从而写了这首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体现"别是一家"的寿词，并很可能是她在《词论》中提出词学主张后的第一次创作实践，但在《漱玉词》中，这类作品不多，加之没过几年，她便亲自尝到了"长门陈"和"临邛卓"所吃的苦头。将这种苦衷隐括入词，就无法完全遵循她原来对词的"别是一家"的规定，从而产生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可"压倒须眉"的、风格独特含义接近于苏轼的"自是一家"的、以《声声慢》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词中别调。再以后，当她将家国之思摄之人词时，其《渔家做》（天接云涛）和《永遇乐》再也没有作茧自缚的痕迹了，并以其题材内容和语言风格的独特性，遂使《漱玉词》成了独树一帜的"别是一家"之作，但这个"别是一家"的含义已有所变化。
（四）诗中有无"易安体"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只是诗中的"易安体"不曾为他人所标榜和摹拟，代表性篇目也较少罢了。本章第二节所举清照《春残》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很象秦观笔下的被称为"诗似小词"的"女郎诗"，由此可以看出，将具有家国之思的诗材加以软化，便可成为诗中的"易安体"。
诗中"易安体"的另一种类型，可以传主乍到莱州所作《感怀》诗为代表。此系"缘事而发"之作，所缘之事是丈失对妻子的冷遇，按清照的词学观点，这当被视为词材。要把它写成诗必须经过一番硬化处理，即把本来是儿女私情，以与袁术和苏拭等人有关的掌故出之，既抒发了其与袁术有某种共同点的悲苦之遇，又能象苏轼那样以达观幽默的态度处之。这比求人写《长门赋》的用心更加良苦百倍千倍。所以心猿意马的"武陵人"赵明诚，当曾为清照此举所感动，他在莱州一度不再过那种寻花问柳般的夜生活。白天勤于政事，晚上在静治堂，专心致志地进行《金石录》的编撰。此事给李清照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以致赵明诚逝世五、六年后，在她所写的《后序》中，还充满感情地叙及此事。在其悼亡词《南歌子》中，也仿佛暗含着此类难以忘怀的事情。
以往人们对清照这首《感怀》诗的解读，即使知道其中的某些故实，也未曾深究诗人为什么要使用这类故实，对其中含有关于苏拭的掌故从无人发现不说，有的竟说此诗表达了李清照对官场和金钱的厌烦云云。这种捕风捉影般的拔高，一则可能因为对李清照的身世一知半解，二则当是因为不了解李清照的文学思想和她对于诗、词界限的划分有关。这里之所以为李清照的《词论》和被后入效仿的"易安体"之间，"明修栈道"，指出它们的联系、沟通之点，主要是为了对李清照的文学思想有个系统了解，以对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有个总体和实质性的把握。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也应该成为李清照研究中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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