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咏物诗艺术特色

时间：2024-10-06 23:37:39 盛林李商隐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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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咏物诗艺术特色

　　李商隐咏物诗在古代咏物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其中一组咏柳诗突破了以往咏柳诗的固定模式，独具情致，沁人心魂。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李商隐咏物诗艺术特色，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李商隐咏物诗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数量达百首以上的少数几位诗人之一，在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咏物诗是和咏史诗、无题诗鼎足而三，最富艺术独创性的一大类作品。翻开李商隐的百余首咏物诗，会赫然发现一组数量达十九首之多、“形态”各异的咏柳诗，这组咏柳诗在李商隐的咏物诗中显得婀娜多姿，极富情韵，李商隐用他那体物之细腻、感悟之深沉的心灵刻写出柳的不同情韵，以表达自己的不同情思，而且艺术表现手法亦生动多姿，独特而高超，为古代咏柳诗甚或诗咏物诗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商隐咏柳诗从内容上大致分为这么几类：反映其政治态度的有《垂柳》一首，抒身世感慨的有《柳》(曾逐东风)、《巴江柳》、《柳》(为有桥边)、《柳下暗记》、《柳》(柳映江潭)、《关门柳》、《江亭散席寻柳路吟归官舍》七首;其余十首均为写艳情的如《柳枝五首》、《赠柳》、《谑柳》、《柳》(动春何限叶)、《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等;还有一首《柳》(江南江北)词调较浅，似只写送别，并无寄托。

　　先来看李商隐那首与政治有关的《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朝佩皆垂地，仙衣尽带风。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肠断灵和殿，先皇玉座空。

　　冯浩《笺注》：“此借喻朝贵之为新君所斥者，语意显豁，当在文宗后做。”何焯评落句为文宗。那么“先皇玉座空”是指文宗殁，垂柳是比文宗朝的风流人物，像灵和殿上的垂柳。这里的先熟悉一个典故。《南史张绪传》：“(绪)少有清望，吐纳风流…每朝见，武帝目送之…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帝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诗前四句写这位风流人物的姿态正像南齐张绪。五六句写他在朝中虽不像竹林七贤的有贤名，也不像德列三品的松那样地位高，但他的风流并不让竹与松。到先皇去世，他却受到新皇排斥，肠断灵和殿。这位风流人物是谁不清楚，冯浩以“垂柳即垂杨”猜测“暗寓嗣复之姓”，周振甫又以《旧唐书杨嗣复传》对其合理性加以论证。笔者不敢认同，历代帝朝，政治人物之政治命运的变化无常是一种残酷而广泛的现象，文宗朝也不独杨嗣复一个吧。总之，这首诗寄寓了诗人对无法预料的命运的感叹与悲慨。

　　再来看看几首慨叹自身遭遇的咏柳诗作：

　　曾逐东风拂舞拂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月，已带斜阳又带蝉。

　　为有桥边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

　　《柳》

　　这两首《柳》意境相同，冯浩认为都是“假物寓姓而言衰也”，所寓姓者为已任东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商隐早年(27岁)曾授秘书省校书郎，也算是在朝为官，所以说“曾逐东风拂舞筵”，但校书郎之职毕竟是九品小官，只从事一下文字校正工作，自然不会受人重视，所以又慨叹即使置身“乐游春苑”也是“断肠天”。更不幸的是后来又无辜受牛李党争之影响，开始了游转不定的幕府生活，大中五年(39岁)受聘柳仲郢幕府前往东川，诗人感受宦途坎坷艰辛，又寄人幕下，沉沦迟暮，风光尽属他人，自己只有断肠年华可度。二诗寓意幽婉，情深韵远，表现出诗人由于坎坷憔悴而生发的忧伤、深痛之情。

　　另一首《巴江柳》： “可惜巴江柳，柳色绿侵江。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李德裕与郑亚相继被贬后，商隐想去投湖南观察使李回，不被用，又想去投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杜，到了巴西，由于没有把握杜会用他，北归长安，再一次向令狐陈请，希求援引。这首诗很可能是作于这一段时间。诗人看到巴江柳树，绿阴倒影水中，想到南齐时蜀地献垂柳种在灵和殿前(见《垂柳》分析)，认为这株巴江柳也应该移到金銮殿，让它的绿阴映入绮窗。借喻自己客寄巴蜀，得不到有力者的推荐。时令狐已入相，但耿耿于商隐曾入王茂元幕，娶其女，认为是入了李党，背其父恩，对他的陈情根本不予理会。所以我们可以从几首寄寓身世之作中看出李商隐不胜冤抑愁苦的心情。另录两首供读者体味：

　　永定河边一行柳，依依长发故年春。冬去春来人情薄，不为清阴减路尘。

　　《关门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频遣客惊心。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省。

　　《柳》

　　商隐咏柳诗中另一组艺术技巧更为精妙、情韵婉丽凄迷的作品当属写艳情的诗了。商隐有《柳枝五首》一组诗是为一个叫柳枝的女子而作。柳枝局诗序中所述是洛阳一普通市井女子，聪慧美丽，善吹弦弹丝，“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咽断之音。”听到有人咏商隐《燕台诗》便欲结识这位多情诗人。约好相会日期，不想商隐为朋友所牵离去。柳枝怅而嫁东诸侯。这是商隐一段来去匆匆的情缘，本欲不相思，哪知难忘怀。于是他用乐府歌体写了五首情思含蓄的诗作。五首全用比喻，如峰雄蝶雌，丁香结愁，瓜引蔓长，莲叶枯干，怅望鸳鸯等，表达出商隐对柳枝的思念和同情。

　　还有《赠柳》、《谑柳》二首借柳写出了女子的娇柔冶丽之态，结二句或微透出女子为他人所有的嫉妒之意(玳梁谁道好，偏拟映卢家)，或流露出对女子不幸入青楼的同情(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一赠一谑，一庄一谐，同样是对女性的爱惜和同情。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冯浩将它们归入艳体伤别诗，也就是说，既可以理解为友人离别，也可以理解为情人分离，而体极艳。深窥二诗，确实“妙入神矣”：情思的曲折变化一如柳随风飞，处处动人。现录如下：“暂冯樽酒送无寥，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

　　读商隐咏物诗一如读其咏史诗、无题诗，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玉烟珠泪俱成恨。除了诗人将自己全部深沉的情感渗入诗中之外，还得益于他所运用的高超的艺术技巧。

　　商隐咏物注重处理物与人、行与神、情与理之间的关系，使他的托物寓怀之作相应具有以下特点：

　　比喻的妙用。商隐用比不同于一般人那种趋同于大众心理的比喻，他往往撷采不为人所注意之物(指喻体与本体的关系而言)或物之不为人所注意之处来作喻体，巧妙与本体勾连，乍看之下，奇特而怪异，细思之后，觉合情合理，有出人意表的新鲜感。就拿他的咏柳诗为例，《柳枝五首》是最典型的。第一首借花房(花冠)与蜜脾(蜜蜂酿蜜的机体)，雄蜂与蛱蝶的不同类来比喻他与柳枝的不相配，徒有相思又奈何?但绝妙的是两对喻体都与“花”有关，且“蛱蝶”与“花房”相联，“蜂”与“蜜脾”相联，所求各不同，但又同与花结合。这个巧妙的比喻跟商隐与柳枝的关系极为切合，这种创新显得特别而精彩。第二首用丁香结愁来反叹自己与柳枝不能结合，徒添胸中不平。第四首连用四个不和谐的景观想象(比喻)柳枝嫁东诸侯并不幸福：柳枝盘于井台之上，非存身之地;蒲干莲枯，斯人亦憔悴;锦鳞无法戏游水中，黄莺不能在柳树枝头鸣叫，水陆都有伤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隐比喻不仅奇、新，而且巧。

　　商隐用比还有一个绝妙之处是不在单纯比附而注重离形取神，所以往往使描摹物态不着痕迹却具神韵。如前面提到的《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是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纪昀批：“五、六两句空外传神，极为得髓。”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按李嘉《自苏台望亭驿怅然有作》‘远树依依如送客’，于此二语如齐一变至于鲁，尚着迹留痕也。李商隐《赠柳》‘堤远意相随’，《随园诗话》卷一叹为‘真写柳之魂魄者’，于此二语遗貌存神，庶几鲁一变至于道矣。‘相随’即‘依依如送’耳。”《文心雕龙物色》讲到描绘景物，主张“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举“依依”尽杨柳之貌为“情貌无遗”。(136页，中华书局1999年)“依依”既描绘柳枝的柔弱，又写出依依不舍的感情，而“远树依依如送客”就落痕迹了。“堤远意相随”也写依依不舍的感情，但连“依依”二字都不用，所以更显精妙。纵观全诗无一柳字却句句咏柳，本是写柳却字字合人，确为咏物中佳作。还有一首咏物诗《蝉》在这方面更为典型：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纪昀评：“起二句意在笔先。”也就是说诗人撇开蝉的形貌特征，将它人格化，赋予它“高难饱”的清高寒士的气质，直传其悲鸣寄恨而“徒劳”的悲慨，而又没有离开蝉的生活特性：居高而饮露，所以难饱，有恨而费声，实为徒劳;而“我”呢，清高而难饱，不平而空吟，亦属徒劳。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就把“蝉”和“我”的含义都包括在里面了。颔联更绝，把人格化的蝉对冷漠无情的环境的悲苦无告之感传神地表现出来，“令人思路断绝”：蝉有恨而鸣，到五更时声疏欲断，哀苦至极，树若有情，如“天若有情天亦老”，也当为它愁苦憔悴，不会依然那样碧绿，漠然无视。以商隐的哀苦陈情，而听者无动于衷(见前《巴江柳》的分析)，正是“一树碧无情”了。所谓“传神空际、超超玄著”是也。而钱钟书先生的见解似乎更独到，他说“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之，蝉鸣非为‘我’而发，‘我’却谓‘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这样物与人之显隐分合，传神入境地表达出李商隐这样一个有着清高品质、梗泛身世而又承受着冷漠环境压抑的士人的心态。如果再回头与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相比，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商隐脱略形迹的这种特征。

　　最后还要提的是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的渗入。商隐咏物的特别之处就是他突破了单纯“托物”的咏物模式，将浓烈的议论抒情直接入诗，将痛苦的人生体验加以深化，从而带来结构的转折和境界的提高。“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频遣客惊心”(《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常娥》)。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咏物诗体物深密，情思婉转，描摹物态注重取神入境，再加上诗人主观感情的自觉不自觉渗入，使得这些诗作别具情韵。这正是李商隐在咏物一体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李商隐简介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

　　开成二年（837年），进士及第，起家秘书省校书郎，迁弘农县尉，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岳父）幕僚。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大中末年，病逝于郑州。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颇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以《锦瑟》为代表）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李商隐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隐三岁左右，随父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

　　应举之路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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