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党争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导语：李商隐诗风是晚唐诗歌代表特色，其成因在于晚唐社会整体环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因素，特别是牛李党争，它使诗人始终处在斗争的夹缝之中，使诗人一生郁闷，但成就了其特殊的诗歌韵味。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出身科举，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世家，门第显赫，往往依靠父祖高官地位进人官场，被称“门荫”出身。两党分歧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地位;牛党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分歧外，还牵扯到个人恩怨，相互打击。
李商隐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17岁时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受聘任幕僚，一直到开诚二年(837年)，先后8年。令狐楚是牛党要人，地位显赫，唐宪宗时曾做宰相。令狐楚，对李商隐都很赏识。令狐楚临死时，函招李商隐代草遗表之任，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上令狐相公状一》、《奠相国令狐公文》中对此都有提及。李商隐后来能考中进士，就是受令狐的推荐。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为了生机，另找出入，到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做事，得到王茂元赏识，娶王的小女儿为妻，成了王的东床快婿。王茂元当时被认为是李德裕的党徒。李商隐原在令狐门下，现转投王茂元，牛党认为是忘恩，触犯了牛党戒律，因此牛党对李商隐耿耿于怀，千方百计进行报复。开诚三年，李商隐应考“博学鸿辞科”，本已被录取，但因牛党作梗，复审时被除名。这次意外打击，对李商隐振动很大，名诗《安定城楼》表现最为明显。
李商隐和王茂元女儿的`婚姻是他一生荣枯的转折点，诗人的感情生活固然得到满足，但政治命运遭到厄运。尽管他对朋党斗争深感厌恶，但牛党对他一再排挤打压。正如他在《晓坐》中感叹：“红颜无定所，得失在当年”。从诗人二十七岁结婚王氏到四十七岁病死，整整二十年漫长岁月，都是在职位低卑、宦途失意的境遇中寂寞地度过。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和才能无法实现，被埋没在朋党倾轧中。
李商隐才学极高，抱负远大，欲建功立业，匡扶王室，无奈晚唐夕阳西下，风雨飘摇，使一身才学的李商隐四处碰壁，寄人篱下，郁郁而终，只有在诗歌中一展鸿才。李商隐性格耿介正直，面对险恶现实，感受时代痛苦，使诗歌隐晦曲折，托物言志，回味深远，题旨迷茫，继李白豪放坦荡、杜甫沉郁顿挫之后，为唐代诗国又开辟出全新的艺术领域：
晚唐心态。生活于晚唐时代的李商隐，他的思想、心态与艺术追求，与前辈中唐诗人已有所不同。中唐虽是大乱之后，但士人却对王朝 “中兴”抱有希望，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失昂扬奋发，表现为积极进取，关注时弊民瘼。但到了晚唐，面对残破的政治局面，他们深感无力回天，在心态上有一层暗淡伤感色调。韩愈有《盆池》诗：“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而李商隐《宿骆氏亭怀崔雍崔衮》却说：“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来听萧萧打叶声”与“留得枯荷听雨声”分别反映了两种心态。前者可看作萧散中尚未失去自信，后者可看作落寞感伤失去希望。
心灵开拓。李商隐诗歌注重心理体验和情感信息传递，他追求的不是李白、杜甫那样完美鲜明阔达的意境，而是把不相关的物像粘辑在一块，通过不同意象营造一种空白迷离的诗境。如《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虽然交代时间、地点、天气，但这并不能确定“昨夜”是特定还是泛指的,仍是一个未知数。“画楼”、“桂堂”可以是府邸也可以是庙观，颔联与劲联之间没有关联词语衔接，仅仅几组极具感情色彩的独立意象，句与句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有一大块思维空间让我们想象填补，塑造出了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幽邃意境。
意境虚化。李商隐善于运用意象与诗句之间的衔接空白，使得诗句与诗句、意象与意象之间留下许多的空白点，引起人们有宽阔想象的空间，把意象与诗句之间的情绪的跳跃性无限拉大，给人以无穷的魅力。如《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叫光夜，更在催台十二层?”从诗歌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诗歌中意象之间转换跳跃的距离之大，“如何”二字更是突出其间跳跃性变化，令整首诗歌更具有张力与内涵。梁启超曾说过：“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可见李商隐诗歌中联与联、句子与句子、意象与意象之间跳跃转换，能给人以揣摩不尽的美感。
理性批判。李商隐写了一百多首政治诗，晚唐的政治斗争、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在其政治诗里大都有所反映。这类诗风格委曲，笔法春秋。《隋师东》在讥刺讨叛诸将跋扈难制、冒功邀赏的同时，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庙算之失”，即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政策，宰辅不得其人，从侧面写出了藩镇长期割据的根本原因。在《有感二首》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他们大事株连、杀戮朝臣的罪行，描绘出长安城内，朝廷上下，死者衔冤，生者饮恨的悲惨肃杀气氛。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政治遭遇产生过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这类作品饱含着对党祸的沉痛怨恨。“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哭遂州萧侍朗二十四韵》)，直接表达了对党人罗织人罪，致人死命的满腔悲愤。
总之，李商隐诗风的出现是晚唐社会整体环境塑造的，其中的政治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仕途的跌宕和坎坷就没有李商隐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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