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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生》李商隐鉴赏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古诗吧,古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那些被广泛运用的古诗都是什么样子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贾生》李商隐鉴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贾生》
作者: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注解
1、宣室:汉未央宫前正室;
2、逐臣:指贾谊曾被贬谪。
3、才调:才气。
4、可怜:可惜,可叹。苍生:百姓。问鬼神: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
5、虚:空自,徒然。
6、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
韵译
汉文帝在宣室求问被贬谪的贤臣,贾谊的才华和格调更是无可比伦。
谈至深夜汉文帝挪动双膝靠近他,可惜他不垂询民生却是穷究鬼神。
贾生介绍
贾生,名谊、贾谊、又称贾太傅、贾长沙。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 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几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历史上俨然是其美德在当时未得到赏识的政治家的典型。他的文章和诗被人们称颂,其中有的留传至今;他极力提倡许多被认为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观念;他的最著名的论文之一论述了秦朝的缺点。因此,他通常被人列为儒家。
作品简介
《贾生》由李商隐创作,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这是一首托古讽时诗,意在借贾谊的遭遇,抒写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诗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夜半倾谈的情节,写文帝不能识贤,任贤;“不问苍生问鬼神”却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能任贤,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诗寓慨于讽,讽刺效果颇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贾生》在咏史之作中又可谓独占花魁。
创作背景
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说法。其一为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所言,“此盖至昭州修祀事,故以借慨”,意谓此诗为李商隐在大中二年(848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郑亚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时所作。因李商隐时为一郡之长,故须主奉祭祀大事,于是借题发挥,创作了此诗。另一说为杨柳提出,认为此诗当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间李商隐离开桂林北上后滞留荆巴时期所作。李商隐生活在唐王朝日趋衰败的晚唐时期,他对皇帝昏庸、宦官当权与藩镇跋扈深为不满;而且李商隐被卷入了牛李党争,屡受排挤,怀才不遇。于是他借吊贾谊来抒发自己的感慨。
评析
这是首咏叹贾生故事的短诗,其着眼点,不在个人的穷通得失,而在于指出封建统治者不能真正重视人才,使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贾谊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作者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史记。屈贾列传》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只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诗的议论。 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站”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咨询),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令人宛见贾生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绝招。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戏剧高潮中同时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虚”者,空自、徒然之谓。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如此推重贤者,何以竟然成“虚”?诗人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和谐,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射出直中鹄的的一箭——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求贤,对贤者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啊!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辞锋极犀利,讽刺极辛辣,感概极深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通常所谓“抬得高,摔得重”。整首诗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唱叹有情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许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时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生实亦自悯。
作者介绍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谿(xi)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因受牛李党争排挤,潦倒终身。他的诗长于律、绝,富于文采,风格色彩浓丽,多用典,意旨比较隐晦,以《无题》组诗最为著名。有《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 李商隐题跋像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品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着,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隐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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