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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元代戏曲对柳永的接受
元代大量的文人士子走向了民间，推动了元曲等市井文艺的发展。词无法逆转逐渐衰落的进程。元代对柳永的接受并不在他的词上，而是对柳永人生遭际的认同和对柳永形象的塑造上。元代的书会才人混迹市井的生活处境和柳永确有相同处，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也继踵柳永在歌妓词和一些自抒怀抱的词作中表现出的放浪形骸、狂放反叛的精神。元代书会才人对柳永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市井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柳永虽生于习儒之家，但仕途的蹇塞使他长期混迹于市井间，写下了大量带着世俗情味的歌词。他虽怀揣用世之心，但浪漫直率的个性使他流露出愿摆脱名利羁役，沉醉世俗生活的叛逆精神。如他的《传花枝》：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口兵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满限、鬼使来追，待倩个、淹通着到。
人生命运的相似，使元代的失落士子在柳永身上找到的知音之感，他们也如柳永一样，大声地喊出了对自己才华的自负，和对追欢买笑的浪子生活的褒赞。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表现出的狷介个性便与柳永相同，对浪子生活的自豪感也与柳永《传花枝》有异曲同工之妙。
乔吉的（正宫绿幺编）《自述》同样写出自己批风抹月式的浪子生活：
不占龙头选，不传名宦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
“烟霞状元，江湖醉仙”颇有柳永《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意味。而“流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则是直言不讳地宣扬自己大半人生的市井生活。再如贯云石的《斗鹌鹑》：
柳七乐章集，把臂双歌真先味。幽欢美爱成佳配。效连理鹣鹣比翼。云窗共寝。闻子规，似繁华晓梦惊回。
则直接通过对柳永词和柳永倚红偎翠生活的肯定，陈福升评道：
“元代文人流连倡楼妓院，从声色之娱中获取精神上的慰藉，而且毫不避讳地把这种声色之乐表现在自己的曲中。这和柳永在词中表现自己流连温柔乡，醉生梦死的生活如出一辙。”
元代书会才人对柳永混迹市井的生活态度的体认，还表现在他们的戏曲作品中对柳永式的浪子才人形象的塑造。元代杂剧中叙写与柳永相关故事的作品据钟嗣成《录鬼簿》有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戴善夫《柳耆卿诗酒玩江楼》等。关汉卿的《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是完整保存下来的杂剧作品。
柳永在关汉卿的笔下成为了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表现出了他对世俗情爱生活的肯定和对传统儒家观念的突破。柳永、谢天香亦成为了才子佳人的代名词，不断在元曲中出现，如《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我比谢天香名字真，（卜儿云）他可做得柳耆卿么？”、《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哎，你个谢天香肯把耆卿恋’。
此外，还可以从钟嗣成《录鬼簿》对各个书会才人的评语中看到他们对柳永式的放浪生活方式的继承。如评白朴：“拈花摘叶风诗性，得青楼、薄幸名。”评马致远：“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海方内皆美谈。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将书会才人拈花摘叶、批风抹月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出来。
二、市民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
柳永市民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也与元代的书会才人相同。一是他们都大胆地运用市井文学形式。词在宋代是市井中深受欢迎的新文学，文人们喜欢作词，却又看不起词。柳永则不然，他主动地接触这种文学体裁，而且还大量地运用市井新声，开拓慢词一体。元代的书会才人同样有着如柳永一般对新兴文艺的宽阔胸怀。他们元代市井的文艺形式——元曲的主要创作群体，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这样的既有丰富人生阅历，又擅长诗词写作的书会才人加入到元曲和杂剧的创作中来，对元曲这种新兴的文艺形式的成熟和兴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袁行霈所说：“当他们掌握了戏剧特性，驾驭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二是他们都具有市井化的审美情趣。柳永之词多为歌妓市民写心,一方面有迎合市井民众口味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柳永自己的审美情趣受到市井细民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元代的书会才人同样热衷于市井文艺的创作，在他们的杂剧作品中，大多都代表了广大市民“真、善、美”的生活追求，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和抗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就说：“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这句话就揭示了柳永和元代的书会才人在文学创作的方式和文艺观念上都走的是市井化的道路，因此诸多评论者指出柳词与曲相近，开曲之先声。
元代戏曲中的柳永，都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柳永，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柳永形象。一方面杂糅了元代市民阶层和书会才人的价值观念，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了这个群体对柳永的认识和看法。本文认为元代叙事文学中的柳永形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宋代词话笔记中的记载，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入话部分就取自罗烨《醉翁谈录》。另一方面，柳永的形象还来自于他的词作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和精神。柳永在词中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实际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放浪形骸，摆脱名利羁役，追求个性自由的浪子才人精神；一方面又是希望被士大夫阶层容纳，积极用世的儒士精神。元代的书会才人根据自己和市井民众的生活状态、价值取向接受了作为浪子才人的柳永，而舍掉了有着积极用世的儒士精神的柳永。就这一点来说，元代书会才人和市井民众对柳永形象的塑造也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一种接受，只是这种接受不是针对柳词发表评价的显性接受，而是对宋人笔记和柳词所传达出的柳永的精神个性、价值取向的体认。这是一种隐性的接受，而且也是元代柳永接受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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