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文中的哲学思想

时间：2024-08-02 13:46:55 志铠刘禹锡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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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文中的哲学思想

　　刘禹锡是唐朝的大文豪之一，在诗文创作上颇有成就，在文坛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在官场上经常受打压，因此在诗文中颇多变现，不过也因此练就了他的品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刘禹锡诗文中的哲学思想，欢迎阅览。

　　刘禹锡是唐中叶优秀的散文作家和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刘禹锡，字梦得，唐中叶优秀的散文作家和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诗熔意境和哲理于一炉，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一、运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

　　刘禹锡认为：“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刘禹锡所谓“数”，是指客观事物恒常的规律性，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势”指客观事物变化的必然趋势，他以“数”和“势”来解释客观事物的存在变化，“数”与“势”的关系是“数存而势生”，这加深了对偶然与必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和作用的理解。

　　刘禹锡生活在中唐，是赫赫的大唐帝国江河日下、日渐式微的时代。他与王叔文、宗元一起领导的“永贞革新”，触犯了专权宦官、割据方镇和士族大官僚们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合力反对。刘禹锡被一贬再贬，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的巴山楚水间辗转了22年，在贬谪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怀古佳作，密切联系中唐社会现实，总结历代兴亡教训，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讽古喻今，为唐王朝提供了历史借鉴，以冀最高统治者革除弊政，永固江山社稷。

　　《荆州道怀古》作于805年，“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泽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颔联、颈联描述了京畿昔日的繁华和今日的荒凉萧瑟。诗人面对南国山川，缅怀历史往事，惋惜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灭亡;面对现实斗争，对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充满悲愤，对唐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十分忧虑。

　　《汉寿城春望》作于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如诗中所言：一旦东瀛有变，此地还要成为路津要塞的，正如沧海桑田，世事更迭变迁。“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屡次遭贬，某些小人在宪宗面前煽风点火，宪宗追加了一道命令“逢恩不原”，让他一辈子也很难翻身。诗人深知兴废进退相互转化的道理，他明白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于是他不消沉，不悲观，等待着东瀛有变之时，以实现其“忧国不谋身”的愿望。

　　《金陵五题》是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期间作的一组怀古诗，他以南京五个地名作为诗歌标题写了一组七言绝句，于咏叹六朝的兴亡中，流露出对唐王朝日渐式微的感慨。《石头城》写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时旧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开头极力渲染了故国的荒凉，而环绕在石头城周遭的群山依然如故，石头城却空空如也，除了江潮，鲜有问津。石头城的荒芜连无情的潮水都觉得索然无味，只能寂寞而归。今昔之感顿现，读者的凄凉冷落之情顿生。《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王、谢两个显赫的大家族居住在乌衣巷的时候，朱雀桥上车水马龙，但在五百年后刘禹锡的诗中，朱雀桥边却野草蓬勃茂盛，甚至还开出了野花。尽管时光过去了四五百年，但是自然的规律不变，燕子到春天依然回来，依然飞回它原来的故巢，原来是寄居在王谢的家里，此时却飞进了乌衣巷的寻常百姓的家。看似描写自然风光，却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凸显了沧桑之感。

　　《金陵怀古》作于刘禹锡被罢和州刺史，返回洛阳的途中。“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中阜龙盘，石头虎踞”，上有“王气”，下靠大江，是六朝形胜之地。然而，天险、“王气”没有挽救任何一个王朝的命运，六朝还是相继灭亡。他告诫唐王朝的统治者，亡国之音尚在耳畔，历史教训不可遗忘，不可重蹈六朝的覆辙。

　　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一个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的视角，将现实的感受与历史的沉思结合起来，以历史题材反映现实内容，寓深刻的哲理于咏诗怀古之中。

　　二、用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

　　刘禹锡在《问大钧赋》中说：“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物壮则老，乃唯其常;否终则倾，亦不可长。”他认为，说运动不息，变化不已，新陈代谢，这是事物的常态。诗人以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客观事物时，注意到矛盾对立及其转化广泛存在，表达了积极向上、奋发不已的精神。他以阴阳、祸福、治乱、否泰、通塞、利钝等矛盾对立的概念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对立、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作于公元831年，三年内，白居易的三位好友微之、敦诗、晦叔离世，给白居易很大的打击，白居易写了《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寄给刘禹锡，刘禹锡一为悼念亡友，二为宽慰乐天，便写了这首七律。“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诗人摆脱伤怀的情绪，对生与死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生与死是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茂盛的树林，新叶年年催换着旧叶;奔腾的流水，前波时时让位给后波。有生必然有死，刘禹锡以自然界的这种生生不息、新陈迭代的蓬勃景象为比喻，说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劝慰白居易，嗟老悼亡是古已有之，古今相同，但为悲悼死者而极度悲伤，不论是对死者还是对生者，都是毫无裨益的。诗人看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不同于一般悼亡诗流露的感伤情绪，表现出一种奋发向前的精神。

　　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刘禹锡乐观豁达地看待衰老。诗中写道“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晚年同患足疾和眼疾，同病相怜。但两人对待“老冉冉其将至”的态度却不同。白居易对待衰老、死亡时常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刘禹锡则表现出对老之将至、新陈迭代的乐观豁达的情绪。他认为老年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如观看江河般清晰;仔细想来，老了也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情，克服了怕老的思想便会无牵无挂。即使是日在桑榆的傍晚，晚霞也可以照得彤红满天。“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句历来为人传诵。

　　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从不利因素中看到积极的方面。他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不因一事一物的得失而愤懑，比如“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不应感哀节，安能激壮心”，“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以这样高昂的志向和乐观的精神激励后来人。

　　三、无神论思想

　　刘禹锡继承了先秦时期老子、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写了著名的《天论》，给“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

　　释。他说，“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他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和唯心论者、有神论者展开了斗争。刘禹锡在《天论》上篇指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他在《天论》下篇写道，尧、舜根据人道办事，不谈天命，记载尧、舜的书，开头就说考查历史，不说考查天命;幽、厉全凭上帝作招牌，不敢谈人事，讽刺周幽王、周厉王的诗篇，开头就讲上天，不讲人事。……尧舜时代是盛世的象征，对那时的老百姓难以用神鬼来欺骗;商代的风俗已经败坏，统治者只能用天命来驱使百姓。刘禹锡根据以上的史实得出结论：上天是不能干预人事的，天命论的产生和流行主要归因于社会政治原因，乱世昏君宣扬天命论是为了欺骗和奴役老百姓。

　　刘禹锡的寓言诗《有獭吟》很好地表达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诗中讲了獭和鹗的故事，獭祭鱼祈求得到上天保佑反而被渔翁击毙，和鱼一起变成渔翁的佳肴;黄金鹗捕鱼而食，谁也奈何它不得，鱼既填充了它的饥腹，还养育了它的后代。诗人感叹“何地无江湖，何水无鲔鲟?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诗人塑造的獭和鹗的形象，是截然相反、互相对立的两种形象，代表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思想。诗人认为“天底下哪里没有江湖，江湖中哪能没有游鱼?天根本不能主宰世界，恭敬地祭祀徒劳无益”。“有獭吟”以艺术手法体现了《天论》阐发的哲理，在獭和鹗的不同遭遇的对比中，得出了“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的结论，对唯心主义者、有神论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批判。

　　在《阳山庙观赛神》一诗中，刘禹锡真实记录了楚地风土人情，表明了他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题目中的“观”字，表明诗人是这场赛神的旁观者;荆巫装神弄鬼，满嘴神语，胡话连篇，丑态百出，“荆巫脉脉传神语”将降神事鬼的女巫忸怩跳Q、卖弄风情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巫觋的大不敬，就是对神的大不敬;诗人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通过对唯心主义宗教活动的冷眼旁观和轻慢蔑视表现出来。

　　无怪乎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对刘禹锡作这样的评价：“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真谓神妙矣。”这与刘禹锡诗中蕴含的丰富的唯物主义哲理和流露出的豁达乐观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拓展：刘禹锡的生平故事

　　早年生活

　　刘禹锡，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

　　贞元六年(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

　　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

　　贞元十八年(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贬谪生涯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行至江陵，再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元和十一年三月(817年2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刘禹锡被贬在朗州前后近十年。其间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此期间，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他才与柳宗元等人奉诏还京。但不久又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因母丧才得以离开。

　　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

　　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庄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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