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及其成因

时间：2020-11-26 08:49:03 柳宗元我要投稿

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及其成因

　　我们对柳宗元多种体裁的文章都有很高的评价，除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散文，传记散文也别具特色。

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及其成因

　　除了一直广为流传的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柳宗元还有众多优秀的议论文、杂文、书序文等不同文体作品传世，其中传记散文虽流传不多，历来关注者相对较少，但也很有文学价值。

　　一、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

　　(一)平民阶层的苦难再现

　　柳宗元笔下人物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展示出一幕幕普通人的生活画卷，柳宗元堪称首位为众多普通百姓立传的文人，他的这一举动，是对史传传统的一个突破。刘熙载称“柳州之文如山”，大约是就柳氏传记散文而言，通过一篇篇传记，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有《河间传》、《捕蛇者说》中小人物的辛酸经历，《童区寄传》中少年的聪明勇敢，更有《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中能工巧匠的智慧和积极的心态。

　　(二)深邃思想的现实表达

　　传统传记通常主要记述人物，但在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部分传记并非以记载人物为主，或非真实存在的人物，意在阐释道理，或讽刺时弊。柳宗元传记散文通常分成叙事和评论，如《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谪龙说》、《河间传》和《李赤传》等。根据《柳河东集》所保留下来的作品，题目本就为“传”的文章外，另有一些碑志、行状等文章，具有传记性质，也可称之为传记散文，如《段太尉逸事状》、《南霁云雎阳庙碑》等。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对腐败的批判，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凄惨生活的无奈，阐述了柳宗元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和政治理想。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同韩愈的传记文相似，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的创作模式，与通常的传记不同的是，柳宗元在传记散文中并没有大致记述所传人物的一生经历，而是选取一件或几件事来立传，因此，他的传记散文中的人物事迹往往较少而精，主题较为突出鲜明.

　　(三)“幻设为文”的情节设置

　　通常传记散文多为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作，且一般为真实的人物事迹。但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却有一些虚构的主角和情节，如《河间传》里的主角甚至没有真实名字，其人物真实性值得怀疑。而《谪龙说》，甚至不是为人立传，而是讲述一位被贬谪人间的龙女，人物经历近乎神话传说。《李赤传》虽确实在记述人物，但人物的真实性也同样难以考证，生平经历也较为荒诞，李赤在与朋友游玩时，竟然被厕鬼所迷，最后在厕中溺亡。在《日知录》卷十九中，顾炎武这样评论：“古人不为人立传”，“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屈耳”。

　　二、柳宗元传记散文特色的成因探微

　　(一)抒发苦闷，表达志向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创作，是柳宗元发表政见和感慨的一种途径，这与他的遭遇是分不开的，他的传记散文大多都是在永州时创作的，当时他受永贞革新失败的.牵连，因诬遭贬。尤其恰逢宪宗更改年号，并大赦天下，但却特意下诏“左降官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调升)之限”，加上这年他母亲因种种原因病故，王叔文也被处死，一连串的变故和政治迫害使得柳宗元苦闷忧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客书》)。“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既然无法施展才华与抱负，就只得将满腔的抑郁悲愤和忧国忧民深深地寓于后来所作的文章之中。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李赤传》中的李赤，本来是一个正常人，但一旦被奇怪的事情迷惑，就居然把人世间当作污浊的地方，而把厕所当作是“帝居清都”，以此讽刺颠倒黑白，善恶不分的社会。《捕蛇者说》中作者自述目的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梓人传》是“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这些文章的主旨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柳宗元强烈地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而《谪龙说》一文，多数学者认为是柳宗元在被贬之后因受到欺压，内心郁闷而作。如卞孝萱先生曾经说过，“柳宗元以龙女自喻”，“柳在谪所，受到侵辱、狎侮，乃作此篇”。而《河间传》，宋代以来学者观点各异，有观点认为此文意在影射唐宪宗，宋人胡寅在其著作《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四《唐纪・宪宗》中提到：“子厚至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创艾，乃以笔墨语言，深自文饰，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过，则其免于大戮，已为深幸，摈废没齿，非不幸也。”亦有认为意指唐代的公主往事，清人何焯所作《义门读书记》卷三七《河东集下・河间传》中记述：“‘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魂祝诅’，《汉书》：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岂其公主耶?”[由上述种种观点可以得出，柳宗元的一些传记散文有讽刺现实之意，只有“深自文饰”，或为传奇，或为寓言，寓实于虚，虚实相间，以求保全自身。

　　(二)传奇兴盛，热衷奇文

　　传奇类作品自唐朝中期之后变得空前兴盛，柳宗元和与他同时期的韩愈都乐于创作以“幻设为文”的传记散文。此情景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曾经提过：“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4] 　　韩愈曾作《毛颖传》，一时引起众多批评，但柳宗元态度与众不同，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柳宗元肯定了韩愈文章的创新，同时批评时文的庸俗和剽窃成风。面对世人对这种创作方式以及对韩愈文章的批驳，柳宗元这样辩护：“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玄。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毛颖传》这类文章，虽如同“楂梨”、“昌蒲”般“酸辛”“裂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认为艺术形式应该不拘一格。柳宗元对《毛颖传》的辩护，亦可认为是对传记散文这一创新的文体的一种辩护。

　　(三)博采众长，有所创新

　　柳宗元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自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就说明他认为《诗》、《书》、《礼》、《易》、《春秋》是写作的典范，也是学习写文章的基础和首要取法对象。诸子百家之文，同时包括《国语》、《离骚》也都应该认真研究，广泛涉猎，这样才能触类旁通，使文章条理明晰，文章语言有气势，思路严密，内涵丰富。《童区寄传》里传神的细节描写，凝炼个性的语言和激烈的冲突，塑造出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颇有《史记》里传记写法的风范。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论断：“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在那个文化先进，兼容并蓄的年代，多才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无疑是走在时代前沿，并善于创新的，但无奈命运多舛，虽有造福百姓，改革天下的大志却难以实现，只能以文托志。也正如韩愈所言，这些奇传异文在后世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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