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时间:2020-11-04 12:27:55 鲁迅 我要投稿

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引导语:在鲁迅先生创作后期,他倾注了大部分心血于杂文创作中,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名字是与他的杂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下面就是小编收集他的《二心集》杂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1〕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2〕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新闻》第十四期。

  〔2〕一八艺社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一个木刻艺术团体。该社部分成员在上海从事艺术活动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

  1鲁迅杂文概述

  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含着他的严肃、崇高而执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2鲁迅杂文特质

  (一)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鲁迅因为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的“弱者”(无地位者,不被承认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而自觉地进行他的反抗(复仇),他以不断批判来体现自身(包括自己的文学)的价值。他要求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并几乎在现实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发现了这种奴役与压迫关系的`延续与再生产,他的批判性也就永无终结。

  (二)在“反常规”的“多疑”思想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在于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灵与灵魂,还在于他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它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

  (三)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

  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社会相”、“共名”),可以说是鲁迅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也是他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鲁迅不是对某个人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某个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文章时代背景材料,反而是有助于对其实质性内容的把握与理解的。

  (四)鲁迅杂文的主观性

  鲁迅宣称:我的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是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这就是说,鲁迅杂文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做着自己的主观反应。一切客观人事都是要通过鲁迅的主观心灵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题材。

  (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他的杂文可以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另外,他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仿佛故意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骏的美学效果。

  3鲁迅杂文奴性

  鲁迅杂文不但指出了奴性是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固有的顽症,而且更加深刻地概括出其奴性的特征,即卑怯与凶残。

  有几种最为典型的表现:

  其一:“羊”与“凶兽”的结合,“遇到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中国人稍有权力,大多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一到大势已去,就温顺多了,满口中庸之道;待到倾败,沦为奴隶,则也处之泰然,津津乐道于顺民的太平盛世。这种奴才,是中国”鹰犬塞途,干儿当道“的屈辱史的产物。

  其二,”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叭儿。所谓”诚于中“,指他们做奴才做得心满意足,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形于外“和”相“,有不仅是指外貌,乃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而又怡然自得,沾沾自喜,奴才做得心满志得,嫣然如梁启超所说的”心奴“。

  其三,知识阶层的奴才。他们对于主子小骂大帮忙,竭力把奴性掩盖起来,以清高的文人自居,不但自己津津有味地当奴才,还不忘”教育“无产者要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爬上去,以以争当候补奴才为人生正道。但是只要旧主子一倒台便振振有词地投靠新的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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