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是怎么死的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在诗词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那么关于孟浩然的死因，你知道吗?
孟浩然是怎么死的
孟子三十三代孙孟浩然，与王维同为唐代田园山水诗代表。他的一首《春晓》，短短四句，行文跌宕，韵致悠美，诗味醇永，蕴藏着开掘不尽的艺术宝藏。有人说，爱好唐诗的中国读书人没有背诵过这首诗的，寥寥无几。他有许多名句，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
孟浩然是一位诗杰，李白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
这般有才华的诗人，竟然因着“浪情戏谑，食鲜疾动”，丢掉了性命，惜乎哉!
孟浩然因“浪情戏谑，食鲜疾动”丢了性命这件事，从史实来看应该是准确的。《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他“开元末，病疽背卒。”唐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即他死后五年，宜城王士源集孟诗218首，编成《孟浩然集》，由王士源作序。王在序中说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这位王先生与孟浩然是同时代的人，他所居的宜城在孟浩然所居的襄阳鹿门山南(现在是一个地区)，王对孟应该十分熟悉，才会有这段评语。王序中说：“开元而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戏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孟浩然和王昌龄都是唐代著名诗人，交谊甚厚，王昌龄南游襄阳访孟浩然：作为东道主的老孟自然会有接待。他们一起饮酒唱和，王昌龄在襄阳客居的时间应该不短。老孟有《与王昌龄宴王道士房》应该就写作于这个时期。老孟“疾疹”发背，已经有些好转了，据说吃了汉水的特产鱼——查头鳊，致毒痈发作，病情加重，终致丧命。
查头鳊是产于汉水的名鱼，味道特别鲜美，汉水边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吃着鱼，细菌污染或毒物污染造成的食物中毒急性索命外，一般不会因吃查头鳊鱼丧命。
按王士源序中提供的资料，以大夫的眼光来分析，造成老孟丢掉性命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欢甚”，高兴过了头。浪情戏谑，就是纵情欢笑，何止笑闹，两个久别重逢的感情中人，主人的盛情，朋友的感激交织在一处，面对好酒好鱼，日夜不停地吃喝笑闹也说不定。像孟浩然这样的隐士，没有时间的约束，席不散连吃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一个青年人这般连吃带喝持续笑闹也受不了，何况一个五十二岁又刚刚被疾疹发背(背疮)折磨了一阵子的恢复期病人!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酒肉和笑闹过度致身体抵抗力减弱的情况下背疮复发并病情加重。古人所说的背疮，有天疱疮、背痈，其他恶疮，等等，有的反复发作，治疗起来难度较大。中医要求病人忌口的也多，有的要求忌吃鱼，有的要求忌吃鸡、鸭、葱、姜、蒜、酒等，大夫的医疗经验不同，对忌口的要求也不同。传说明初大将军徐达患了背疮，照大夫的意见忌食鹅，而皇帝朱元璋派人慰问的赐食竟是蒸鹅。徐达含泪当众吃下，几天后就死去了。另有人说徐达是上吊自杀的，他认为皇帝赐他背疮所忌的蒸鹅，就是赐他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自行了断。
背疮这种病在古代缺乏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确实凶险。历史上因患背疮而死的名人不少，范增、刘焉、李克用、宋江等，都是因背疮夺了性命的。据说患背疮的人还尤其痛苦，病情加重时疼痛难忍，患者往往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于是一些古人用患背疮来诅咒发誓，说若做有违天理、有违道德的事，会患背疮而死。
中医讲的患病忌食一些发物，这其实是中医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按沈起炜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从西侯度旧石器时代算起，我国人类文明已有一百八十多万年了。医食同源，人类的医药活动是与人类对食物的寻找同步的，中国医学实在包含着太多太多的观察和经验(含着许许多多血的教训)。一百多万年中医中药的奥妙，用一百多年的西方医学还很难解释得了。既然解释不了，还是应该重视这些经验才好。
拓展：
孟浩然——唐代山水田园诗人
孟浩然(689-740)，男，汉族，唐代诗人。本名孟名浩，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浩然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因他未曾入仕，又被称为“孟山人”。孟浩然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
诗歌成就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
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夜归鹿门歌》、《宿建德江》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清淡自然的诗风
孟浩然的诗歌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则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先生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
丰富的山水诗歌意境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创造性的诗歌表现
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独特的诗歌美学观
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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