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安的人物形象分析
孙少安，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孙少平的哥哥，他是一个身上集农民、暴发户、好丈夫、孝儿子、慈大哥等多重形象的人物。他是一个坚韧不拔，性格沉稳，心地善良，遇事有主见的男子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孙少安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孙少安的亲情世界
孙少安品行中的“仁爱”的家庭本为思想是书中表现的重点。无论家庭多么“烂包”，他从未显露出对家庭的厌恶和嫌弃，他对全家老少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令人起敬。他不仅是自己家，也是姐姐孙兰花和二爸孙玉亭家的主心骨。孙少安的父亲虽然憨厚能干，但因为家庭贫困，弟弟孙少平和妹妹孙兰香又上学，再加上“逛汉”姐夫和一心向往政治生活的二爸二妈这两家的破烂光景，让孙少安操碎了心。但他依然顶起了重压，为这份亲情与生活搏斗。“亲情是剪不断的线”，在少安的心中，对家里人负责任是天职，为了家里人，他可以牺牲一切。他以自己的生命轨迹演绎了中国传统农民对家庭本位思想的看重，在他身上闪耀着动人的伦理道德光辉。
少安不仅对家里人有无私的爱，对待乡亲也同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少安致富后，当那些乡亲向他借钱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为了帮助乡亲能及时买上化肥，他扩大砖场，尽管用不了那么多人，为了能帮助乡亲，他根本顾不了太多自己的利益。乡村人情，古道热肠，扶危助困并没有在这位新“财主”身上泯灭。即便在他事业受挫，砖场倒闭之时，仍然想方设法还清乡亲们的工钱，在砖场重建兴旺之时又接纳他们。“政策是政策。人情是人情。作为同村邻居，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可见孙少安人物形象身上体现了作家崇高而完美的儒家道德理想。
(二)孙少安的爱情世界
孙少安的爱情让读者感到从无限惋惜而又到真诚祝福。
1.孙少安和田润叶
孙少安爱田润叶，但他又清楚地看到了青梅竹马的历史并不能消除他与田润叶之间的现实距离，田润叶是城里吃“公粮”的国家教师，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巨大悬殊，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明显地横在他们面前。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他非常冷静地平息了感情的升腾。作者对孙少安的爱情生活的描写，是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生活的发展逻辑，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他们的爱情悲剧根源，固然是由于少安传统的婚姻观念所致，然而作品的深刻之处更在于揭示了他们的爱情不但受着社会生活的制约，而且畸形的社会、政治、经济也极大地扭曲着孙少安的心灵和感情。在这里也隐隐透露出路遥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有一种不自觉的宿命观念，真实地反映出历史前行的艰难与痛苦，表现出路遥的清醒与冷静以及在一声苍凉的唱叹中的悲壮情怀。使他的小说情节在发展中负载起极大的生活、社会、历史、人生、性格、心理的容量。
2.孙少安和贺秀莲
严酷的现实教给了他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他不失时机地找了一个山西姑娘，而且是一分彩礼都不要。就这样少安开始和自己曾经没有爱过的女子一起过上了柴米油烟的日子。我们或许会有点惋惜，然而少安的爱情在路遥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安排下似乎有属于他自己的幸福内涵，所谓真正的爱情其实就是一种感受、幸福的感觉。幸福有很多中表现，而最重要的是被感觉到，我们不否认这世界上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绝大多数的爱情，都如白雪一样平淡无奇，而这才算真正的爱情!在长期的艰难生活中，他也越来越依赖他们的感情生活。路遥适时的反映了现实生活，他似乎也给少安的爱情罩上了幸福的光环，让我们对于少安和润叶不能走到一起减少了些遗憾，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和秀莲的爱情是艰难的生存环境的结晶。
(三)孙少安的创业奋斗
少安对贫乏的物质生活，落后的生产方式，窒息的政治气氛带来的苦楚有深切体验，因此改变现实，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特别强烈。改革开放后，少安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比较快，在双水村，他一人先“勤劳致富”了，成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实现了农民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生活主题。当少安小有资产之后，萌发了他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其中蕴含着对人格的整体解放和现代文明生活的渴望，尽管这是一种朦胧意识，但他将推动着孙少安的性格向前腾挪跌宕，伴随着时代的节奏，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与盎然活力。在胡永合的煽动之下于是想投资拍电视，想借此赚些钱更重要的也是想扬名四方，这也反映了在改革的大浪潮中农村富裕起来的农民的迷茫和狭隘。在少平的开导下，最终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投资于教育事业。同时也反映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引导农民，教育农民走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的道路。
【知识拓展】
作者简介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
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