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词的词境特点之表现及成因

时间：2024-09-16 09:40:53 秦观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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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词的词境特点之表现及成因

　　冯煦在《蒿庵词话》中说:“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1](P60)这种评价一方面道出了词人秦观坎坷的人生遭遇,一方面也揭示了淮海词的词境特点:凄凉伤心。此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也。”[2]也道出了秦词词境的特点:凄惋,后期则变为凄厉。两位文学批评家对于秦词的词境都有凄凉之定性,但是对于秦词凄凉之表现,凄凉之原因,及从凄惋变为凄厉的过程原因却没有进一步说明。20世纪以来国内对于秦观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它婉约的词风特性上,对于词境的特点有所提及但缺乏深入的研究。九十年代以来,关于秦观词的研究论文有近九十篇,基本上是围绕着秦词情韵兼胜、词风婉美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论述的,其中集中、深入考察秦词词境的论文不多。词境“凄凉”是秦词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欲深入地了解秦观词的风格特点,必须首先考察清楚其词境特点,笔者对秦词情有独钟,读书中曾留意秦词词境问题,现把对此问题的思考作简述如下:

　　一、秦词词境特点之表现

　　词境,是词所呈现的一种风貌,达到的一种境界,传达给读者的一种心理感受,弥漫于作品中的特定气氛,是景物、场面、环境互相结合,构成特定的意境和情境之和。它属风格范畴中的一种。凄凉之词境,指词中展现的景象凄凉、孤寂,蕴含之感情哀怨悲苦,笼罩之气氛悲凉、哀怨。词境呈现角度不同,或从语言、或从结构,或直接或含蓄。凄凉之词境显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有人用悲戚的语言、低沉的语调,有人用回环的结构、强烈的对比。

　　那么秦观词是如何呈现它凄惋、凄厉的词境呢? (凄惋、凄厉有着共同的“凄凉”的本质,两者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里只论述两者共性中“凄凉”词境的呈现特点。至于两者之变化在文末论述。)由于词境为风格特点的表现之一,这里我们先来看秦词的主要风格。秦词最大的风格特点就是情蕴兼胜。众家论秦词,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中有这样的叙述:“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3](目录叙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评淮海词说:“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4](卷一百九十八,集部词曲类一,《淮海词》提要)《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5](卷六,引楼敬思语)秦词以情韵胜、委婉含蓄,表现为笔法婉曲,把跌宕激烈的感情蕴于低回要妙的笔端。具体说就是情景交融,通过景物的描画,通过人物心理感受的描写,曲折表现出词人真切丰沛的感情,给读者一种回味悠远但又强烈深刻的感受。形成秦词风格的手法如此,词境为风格的内容之一,秦词词境也是通过寓情于景和抒发人物心理感受的方法,具体说运用景物的铺陈和描写心理感受的方法来呈现的。以下面这首《浣溪沙》为例: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6](卷上)

　　此词写闺中春愁,词中词人用“小楼”表示出高旷空间,用“流水”、“飞花”、“无边丝雨”和“画屏幽”表示出幽静的环境,用“轻寒”、“穷秋”表示出春季雨天的寒冷,这些景物共同铺就了一幅凄清的春寒雨中愁坐图。同时词人用“闲”、“愁”点出了人物活动状态和心理状态,景物描画和心理描写两者结合起来,互相交融,词中呈现一股孤寒郁结之气。虽然词人没有说出人物为何忧伤和忧伤的程度,但也足以传达出词人心中的伤感,品味到他心中一种细致悠远的失落凄凉,整首词显现出幽静凄清的词境特点。

　　再来看秦观的另一首词《踏莎行》(雾失楼台) :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园望断无处觅。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6](卷上)

　　此词是在绍圣四年被贬郴州的路途中所写,此时秦观心境是凄苦悲愤的。无辜地卷入党争中且被贬至遥远的南地,凄风苦雨天涯飘泊。这首词中没有道出被贬事件的起末,也没有写出自己苦闷的原因,只是用“雾”、“迷月”、“津渡”、“孤馆”、“杜鹃”、“斜阳暮”这些物象构成了一个寒冷、孤寂的背景,点出了在这种让人感到冷清、伤感的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感受是“天涯路”的“望断”、是“恨”和“为谁”流下的感慨,词人凭借景物的描绘和心理感受的抒发曲折地道出了自己浓烈的悲愤之情,整首词给人以沉重压抑之感和凄冷的感受。

　　纵观秦词可见其词境靠大量铺排景物、描写心理感受而呈现。那么也就是说,景物和心理感受这些词语本身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词境的性质。那么,分析秦词中大量的景物物象及心理感受的词汇状况就可以一定程度探索出秦词词境的性质。在秦词中,经常用的景物和物象有:“缺月”、“孤鸿”、“寒枝”、“斜阳”、“暮云”、“寒雨”、“春寒”、“孤馆”、“杜鹃”、“落红”、“黄昏”等,这些景物在颜色上是凄迷、灰暗,空间上是孤独、压抑,冷暖体验上是寒冷、潮湿,在时间上是迟暮、流逝的,加之在文学传统中这些景物无不表达了冷凄、哀伤的感情,已成为失望、伤心和愁怨的抒情象征。另外秦词中描画人物心理感受的词语有“恨”、“怨”、“红泪”、“无语”、“憔悴”、“寂寞”、“无奈”等,这些描写心理反应的词语均为伤悲、怨恨之代表。在秦词中,这些冷凄的物象和伤感的心理语汇的数量是多少呢?笔者统计了有代表性的两种物象和两种心理感受词语的出现比例。

　　物象:“夕阳”(包括斜晖、黄昏、残阳、斜日、暮云);“雨”(包括暮雨、细雨、小雨、丝雨、微雨)。

　　心理感受:“愁”(恨、怨、愁、新愁、愁绪、苦);“泪”(包括红泪、弹泪、泪珠、泪湿、粉泪、青泪、泪痕)。

　　出现比例:

　　类　　型　　　“夕阳”　　 “雨”　　 “愁”　　 “泪”

　　出现次数　　　　　32　　　　 17 　　　　38　　　　 13

　　所占比例　　　　24%　　　　 15%　　　 34%　　　　 12%

　　通过这些数字统计可以看到秦词中使用景物意象和心理抒写词语的倾向,大比例的伤感类意象和心理描写语汇使秦词的词境基调显现为凄冷和悲情。至于作于元丰年间的两首《望海潮》其一(秦峰苍翠、)其二(星分牛斗)应视为秦词的别调,是词人年少慷慨之气的表现。而其中一些俚词、转踏词因是专为描写民俗和歌舞演唱所用,不能充分显现词人感情,其词境本文在此暂不论述。

　　二、秦词凄凉词境形成的原因

　　词在北宋初期仍属文人用力诗文之余的小道,是文人抒发个人心绪、表达诗酒雅兴的方式。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人在诗文中表达了共同的安邦治国的理想和抱负,而在词中却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它是文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的流露,因此词也就具有了较强的观照作者真实思想、心态和性格的功用。通过词作,可以清晰地分辨词人的心路历程。秦观用自然的语言、深婉的手法在词章中抒写自己真挚的感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六引乔笙巢语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7]《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词论》曰:“少游秦词专主情致少故实。”[8]少游用心来做词,通过他凄凉之词境,可以看到他易感、低沉的心理性格和坎坷的遭遇,反过来,也正是秦观个人的心性特质、经历遭遇造就了他独特的词风和词境。因此,探究秦词凄惋、凄厉词境的成因还应该从他个人性格特点、心理倾向及生活经历方面着手。人生多变,文学家的创作风格也会发生变化,但其本质的东西总会或隐或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贯穿始终。凄冷是秦观词词境的本质特征,易感、柔弱、悲观是秦观其人性格的基本特点和深层心理倾向。秦词词境的特点始终体现着作者的深层心理倾向,只不过时弱时强罢了。秦词的词境特色归根结底是由其性格、心理特点所形成的。首先来看秦观的性格心理特点。《宋史》本传记有:“(少游)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辞……强志胜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以为于己意合。”[9](卷四百四十四)且《淮海集》中载有多篇策论议论国家大事,有人根据这些记述,就断定秦观青年时性格豪迈,因科举失意、绍圣后性情方大变,这种论断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应该看到少游当时参与政治豪情只不过是北宋时文人共同社会心理的表现而已。在少游的性格中始终存在着易感、悲戚的基质。

　　首先这可以从元丰元年他应举不第的极度失落中得到一个证明。落第后他马上写了《掩关铭》:“退隐高邮,闭门却扫,以读书自娱。”[10](卷三十三)一反早年自负盛气的作风。他在写给苏轼的信中说:“某鄙陋,不能脂韦婉孪,乖世俗之所好。比迫于衣食,强勉万一之遇,而寸长尺短,各有所施,凿圆枘方,卒于不合……而田园之殆不足奉裘褐,供膳粥。犬马之情,不能无悒尔。”[10](卷三十)其感慨哀伤之情溢于言表。在给朋友参廖子的信中说:“仆自去年还家,人事扰扰……但杜门块处而已,甚无佳兴。至秋得伤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后月余,食粥畏风。……事事具废。”[10](卷三十)在家期间,见乡里朋友出仕,心中又是感慨抑郁,在给李德叟信中说:“某去年除日,还自会稽,乡里交朋,皆出仕宦。所于游着无一二人。杜门独居,日益寡陋。……迫负平时区区之意,夫复何言。”[10](卷三十六)当然家庭的仕宦背景以及贫寒的家境都是秦观落第不快的原因,同时对自己才华的自负也使他不能接受落第的现实。但宋代科举人数按路军配额,士子竞争激烈,南方尤其严重,科举中榜并非易事,科举落第并非罕见之灾难。从这件事可见秦观性格中易感、脆弱的心理特质之一斑。

　　再者,元丰八年在苏轼的举荐下,秦观终于中进士第,授蔡州教授。元佑三年,苏轼、鲜于侁荐他应贤良文学科,但受洛党物议被迫病免。元佑五年在范纯仁举荐下,中制科在秘书省校勘黄本书籍,次年御史中丞赵君锡推荐他迁正字。但程颐门人贾易上奏:“刻薄无行,不可辱莫文馆”[11](卷四百六十二)赵君锡接着自责推荐不实。事未公布,苏辙得知后告知其兄,苏轼示秦观上表辞职,但秦观闻之大为愤慨,连夜诣赵君锡请赵弹劾贾易,结果赵、贾联合攻击苏辙泄漏朝廷机密,又弹劾苏轼在神宗死后作诗“山寺归来闻好语”,无人臣之礼,此事迫使苏轼离朝。秦观自己被免去正字。秦观处深处党争之漩涡中,无沉着应事之心态,导致事态扩大,祸及二苏。虽可以认为是强志盛气之表现,但也反映他心态易感脆弱,缺少沉着处事、理智阔达之心性和素养。

　　秦观的个性在绍圣之后表现更加明显。元佑八年高太后薨,哲宗亲政,新党回朝,元佑旧臣一概被贬出朝廷,秦观于绍圣元年被改为馆阁校勘,出杭州通判。同年因御史刘丞言其增损《神宗实录》被贬检处州酒税,在处州,做《千秋岁》,“水边沙外……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6](卷中)此词哀伤沉重,把秦观外表的憔悴和内在的伤心欲绝清晰地表露了出来,曾季狸的《庭斋诗话》有这样的记载:“方少游作此词时,传至余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12](P341-342)曾敏行《独醒杂志》也中记载有当时人们对此词悲愁词境的议论。秦观在处州三年后又被告写佛书而贬郴州,绍圣四年又编管横州,元符二年自横州贬雷州。元符三年他在雷州自作挽词中:“婴衅徙穷途,茹哀于世辞。官来录我囊,吏来拣我尸。藤束木批棺,蒿葬路旁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10](卷四十)其心情惨痛可知。元符三年五月大赦北归,八月卒于藤州。在绍圣以后的时间里随着越贬越远,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悲伤凄凉,即使在徽宗大赦谪臣之后与苏轼在海康相见时,也是毫无欣喜之心,在《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中写到:“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会后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6](卷上)此时他已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到了万念俱灰的地步。

　　从上述可以看到秦观悲观柔弱的个性心理特征,以及在人生各个阶段这种心态的表现。由于具有这样的心理倾向,词人特别敏感多愁,落第的失意郁结于心中不能化解,看到的都是与自己心境相同的、不幸的“落红”和悲怆的“杜鹃啼声”,感到只是“斜晖”里“憔悴的杏园”(元丰二年《画堂春》)。即使作于京师任职期间的词作也是充满了忧郁伤情,如《金明池》描写词人最得意的西池之宴游,词中也是“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的凄伤之音;任蔡州教授时的赠妓词《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抒写对心中女子的相思同样也是“斜阳”、“飞红”的伤感和“天还知道和天也瘦”的感慨,更不用说绍圣之后在更困难处境的悲苦吟唱了。在这种个性心理的规定下,不管是在熙丰时期,元佑任职京师时期还是绍圣之后,其词作到处弥漫着感伤的情调,其词境呈现出凄凉的暗冷色调。

　　三、秦词词境从凄惋到凄厉的变化及原因

　　王国维说到秦词词境凄厉时,是针对绍圣四年作于郴州的《踏莎行》而言的,认为之前的词境是凄惋,之后才是凄厉,其实凄厉这种词境从绍圣后已开始,标志是处州时作的《千秋岁》,只不过王国维只注意到了词境更为凄厉的《踏莎行》而已。首先让我们看这首《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华影乱。鹰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湾露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青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6](卷中)

　　在上文中,已经引用了当时人读此词时的凄厉感受,词中的景物,“春寒”、“零乱的花影”、“破碎的莺声”、“飞红万点”和“碧云暮合”共同铺就了冷凄的外景,词中“青梦断”、“愁如海”描写了词人极度抑郁的心理境况,“疏酒盏”和“镜里朱颜改”的动作反映出词人自伤和绝望。这时词中闪现的气息已不仅是伤心凄凉,而是一种无法排解的绝望凄厉。对照元丰八年被贬前作的《望海潮》三(梅英疏淡),两者的分别便可明白:

　　梅英疎淡,氷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6](卷上)

　　此词写到对京城生活的留恋,对仕途多难和时局变化的感慨,以及对前途的迷茫,词人希望淡出仕途归老家园。词人的心理是伤感的,词的气氛是淡淡的忧伤。而《千秋岁》中只有满怀的悲戚伤痛,已无对将来的希望,词中物象阴冷压迫,词人心里充满无法排遣的伤悲,词境的凄冷程度加剧,达到可怕的境地,甚至让人感受到一种绝望、死亡之阴影。对照两首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词词境由凄惋到凄厉的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绍圣被贬,深层原因还是他个性心理特征在特殊经历阶段进一步的加剧,外化显现更明显而已。秦观从京师贬至楚湘以至偏远的雷州,在他以前的经历中,虽有落第的不快,蜀党的打击,但全没有这一次这样严重。《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2记载有:“绍圣四年二月庚辰诏: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编管。其吴安诗、秦观所在州,差得力职员押伴前去,经过州军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13](卷一百零二)对于一个有济世理想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同时在被贬之后,不但远离家乡,孤独无助,人身也丧失了自由;再者,连续转换贬所,奔波于贬途中,无法正常地生活,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正如《如梦令》二所写的:“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6](卷中)住的是破屋,无法安眠,很早就要起来赶路。所有这一切给他易感心灵带来了沉重的摧伤,他缺少苏轼旷达的襟怀来自我慰解,无法排解这排山倒海而来的打击和摧残,精神之伤痛已经超过了他纤弱心灵所能承受之负荷。对于绍圣以后的秦观的凄厉词境,遭遇的恶化应是重大的催化剂,它使他伤感、纤弱的心理基质在外力的刺激下表现地更加明显了。①但根本原因还是他个性心理在起作用,对照同时期苏轼和黄庭坚的遭遇与词作可明白这一点。苏轼所遭受的苦难比秦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苏轼凭借他坚强的意志,坦然地面对着外来的压力,以超然物外洒脱的心境化解了身心遭受的不幸,以积极的态度顽强地生活着,在恶劣的环境中仍写出了乐观、富有情趣的诗词,如在绍圣元年十月被贬惠州时,曾写下了充溢了乐观情绪的《浣溪沙》: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籍草亦天真。

　　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15](P47)

　　词中描写了在美丽的冬日词人携酒出游的状况。儿童般的欣喜天真,酒醉江路的任性放达,与秦观在同时期被外放扬州时写的《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满庭芳》(晓色云开)等中失意、伤感大为不同。在儋州更为困难的状况下苏轼仍写下了不少生气盎然的词篇,如《减字木兰花•乙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15](P801)

　　此词表现出了词人对大自然的欣赏和热爱,投射出了心中高昂的生活欲望。而秦观的词中除了早期的两首怀古词《望海潮》中描写了生机勃勃的自然景物及面对山河的豪俊之气外,其他词中根本见不到苏词中乐观豪迈的气势。此外,与秦观同时被贬的还有黄庭坚。黄庭坚的遭遇和秦观一样悲惨,但与秦观不同的是,在身处逆境时仍能自我振作,潇洒旷达,在被贬黔州作有《定风波》一词: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巅。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16](P97)

　　从词中可看到词人那充满豪情逸致和豪迈奋发的精神,面对困难,仍豁达开朗。而看秦观被贬后的词,则是凄风苦雨,伤心欲绝,如《踏莎行》(雾失楼台)、《千秋岁》(水边沙外)、《阮郎归》其三(潇湘门外水平铺、)其四(向天风雨破寒初)、《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等无不充满了词人内心的无法排解的痛苦和失望,词中无不笼罩着凄伤的气氛,弥漫着苦闷、无望的气息。两种情怀,一种旷达豪迈,一种悲伤绝望,在同样的创作环境状态下,造就了不同词风词境。一种豪迈,一种凄凉凄厉。

　　少游跟随苏轼,沉浮于党争的旋涡中不能自主,满腹抱负无从实现,他把心灵的苦痛溶化在词章中,用真心、真情抒写了自己的不幸和凄凉。他的词词境凄凉,婉丽多姿,以其凄美深惋的风格,奠定了他词坛大家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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