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优秀散文

摇滚优秀散文

　　摇滚，我并不想要给“摇滚”两个字下定义，因为必定狭隘。摇滚诞生的年代距离我们也实在太远，我们没有能够亲身经历摇滚在世界上50年来的逐步演变，我们的年代没有“甲克虫”，没有“滚石”。

　　我以为，任何一种所谓标准的摇滚定义，都极有可能会把摇滚之外的东西当作摇滚，而将真正的摇滚排斥在外。但不可否认，摇滚乐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仅仅只是音乐，真正的摇滚是自由，反叛和无局域性，真正的摇滚是异样的存在的直觉和本能，真正的摇滚始终是代表着一种批判、独立和参与的精神。在我看来，摇滚乐绝不该是坐在沙发上听的音乐，正是在那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中，在那无数回激情焚毁堂皇和伪善中，摇滚乐才真正歼灭了四周麻木不仁却贻然自得的面具脸孔，打动并带动起了一批批的鲜活的年轻人。 中国摇滚25年。

　　即使我现在25岁我也无法了解25年的过程该有多长，但我相信，25年可以成就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更足以摧毁一个理想主义者。从1980年中国首支摇滚乐队“万李马王”亮相舞台，中国的摇滚已经走过大起大落的20多年。20年过去了，中国摇滚在不断的集结和成军、解散与重组、诞生和消亡之中却呈现出中国足球一样的苍白，相信这是最

　　先一代中国摇滚人不愿看到的结果。然而事实却是，20多年来，中国的摇滚音乐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与歇斯底里之间挣扎沉浮，自生自灭。20年间，在成千上万中国摇滚乐迷的心中，中国摇滚是“说不出的痛”。有人对它已经绝望，有人甚至打出”珍爱生命，远离摇滚”的口号。崔健说，“我始终在坚持自己的原则，虽然风格会有变化，但总是尽可能把平行于时代的感情表现出来。”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崔健在唱什么个文化符号和精神标志，象征意义大于摇滚音，甚至崔健车祸受伤的消息都比他的新歌更受人关注。人们说，崔健是一乐本身，即使他本人对此是厌倦甚至痛恨的。我不想说这是现实的悲哀，或者说是时代的悲哀。

　　一位摇滚歌星在摇滚乐还年轻时说了一句话：“超越贝多芬，把这个消息告诉柴柯夫斯基。”此言出自于黑人歌星Chuck Berry之口，他凝缩了1956年摇滚乐迷们对摇滚的态度。如今摇滚乐已度过他的不惑之年，然而摇滚乐后来的历史并未按照当年乐迷们的最基本的观点写下去。这句话今天早已被改成：“超越Chuck Berry，把这个消息告诉Gloria Estefan。”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悲哀。

　　在中国，摇滚是完全的舶来品，中国摇滚有很多名字，比如崔健、窦唯、张楚、唐朝、黑豹、轮回、鲍家街42号、何勇、许巍、高旗等等等等。这些中国北方的数不清的长头发的金属乐手们曾不只一次试图向我们证明，来自丰厚大地

　　母亲的文化养分足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当20年前崔健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穿着王迪他爸的那件对襟大马褂，背着破吉唱着《一无所有》的时候；当12年前的圣诞节前夕，一群铁血男儿在红馆用他们的激情魔音让香港观众忘却了矜持，成就了新音乐辉煌乐章中的华彩沸点的时候，他们的确让我们惊奇地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更让我们发现摇滚是生命肉体和灵魂制高点相通的路径，甚至曾一度我们撇开了惯有的矜持，为之舞动、嘶吼、跳跃、疯狂。我们开始相信，摇滚本身应该只是一种宣泄和解脱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抑或是关于某个事件的大众活动，也许也正是这个时候，中国摇滚开始以文化而非音乐的名义被大众认可。

　　中国摇滚新势力和中国摇滚新希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轰然而出，我想，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真是无比幸福。而这个世界似乎永远是这样，有春天就会有冬天，有白天就会有夜晚，现在，大家醒过来，张炬死了，何勇疯了，黑豹解散了，张楚不见了又突然出现了，当年的《音乐殖民地》早已停办，窦唯依次以王菲的丈夫、前夫的身份出现在娱乐版的头条里，崔健的一场演唱会要动用几百万的音响设备，要把一张门票卖到580块人民币……而同时，他们又在抱怨现在的人们不再听摇滚乐，抱怨现在的时世人心不再适合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抱怨演出商不愿意赔钱办演唱会。这一批摇滚

　　乐手们，他们每一个人提起摇滚精神也都早已无言以对，他们中很多人妥协了，不想妥协的为了生活也都妥协了，此时，摇滚终于在一片热闹的喧哗声中将作为生命一个阶段支柱的作用正式取消了。

　　他们的行为让旁观者看到的是中国摇滚的悲哀，难道非得忘记了那些窘迫和挣扎的经历，也非得忘了那些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历史才能够将摇滚进行下去？难道柴米盐油的充足才是一个摇滚乐手的终极目标？难道真的是中国摇滚的劣根性？如今，有人说中国摇滚已经死了，或许他错了。

　　我一直坚信，摇滚本身是最崇高的，是最完美的，只是在苍白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低下他们那高傲的头颅，此刻他们变得有些渺小无助，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让人心疼却又那样无能为力。但就现实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嘲讽。虽然摇滚乐无论从性质、听众定位，还是从审美价值，社会功能上，都始终被认为是最贴近现实最理解世事的艺术表现形式。

　　但“现实”的主体又在哪里？从当年的穿着邋遢、言语出位、行为极端的”愤青”到眼前这群衣着光鲜、彬彬有礼的“中产”绅士，无论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还是个人年龄的增长，都使人看不清他们新的创作主题的定位在哪里，更看不到他们所谓的主体在哪里。他们代表谁？要唱出谁的心声？能够带给我们什么？似乎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方面，他几乎染指了世界上所有摇滚乐的风格流派(重金属、Punk、电子乐、布鲁斯、民谣、说唱)，如影随形般紧跟国际潮流，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能够找到一条适合自己音乐发展的****，难怪指南针乐队会这样唱着：“看看你们多么可笑，一条道路走到老，烦恼多少冲动多少，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胆小。”也难怪彭磊会失落地说：“我觉得，在中国做摇滚乐是个错误。”

　　今天有人问我喜欢什么音乐，我想了一下，我告诉他我不喜欢摇滚，我又撒谎了。我可能已经习惯撒这样的谎了。事实上，我知道用如此悲观的态度来思考中国摇滚对于我而言是矛盾的，我并不是也绝对不会去怀疑摇滚的音乐形式和实际意义，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不愿意再去承认什么，就如同现在再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多么多么爱或者多么恨摇滚一样，在这个个体思考在全民娱乐前弱不禁风的年代，个性，也只不过是短暂过程的转瞬即逝，当我们审视的目光面临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个人主观价值和客观判断视野时，要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的摇滚乐和摇滚人，这对我们来说的确绝非易事，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唐朝像当初一样给我们激情的狂飙，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何勇起初给我们朋克的力量，也再没有办法听到超载当初给我们金属的光泽，更听不到许巍给我们那些最初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