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
作为中国山水诗的鼻祖的谢灵运，出身于世家大族，但他却仕途坎坷、屡屡受挫，于是佛教变成了他精神上的慰藉，于是，他的诗歌创作，尤其山水诗创作，都打上了深深的佛教烙印。
魏晋以后，中国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社会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而谢灵运的思想中，佛教信仰更是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在文学史上，谢灵运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几乎是其他六朝诗人不可相比的。
谢灵运一生的著述很多，题材更是丰富，而山水诗是谢灵运创作的主要部分，是其对诗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我所说的山水诗特指晋宋间兴起的以描摹客观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以观赏自然美为目的，以写实手法和五言句式为表现形式，风格清新亮丽的诗歌。”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谢灵运的山水诗作限制为44首。在谢灵运现存的93首诗歌(存目诗不包括在内，组诗只按一篇计算)中，山水诗所占的比例就约为48%左右，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同时，谢灵运的山水诗歌题材新鲜、形式新颖、艺术表现手法丰富、风格又清新可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作为我国山水诗歌的开创者，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主要集中在出守永嘉，隐居始宁及临川任上期间，这段时间，诗人与支遁、慧远结交甚密，因此思想也自然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谢灵运在走近自然山水时，总是能够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审视自然景物，因此，他在细致的描摹出自然外物的个性特征的同时，也实现了他理想中的心与迹的合一，更能以恬淡的笔调来记录自己徜徉山水的心境;更是在禅机之中体现出了哲理之光和智慧之美。
一、佛教“净土”观影响下的山水诗
晋宋时期流行的净土思想对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所谓“净土”，是指清净国土、庄严刹土，也就是清净功德所在的庄严的处所，是相对于世俗有情众生居住的所谓的“秽土”、“秽国”而言的。
净土世界里有无尽的快乐和幸福，也为世人指出了一条通向弥陀净土的捷径和往生净土的简便易行方法，吸引着众人向往。而在真正意义上把西方净土的信仰与本土思想合而为一的，则是慧远大师。“谢灵运负才傲物，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非其精神卓绝，至德感人，曷能若此。”②谢灵运一直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他的弟子，但终究还是免不掉受到慧远“净土”思想的影响。
谢灵运精熟佛理，他的诗中常用到佛教典故。如《过瞿溪山饭僧》：
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钻燧断山木，掩岸�石户。结架非丹薨，藉田资宿莽。同游息心客，暖然若可睹。清霄�浮烟，空林响法鼓。忘怀狎鸥，摄生驯兕虎。望岭眷灵鸳，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诗的前六句写诗人游山途中的所见所闻，瞿溪山僧人生活简朴又清苦，断木钻隧，泥石塞门的山居环境，烘托出去饰取素，返朴归真的佛门清净意境。中间六句，描写僧人的修行功夫和境界。“忘怀狎鸥，摄生驯兕虎”，虽用了道家典故，但都是赞美僧人慈悲为怀，有好生之德，清净自在的山林生活的。最后四句由瞿溪山而想到灵鹜山，在诗人看来，瞿溪山与佛祖当年在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讲经说法处的灵鹫山毫无二致，抒发了对佛国净土的无限向往之情。
谢灵运就是用山水诗的艺术形象来实现对宗教理论的践行，将往生净土的愿望融于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中，因此在诗中才会多有幽渺、清静的描写，如“白云抱幽石，绿移嵋清涟”(《过始宁墅》)，“潜甄媚幽姿，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鑫湖口》)之类。诗中描绘的这种境界正与佛教的“净土”没有区别。
对于净土，谢灵运首先是信奉它的教化、拯救群生的作用，其次是将它作为清英云集、同道荟萃之地。在《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里，谢灵运阐明了自己心向“净土”的原因：“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宏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黄节注：“维摩经日：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
谢灵运乐于并长于山水诗的创作，诗中的山水就是诗人的精神净土，而诗中着力营造的优美胜境，以及在诗中深蕴的超绝尘世的个人之志，都由此而来。
二、佛教“心性”说与山水诗的创作
谢灵运体悟山水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心赏”，他的很多诗文中都出现过“赏心”一词。“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这表明：诗人的文学创作是主张以“心”对外物的感应来进行的。
谢灵运重视“心”的作用，与其深受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高僧传》之《慧严传》：“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将性灵与佛经联系起来时，“性灵在普遍的意义上可视为‘心’的概念。”③佛学的深厚修养及六朝文学思想的共同作用使谢灵运在晤对山水时任心独往，以心而感。
钟嵘在《诗品》中引《谢氏家录》：“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塘，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这里诗人所说的“神助”，即兴来神到、天机自流，源于生活中敏锐的直觉感受以及与物相遇时的豁然开朗，这与佛教修行中顿悟见性是相一致的。
顿悟成佛的理论是由晋宋时期高僧竺道生提出的，而谢灵运是竺道生“顿悟说”的有利倡导者。在谢诗中，顿悟论得到了延续，以《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为例说明：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沉深，孤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薛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这首诗中用了大量篇幅写景，而以说理作结。对于“理”，诗人强调的是“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也就是通过“观”景而“一悟”理体。这里的“一悟”就是指的顿悟。在大彻大悟之后，自身与佛理毫无间隔，在大顿悟的状态下，“我”与佛就融会贯通在一起。
谢灵运在对自然山水的赏悟中，外物心态化了，被赋予了人的生命情感：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
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登上戍石鼓山》)
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生”乃新生，“变”为骤变，写出了心与境偶一遇合时所悟到时光迅速，万物生生不息的动感活力。“抱”、“媚”、“竞”、“戏”、“弄”都用拟人手法，自然物被作者心态化了，万物的自然自在皆是佛理的显现。
清人黄子云《野鸿诗的》在评论谢灵运的山水诗时指出：“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这句话概括了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也强调了“心”“悟”在其诗的重要作用。
谢灵运的山水诗不是一般的描摹自然山水，而是把自然景物心态化了，并且带上了鲜明的生命色彩和佛学痕迹。谢灵运受佛教的指导来审视自然山水，在赏悟山水的同时悟出了道理，因此谢灵运的山水诗是景情理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