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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童蒙诗词教育
古人“习经”重视诗歌教学
——《诗经》原本是当教材来编订的
作为一种经典的文学品种，诗歌在古代课堂占有重要地位。唐宋以前童蒙诗歌教学什么样，诗歌占多大比重，现在已很难知道，但从当时学生“必习经”来看，时人重视诗歌教学和学习不为虚言。
古代学生习经，具体来说是学习“五经”。“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五本书，其中的《诗》即现在的《诗经》。
读者应该都知道，《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西汉被尊为儒家经典后，就被上升到“经”的地位，遂有《诗经》之名。《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余篇”，是孔子将《诗》精减到300首以方便学生阅读的。也就是说，现代人看到的《诗经》，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教材使用的。
古人学习《诗经》并不像现代，到了高年级才选学，低年级学生就学了，甚至把《读经》作为启蒙读物，推荐给孩子读。《后汉书·邓禹传》记载，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邓禹并非最厉害的，《魏书·祖莹传》记载，北魏少年天才祖莹，“八岁能诵《读》、《书》”。类似的幼年即能背《诗经》的“神童”，在史上有不少记载，说明古人早就把《诗经》当作孩子的启蒙读物了。
至于将《诗经》中的名篇选编入童蒙教材，则是各代通行的标准。如明代教育家魏校便主张学生要学习《诗经》。其在《庄渠遗书》一书中说：“一日所读之书，皆用正书，不许私读《幼学诗》及《吏家行移》等书……只抄写风、雅、颂之诗全章，或一二章。
而明代另一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一书中，则推荐了《诗经》中的《陟岵》、《伐檀》、《凯风》、《棠棣》、《相鼠》、《采苓》、《瓠叶》等22首诗歌，作为蒙学读物。
诗歌在唐代出现自编启蒙教材
——《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诗歌教学普遍纳入童蒙计划的，应该在唐代。李治(高宗)当皇帝的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主管贡举的吏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当年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应加试杂文两首，其中就包含诗赋。从这以后，入列考试内容的诗歌，便成了唐代及以后学生更要读的科目。
在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唐代，诗歌教材的编写开始活跃，出现新气象。除了选编传统经典诗文以外，有人开始尝试以诗歌形式重写蒙学教材，其中，诗人胡曾的《咏史诗》堪称最佳，在晚唐、五代时颇为盛行。有学者认为，《咏史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类启蒙教材。
《咏史诗》将多达150个历史事件，以诗歌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学生既读了诗歌，又学了历史。如《咏史诗·沛宫》：“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到宋代，诗歌教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或许是受到《咏史诗》成功的启发，宋代出现了不少这类新创诗歌教材。传为北宋汪洙所著的《神童诗》、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教育家朱熹的《训蒙诗百首》、陈淳的《童蒙诗礼》等，都是宋代原创的课歌启蒙教材。
其中的《神童诗》影响最大，最深远。《神童诗》里的诗句，朗朗上口，很快流传开了。如大家熟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等，皆出自《神童诗》。
在诗歌教材选编上，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如至今仍在流行的《千家诗》，据说最早便是南宋诗人刘克庄选编的，不仅选了前朝名家的优秀作品，还编入了当时诗人的佳作。如第一首即是宋代著名理学家、诗人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明清写诗入门类新教材丰富
——《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千家诗》至今不失为一本优秀的诗歌启蒙教材，为现代许多老师和学生家长所喜爱。《千家诗》的选编标准，甚至影响了现代语文课本里诗歌部分的选编标准。
到明清时期，虽然人们对诗歌已不如唐宋人那么狂热，但对诗歌的教学并未放松，诗歌也是明清童蒙课堂的常规教学内容。明清流行的诗歌教材有《千家诗》、《神童诗》、《律诗训》等。除了使用传统教材外，明清文人也积极编写新的诗歌读物。如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升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沈鲤，便编有《义学诗训》，沈鲤开宗明义，称“余既为义学，仿古庠塾，乃为是编。”
沈鲤眼光独特，其所推荐的启蒙诗歌相当适合低年龄学生，有的还被编入现代小学语文课本。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沈鲤首先选编出来的。
清代诗歌教材更多,如张伯行的《训蒙诗选》、王锡元的《童蒙养正诗选》、刘霏的《童子吟》、归继光的《童歌养正》、李元度的《小学弦歌》，等等。而清代影响最大的普及本诗歌读本，应该是《唐诗三百首》，此书由乾隆十六年进士孙洙选编，至今仍仍受到欢迎。
明清诗歌启蒙教材的突出特点是，声律启蒙类课本特别丰富，出现了不少新教材。《时古对类》、《千金裘》、《训蒙骈句》、《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等等，都是明清学生学习写诗、创作对联的入门级优秀教材。
其中，《声律启蒙》、《声律发蒙》和《笠翁对韵》最有代表性，使用最多，分别由清人车万育、杨林兰、李渔编著。三本教材的功能、结构都差不多，如开头——
《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声律发蒙》：“天对日，雨对风，九夏对三冬。祥云对瑞雪，滴露对垂虹……”
《笠翁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需要说明的是，《声律启蒙》最早由元人祝明编写，清人的同类书，应该是在祝明版基础上“撮要”而成的。
诗歌入选教科书古代也存分歧
——《蒙养礼》：“以理义之心行之便好”
如同现代教育界对诗歌入选教科书，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在古代，对什么诗该入选，学生该学什么，应该读多少诗，也存在分歧。
宋人欧阳守道《巽斋文集》“省题诗序”中，有这样的记述：“寿翁来访，与予纵言至省题诗，予叹此诗幼学之所从事。而书市所刊，或杂以轻薄字鄙亵语，口授之业不为删择，或反赏爱其流丽而使效习之……”
欧阳守道为南宋后期教育家，从其所述来看，当时用于低龄幼儿教育的诗歌类读本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选编标准不统一，不少书商出于赚钱的目的，随意选编，这与今天一些书商乱编乱凑教辅教材很相似。
古代不少童蒙都是私塾或民办学校，所用教材往往自选自编，由于老师水平不一、价值观有异，在诗歌篇目的选择和教学上，往往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如明代教育家魏校、黄佐、吕坤，三人均青睐《诗经》，教材爱从《诗经》中选择名篇。
但在具体诗歌篇目上，三人完全选择很不一样。魏校推荐阅读整本《诗经》，而黄推荐《诗经》中的《鹿鸣》、《关雎》等12首诗歌;吕坤则推荐《步陟》、《伐檀》等22首诗歌。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他们在教材编写上的价值取向不同，教学目的有差异。
吕坤认为，设立歌诗课程的基本目的，是调节学生的学习气氛，怡养性情，以歌诗消除邪僻之心。所以他对诗歌教材的选编相当严格，要求选“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在《蒙养礼》中，吕坤进一步说，诗歌“艳冶家语，长欲导淫，切宜深戒，久则流于邪放，只是以理义之心行之便好”。
用现代教学观来理解，就是选入教材的诗歌要易读易懂，有生活气息，贴近社会现实，一些格调不高的诗歌不要选，以免学生从小学坏，充满物欲。
在教学上，魏校在《岭南学政》中所制订的课程表要求，学生“午学”要抄写诗章，并歌咏、记诵所歌诗章;《义学诗训》的作者沈鲤，在《义学约》中则规定，学生必须每天吟诗一首，次日放晚学时背过，“晚学”吟诗。
清代后期，甚至出现不提倡学诗的现象。《神童诗》、《千家诗》、《小学诗》等，是清代一般童蒙学堂必用教材，但“洋务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的丁日昌，却一本也不选，他在《社学章程》中，仅推荐《小学》、《孝经》等非诗歌类书目。如果是现在，丁日昌之所为，必然引起争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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