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青春而作的诗歌
记得年轻时写过一首诗，名叫《悲哀的十八岁》，大意是说，后悔在十八岁时没有做点什么，比如爱上一个人，不管她是女孩、女孩她妈还是人妻，演绎一场轰轰烈烈或者平平淡淡的爱情故事；再比如犯一个错误，在岁月的河边拼命奔跑，让浪花打湿裤脚，丢了鞋便赤脚行走，跌倒了爬起、让泪水流成河再流进岁月……总之应该让十八岁在人生中留下一道痕迹，不管是伤痕还是轨迹，只要能有回忆，哪怕是记忆的残片，也强于现在什么都回想不出来、似乎根本不曾有过十八岁的人生。
诗写得一般，但其想法我至今认可。这就是写诗的人生，是青春的我和我的伙伴们青春的心态。
我原在造船厂当工人，偏居巢湖一隅，享受孤独，但年轻人毕竟耐不得寂寞，便走出去寻找同道。听说巢县（今巢湖市）文化馆有一个巢湖诗社，便找了过去，为我开门的是当时巢湖诗坛风头最劲的青年诗人某某。当两双大手握到一起时，双方均坚信这是历史性的会见，必将书写诗歌创作历史新篇章。
诗人的狂妄自然是无边无际，我认为那是一种健康的创作心态，并非真的`无知。我们犹如一群年轻的野马，漫无目的地奔跑，快乐地奔跑。却有一个人给我们套上了笼头。
这个人是蔡善康。说他是巢湖诗社之父或之母均恰当。他起初在文化馆办了诗歌学习班，学员们结业以后仍不愿分开，便在蔡善康的指导下组织成立了巢湖诗社。诗人的狂野与散漫绝不亚于野马，却在蔡善康的调教下尽展其才，虽不至一日千里，却能够无拘无束地挥洒才情、快意人生。
我可能是第一个加入诗社的非诗歌学习班出身的“外人”。随着巢湖诗社影响力逐渐增大，加入的有才气和名气的诗人逐渐增多，加之诗歌学习班也没有再办，其成员便更加多元化，我也逐渐成为诗社的“老人”之一了。然而，无论其参加诗社有多晚、学历有多高、年纪和名气有多大，均一律称蔡善康为“蔡老师”，即便他后来成为馆长、局长，依然这样称呼。
巢湖诗社出了一些较有名气的诗人，作品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然而，结果并不如我们所愿：没有出现如北岛、舒婷之类著名诗人，更不论当初不在话下的艾青、田间之流，自然不要再提李杜了。如今绝大多数不再写诗，或为生活所迫、或因志趣所向，均流于平庸。只有几人仍然坚持，其实也不能叫坚持，如方华所言，这是他们选择的生活而已。其实，无论当初写不写诗，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原本就如此平庸，或者说平凡，是诗给了生活光明。离开诗以后，生活依然光明，因为曾经有过诗。
对我们来说，写诗的原因很简单：爱诗。当然其背后也有不同的出发点，比如当时写诗是一种时尚、刚刚改革开放、文化的大释放、生活还不够丰富多彩等等。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写诗能让女孩子刮目相看（诗社也有少数女诗人，她们写诗的出发点我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女孩最欣赏的有两件事：一是写诗、二是弹吉他。我会写诗，又勉强学了点吉他，却并没有获得女孩子的青睐，可能是我学艺不精吧。
然而，无论是因为什么而写诗，其结果都是一样：让你的人生有了诗意。对我来说，尽管十八岁干过什么想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在写诗，还堪回味。
换句话说，当初写诗是因为寂寞，需要与人交往、交流。其佐证是：我在耐不得寂寞时寻找别人，同时别人也在寻找我。单高俊、盛玉生等不远十余里，骑自行车从城中心到巢湖边的造船厂来寻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诗写得好、名气有多大，而是我起了个女性化笔名，以为我是美女诗人。见到我一脸不锄不耙的络腮胡须、一身被汗浸透的蓝色破工作服，不禁大失所望。谁知由此成就了我们三十年的友情。种瓜得豆，谁说没有收获？
可能我们中很多人并没有多大的才能，诗写得也未必多好，但每个人都无悔，都会认为写诗绝对是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巢湖诗社便因为聚集了这么多人青春的岁月而闪光，至今已有三十年。尽管其早已自然解散，却总被人提起，也被写入了巢湖市文化史。蔡善康已退休数年，目前远在北京女儿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听说他在和学生们电话交流时表示要写点什么，我便忍不住写下此文以表敬意，并希望老师能再和我们谈谈“关关雎鸠……”。我想，十八岁时如果拥有一位人生导师，当也堪慰。
青春本身便是诗。现今年轻人即便不写诗，也不减其诗意。青春时只要有追求、有想法、有热情，狂妄一些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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