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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赋即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大抵《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
《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七月》写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宛如一幅幅用美的民俗生活画。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对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 “ 赋、比、兴 ” 的是《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 六诗 ”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后人将 “ 赋、比、兴 ”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一、“赋”的表现手法：“赋”的本义是贡赋，“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赋”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直接铺陈”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六诗 ”是将“赋”解释为“铺”，“直铺陈”。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赋则直陈其事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二、“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如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对女方恩爱之浓。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春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而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另一说，比喻男子情意的衰落。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 !
三、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
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与下文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的艺术手法，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类型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成为后代诗人学习、仿效的对象。《诗经》的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堪称为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 。他们写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表现自己思想愿望苦乐悲欢，这些触景生情、情由衷发的诗篇，都能如实描写，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和粉饰雕琢之弊，形成了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敢于揭开内幕，指斥时弊，且能表达出作者鲜明的憎恶或误伤之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形象地表现生活是文学的共同要求。《诗经》的一些优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较为鲜明、生动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点再现在作品中。如《邶风·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鄘风·柏舟》的“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齐风·东方未明》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动态描写都十分逼真传神。《郑风·出其东门》的“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都描写了主人公所爱对象的模样：前者写发式——两边垂着齐眉发;后者写衣饰——白色的上衣，淡绿色的头巾。这些外貌描写也具有形象性。至于《诗经》中的一些叙事诗，如《卫风·氓》、《邶风·谷风》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征，为后来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起点。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步入成熟的阶段。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多方面的开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中民歌和文人诗的优秀诗篇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推动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并把这些现实内容真实地用作品反映出来。屈原诗歌的兼善风雅、汉乐府的“缘事而发” 、建安诗歌的“风骨” 精神，直到杜甫的“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 都与《诗经》的写实精神一脉相承。
《诗经》虽也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 “ 风雅 ” 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离骚》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 “ 二雅 ” 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后代的民歌明显地继承了《诗经》起兴手法。屈原在《楚辞》中，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如，《短歌行》就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晚近时期的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诗经》;从十八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全译或选译本，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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