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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学人们也做过相关的学术总结，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
《荀子·儒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可见，在战国时代，《诗》已经被认为是圣人的传道之书，已经有了“经”的意义。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诗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诗”的形式表现圣人之“志”的“经典”。
古人关于《诗经》的这种看法到“五四”时代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1922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古史辨》第一册)于是，《诗经》不再具有了“经”的性质，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这种认识奠定了20世纪研究《诗经》的基础，标志着《诗经》学的根本转向。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诗经》在我们今天看来固然是普通的诗，但是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并不如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鱼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认为《诗》在当时是承担着多种功能，是有多种应用价值的。从现有的先秦文献记载看的确如此。《诗》在当时所承担的第一功能是礼仪功能。《颂》诗主要用于宗庙祭祀的礼仪活动里，雅诗主要用于宫廷燕飨等礼仪活动中，风诗也用于各种世俗的礼仪活动中。诗在当时所承担的第二功能是政治教育功能。中国古代有采诗以观民风的说法，又有公卿士大夫陈诗献诗之说。无论是采诗还是陈诗献诗，诗在这里都被当成是为政治服务的东西，而不是用来审美。诗的第三大功能是作为贵族子弟的教学教本。《周礼·大司乐》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武》。”这里所说的乐德、乐语和乐舞，都与《诗》有直接的关系。这说明《诗》包含着用于贵族教育的多方面内容。总之，正因为古人对于《诗》的理解与今天有着如此多的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说20世纪的学者们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的本来面目并不准确，这导致了《诗经》研究的狭隘化。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思考《诗经》这部书的“文学”性质了。
二、关于《诗经·国风》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
在20世纪的《诗经》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国风》是否民歌的问题。《国风》受到了当代人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20世纪的学者看来，《雅》《颂》都属于统治阶级所作，而只有《国风》的大部分才是劳动人民的作品，属于民歌，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上世纪30年代，朱东润就发表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50年代，胡念贻又发表了《论国风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多方列举证据，说明《国风》不可能出自民间，它的大部分不可能是“民歌”。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没有被那个特殊时代的学术界所接受。
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彻底纠正这种观点，这对深化当前的《诗经》研究极其重要。在这里首先要为《国风》正名。说《国风》不是“民歌”，除了有朱东润、胡念贻等人提出的诸多证据之外，同样可以得到文字学和语义学上的证明。风的本义是指风土、风情、风俗。“国”指的是当时周代的一些诸侯国和地区。“国风”两字合在一起，就是指那些表现周代社会各诸侯国和地区的文化风俗、风土、风情的诗。同时我们还知道，在《诗经》《国风》是一个与《雅》和《颂》相并立的概念，它的最初意义与音乐相关。简单地说，《颂》是宗庙之乐，《雅》是周王朝的朝廷之乐，《风》是周代各诸侯国与地方的世俗之乐。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歌”，自“五四”以来已经有了特定的意义，即指下层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可见，无论是从诗的角度还是从乐的角度，《国风》都不是一个与“民歌”相等的概念。前者强调其地区性、民俗性和音乐性，而后者则特指其作者的阶级归属，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其次是我们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周代社会的文化环境以及《诗经》的产生过程，虽然我国古代早就有“采诗以观民风”之说，但是我们不能把凡是从各地采来的诗都当成是“民歌”、即下层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国风》中有相当多的诗所写的都是贵族社会的世俗生活，真正可以认定是出自下层劳动者之手的微乎其微，而且这些诗篇也不一定是它的原始形态，同样是经过乐官们整理后的艺术品。其三是要纠正多少年来在《诗经》研究中形成的以作者的阶级性为标准的价值评判尺度。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各阶层共同创造的，它们大多数都出自于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之手，即便是其源于民间，也往往经过无数代的选择与淘汰，最终又经过专业艺术家的加工，而不再是它的原生形态。因此，简单地把《国风》中的一些作品认定为民歌的根据是不充分的，以作者的阶级性作为对《诗经》的价值评判尺度本身也是不科学的，由此而导致的在以往的《诗经》研究中重《国风》而轻《雅》《颂》的倾向也是需要改正的。
三、关于《诗经》的文化价值重估问题
在古代，《诗经》被当作中国文化经典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本身的价值，它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诗经》不是一部普通的诗歌总集，而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表现与艺术的升华，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中华民族从传说中的远古走到周代，已经基本上发育成型，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培养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比如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等等，而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在《诗经》这部中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现。因而，这就使它成为了一部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原薮和文化原型意义的著作，这是中国后代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第二、《诗经》在周代社会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总集，而是周代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的艺术表现，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是贵族子弟的教科书，是周人精心编撰的杰作。而周代社会的政治、哲学、文化、制度等等，又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后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法可比的。进入20世纪以来，《诗经》不再有那种崇高的地位。
究其原因，我以为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20世纪的学者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普通的诗歌总集来认识，价值评估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在古代社会里，当人们把它当做文化经典来认识的时候，经学家们的重点是通过《诗经》的文本阐释来认识蕴含于这部伟大作品里的思想认识价值和丰富的内容;而20世纪的学人们把它当作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来研究，重点不过是认识其“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虽然也有些学者关心它里面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思想内容，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它的“文学”特性，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估角度，而这正是导致当代人对《诗经》认识偏低的根本原因。
第二、在20世纪的《诗经》研究中，由于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把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又进一步狭隘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结合周代社会以至中国上古社会的特殊情况来对其丰富的内容进行客观的阐释，而是用极其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它，说《诗经》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国风》，是因为它的大部分是“民歌”，说《诗经》中最没有价值的是《颂》诗，因为那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庙堂之作。而《雅》诗是否有价值，则要看它是否对当时的周代社会进行了批判，是否反映了民生疾苦。把这样的价值评估标准用于《诗经》研究，不仅是对《诗经》在中国历史中的经典价值的一种彻底否定，也是对《诗经》“文学”价值的一种扭曲。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要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就要溯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始经典，就要对它进行新的价值评估，要重新确立《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学术理念。
汉至唐代研究
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受到当时政府支持，都被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晚出，为古文经学，未得立。今古文的分别，不仅在于依据的文字不同，更重要的是说解各异，各守师承，竖立门户，各不相下。西汉今文经学盛行，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开始受到政府重视，至章帝时，《毛诗》亦得立于学官。自《毛诗序》出，郑玄作《毛诗传笺》以后，《毛诗》日益流行，“三家诗”逐渐衰微。 《毛诗》的重要著作有《毛诗故训传》30卷，相传为毛公即毛亨所作。此书详于训诂而略于诗义，文辞简古，对名器物色、典章制度亦时有诠释。由于毛公去古未远，所言必有师承，所以历代古文派学者都奉《毛传》为圭臬。但《毛传》有关诗旨的解说，多从“诗教”出发，每每牵附史事，以史证诗，与诗篇实际不相符合。
郑玄是东汉兼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师，他所作《毛诗传笺》，主要是宗毛的，对《毛传》作了一些阐发、补充和订正。清代陈奂《郑氏笺考徵》说郑玄笺《诗》在注《礼》之后，以《礼》注《诗》，笺中有用三家说申毛说之处，有用三家说改毛说之处。此外，郑玄又作《诗谱》。它根据《史记》年表和《春秋》中有关史实，排列《诗经》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的谱系，阐明《诗经》各部分与其时代政治、地方风土的关系，这是受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影响。郑玄笺《诗》能注意考核文物制度，对理解诗句多所裨益，只因受“诗教”影响很深，也不免有穿凿附会的解说。在文字训诂方面，较之《毛传》，互有得失。魏晋时期，王肃、王基，或申毛难郑，或申郑难毛，袒分左右，争论不休。南北朝时期，北朝兼崇毛、郑，南朝虽崇《毛传》，但仍争议郑、毛异同。至唐代孔颖达等作《毛诗正义》，调和毛、郑两家之说，持论归于一致。《毛诗正义》是唐初官修的《五经正义》之一，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都以此书为准。
自东汉以来，《毛诗》之学，以《传》、《笺》、《正义》为代表，但都是直接解经之作。三国时，吴陆玑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研究《诗经》动植物的第一部专著，开了后世以考据名物治《诗经》的风气。
宋元明研究
宋代学者，开始怀疑《诗序》，辨诘毛、郑的失误，提出用“返本归原”的原则来了解诗义，用义理说诗。这一学派，称为“宋学”。它的特点是就诗文本身加以探究，少作牵附，流弊则在于好以主观臆见曲解诗义。
北宋欧阳修作《毛诗本义》，首先指出：“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他开始辨毛、郑之失，而以已意作判断。苏辙作《诗集传》，认为《小序》反复繁杂，非一人之词，不可尽信，所以他保留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开宋人疑《诗序》之始。南宋郑樵作《诗辨妄》，专门攻击毛、郑，极诋《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其书削去《诗序》不用，完全用己意说诗。王质作《诗总闻》，虽不轻诋毛、郑，也不曲徇毛、郑之说，毅然自用，别出心裁。他主张“说诗当即辞求事，即事求意”，所以在说解字义的同时，每每能阐发诗篇本身的文学意义，较之汉、唐有新进展。朱熹早年解《诗》，信从《诗序》，宗毛、郑之说，后来见郑樵之书，才开始怀疑起来，其后与《史记》、《国语》相对照印证，才认为《诗序》不可信。于是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加以辨诘，名为《诗序辨说》。朱熹《诗集传》，多就诗篇本身探究立说，而在文字音义方面，则杂采毛、郑，间用“三家”，以己意为取舍，卓然成一家之学，其见解多有可取。朱熹解诗的方法，受孟子“以意逆志”的影响很大，用道学家的思想观点推论作诗人的原始用意，歪曲附会，自所不免；但就全书而论，瑕不掩瑜，毕竟是宋代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
当郑樵力排《诗序》之时，周孚作《非〈诗辨妄〉》，举42事，反驳郑樵之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有功于诗教”，其立论守旧，可想而知。吕祖谦与朱熹同时，所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坚守毛、郑旧说。戴溪以吕书名物训诂最为详悉，而在诗内微旨、词外寄托方面说得不够周到，又作《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他虽以“续记”为名，实则自述己意，并不谨守《诗序》。严粲《诗缉》以《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主，杂采诸说而时有发明，音训名物的考证亦颇精当。上述几家，是与朱熹《诗集传》持论不同的另一学派。
南宋末王应麟作《诗考》，考证三家诗说，开清代辑佚的先河。
宋代诗学，以朱熹《诗集传》影响最为深远。辅广作《诗童子问》，朱鑑作《诗传遗说》，元代刘瑾作《诗传通释》，大致都在阐明《诗集传》之旨意。《四库全书总目》说刘瑾书“征实之学不足，而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这也是宋元以来继承朱熹的《诗集传》一派著作的共同点。宋末王柏作《诗疑》，由怀疑《诗序》进而怀疑到《诗经》本身，甚至删削所谓“淫诗”32篇，对“风、雅、颂”的篇名、篇次也任意改易，主观武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元仁宗延祐年间行科举法，《诗》用朱熹《集传》，明代沿习此法，胡广等奉敕撰《诗经大全》，颁为法令，其书即以刘瑾《诗传通释》为蓝本，完全承袭其说。顾炎武曾慨叹“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因为《五经大全》大行之后，应举与经学研究成为两件事，使得从经学角度钻研《诗经》走向衰微。明代只有朱谋《诗故》以“汉学”为主，在名物训诂方面间有发挥；何楷《毛诗世本古义》，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搜讨至勤，然而于史实颇多舛误，在名物训诂考证上尚有可取之处。明代的《诗经》研究，发挥义理，不及宋人，训诂考证，又不如汉唐，大率都以《诗经大全》来应付科举之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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