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桃花源诗并记》

时间:2024-09-09 14:18:22 陶渊明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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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桃花源诗并记》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写著的《桃花源诗并记》作为其代表作,一千六百年来争论不休,从李白、苏轼到陈寅恪、唐长孺等人皆对此进行探索。桃花源问题因何不能定论?千古之谜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在哪里?三、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

陶渊明与《桃花源诗并记》

  关于陶潜的《桃花源诗并记》[1]一文的真实性,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近人陈寅恪1936年的《桃花源记旁证》[2]认定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与坞堡类似,并给出详细的逻辑推理。唐长孺则在1956年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3]中反驳桃花源故事本为南方的传说,是武陵蛮人的故事,与坞堡并无关系。

  然而二者的论证也不过是两种可能性,论证多为推测,材料亦很不足。如陈先生认为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刘之入衡山采药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和唐先生认为蛮人的故事“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之后“又流入蜀地”,都不过是主观的设想。正因如此,后来的学者在这条桃花源路仍在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桃花源之所以神秘,未解之疑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在哪里?三、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

  在这几个问题中,桃花源居民的身份归属最为重要,故首先探讨。

  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居民乃武陵蛮人,他们因受徭役赋役压迫入山。笔者赞同此观点。原因是如果像陈先生所说桃花源人避的是前秦之乱,前秦与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太元年间,即373-396年)不远,里面人不致如此惊异。另外,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一直处于动荡,若要避乱,何不早避呢?而在赋役方面,秦的暴政是极为苛重的,贾谊亦认为重的徭役是秦灭亡的主因。《桃花源诗》开头为“氏乱天纪……春蚕收长丝,秋熟王税”,不提战乱而多提徭役。又如陈先生所说,坞壁一般有首领率领入山,且坞主与成员是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被庇护者需要缴租服役,存在一定剥削压迫。而《桃花源诗并记》中太古之风能如此长存,显然是一种无等级无压迫的氏族社会,成员皆为逃亡难民。“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里没有官吏,没有捐税,没有压迫和欺诈,一切只有淳朴安乐。由于蛮族此时大致处于氏族公社末期,内部阶级矛盾尚不尖锐。又因为避乱入山,面临山林未开垦、生产工具和土地条件不足等艰困条件,必然要求通力互助以保证生存,很可能又恢复公社组织。“土地平旷,屋舍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句子表明桃花源里的土地经过统一规划,田地较为集中,大家一起劳动,这也就是桃花源人聚族而居的情形。

  关于桃花源人是武陵蛮族的研究,彭伊立、覃武陵在《<桃花源记>并非虚构——论桃花源与武陵蛮》[4]中给了更充分的证明,其主要论据有:

  (1)公元前3世纪秦灭巴后,巴人其中一支,流入五溪。成为武陵蛮的先民之一。其具备了“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人文背景。巴人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民族之一,其有着优良淳厚的风俗,文中“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正是巴文化淳厚民风的写照。即桃花源居人是避秦时乱的巴人后裔。

  (2)自秦汉起,中原封建王朝在武陵山区均是“古所设县、并无其官”。长期实行“以蛮治蛮”的政策,对蛮酋,以抚为主,只求降服,纳贡。部落首领仅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的头人,不脱离生产。《桃花源记》中的无阶级、无压迫、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相处的社会环境正是当时“武陵蛮”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3)汉朝数次进攻武陵山区,终因武陵山区险恶的地形和气候环境原因失败告还,自此后武溪山区“蛮夷”民族一直过着相对比较安定、和平的生活。魏晋时期武陵蛮聚居区亦有200多年没有战争,成了和平、宁静的“世外桃源”,与外界严重隔离。武陵山区腹地是桃花源的典型原型,这些和“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情景相一致。

  笔者认为桃花源人除了是武陵蛮族外,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桃花源居民是北人南渡入山。魏晋时期北人南渡的两个方向为“东晋南朝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不发达地区,尤其是深入山区。”由于桃花源“屋舍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显现出的秩序井然,民风纯朴和表现出来的相当深厚的农耕文化渊源,与蛮族有一定差别,然而也不排除文章具有相当程度的夸张性。

  第二个问题是: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在哪里?

  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立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5],即认为陶渊明是根据纪实而非一人虚构写著《桃花源记》。又郦道元《水经·水注》云:“南县西有夷望山,孤耸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冠居之,故谓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而《桃花源记》记载的时间是东晋太元年间,即公元376年至396年间的事,与陶渊明处于同一时代。其笔下的太守、武陵渔人、刘子均是同时代的真实人物。

  关于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众家皆认为桃花源是有确切地存在的,所争议的不过是该地的具体位置。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唐长儒先生对此观点是否认的,其认为桃花源应在南方之武陵,并引用与陶渊明时代相当的刘敬叔《异苑》中武陵蛮人射鹿故事及《神仙感遇传》中冲关于武陵酉阳县孤山的描述证明。1969年,劳发表《桃花源偶记》[6]一文,亦反对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北方干枯的黄土峡谷,与《桃花源记》“良田、美池、桑竹之胜”不相宜。桃花源地争论的最大难点其实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性造成的,魏晋时由于人口的流动带来文化的融合,桃花源里聚族群居式的生活不独为北方所有,桃花源的传说也可能在南北方同时流行。

  但是不难看出,《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自然环境,更有可能是江南的环境。这和作者陶渊明是南方人是吻合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陶渊明的笔锋直指当时的武陵。武陵在南方,捕鱼业也更广泛的存在于鱼米之乡的南方。

  现今全国大约有三十几处自称是桃花源原址。其中典型说法有这样几种:

  1、江苏连云港宿城西说。宿城地处云台余脉,三面高山,一面向海,与外界隔绝,形成天然坞壁。当年陶渊明为镇军刘牢之参军时到过宿城,并留下《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诗文,其地至今还保留着武陵的地名。

  2、湖南新化的奉家山说。其根据是发现了奉姓人族谱中有先世避秦乱迁徙此地的相关记载,其后人认为奉姓即秦姓的演变。[7]

  3、湖南常德桃花源说。这个“桃花源”面积约2.5平方公里,桃源山是文化的中心,从西晋到晚明,以桃源山为主的名胜古迹,代有声名。

  4、湖北十堰竹山县说。此地曾为古武陵县所在地,西汉置,东汉废;三国魏复置,南朝梁废;唐初又置,贞观十年又废;而湖南常德的武陵县隋代才设置,相隔千年。且该地与刘子所在的南阳较为接近。[8]

  要弄清桃花源究竟实指何处,首先必须考证一下“武陵蛮”所处的地理环境。笔者较为认同的是当时武陵蛮存在于荆、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区,即现今的湖南、湖北省西部。陶渊明本人对武陵蛮是十分了解的,其曾祖陶侃生于鄱阳,而鄱阳为当时奚蛮杂居区域。《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记载:“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在本传末论曰:“士行(侃字)望非世族,俗异诸华”。《世说新语》更载有温骂陶侃为“奚狗”。[9]陶侃在西晋时任荆州刺史,亲自督占过五溪蛮。陶渊明祖父陶茂亦曾做过武昌太守,其亲妹妹出嫁武昌程氏,405年病故后他还亲自到武昌奔丧,这些都是他进一步了解“武陵蛮”社会状况的有利条件。

  清人蒋维光《游桃花源》写到:“此境何人辟?渊明记一篇。”,认为湖南的桃花源出现于文章之后。此地虽有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田园风光,但它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核心区域,战争频,很难有无阶级、无压迫、无纷争“世外桃源”的社会环境。而湖北的竹山县说也尚未成定论。真实的桃花源只有一个,也正因为该疑问无人能解。近年来,为旅游业的需要,全国争相申报桃花源原址的地区如雨后春笋,可谓壮观。

  最后一个问题: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陶渊明的生平。

  陶潜,字元亮,号渊明,又称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东南)人。生于公元365年,殁于公元427年,终年63岁。[10]其曾五次出仕,七次辞官,405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写出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418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写作《桃花源诗并记》,此时,陶渊明已年届五十四,归隐田园达13年。陶渊明在此背景之下,写下了梦幻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其用意何在?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这还要从其五次出仕,七次辞官说起。

  1、393年(东晋太元十八年),29岁的陶渊明首次出仕,任江州祭酒。其深感大志难酬,不堪吏职,不久解职归田。后来州里召他做主簿,他辞不受命。

  2、399年(隆安三年),大约在35岁,其充任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僚。不久桓玄在江陵筹备位的阴谋败露,陶渊明觉得自己“投冠旋旧”看错了人,401年(隆安五年)冬,母孟氏卒,陶渊明还浔阳居丧。从而找藉口离开了桓玄。但这次在江陵生活的见闻,使他了解了“武陵蛮”的生活现实,为其晚年写《桃花源记》提供了写作题材。

  3、404年(元兴三年),陶渊明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不久亦看清了刘裕权的野心,失望之下辞官,结束第三次出仕。

  4、405年(义熙元年),陶渊明再次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处任建威参军。不久,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亦自然离职,第四次出仕的时间很短暂。

  5、同样是405年,陶渊明为了生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浔阳郡派督邮至,其不愿意“束带迎之。”故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

  五次出仕未遂的曲折历程,使陶渊明终于认识到“世与我而相违”,写下了炙人口《归去来兮辞》,开始田园隐居生活。观其一生,陶渊明的性格具有两重性,这与他受到他外祖父孟嘉和曾祖父陶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陶侃是一位被后人推崇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良臣,其早年当过武冈令,后又被荆州刺史刘宏辟为南蛮长史,负责荆州少数民族事务。亦亲任荆州刺史多年,死后葬于长沙。其一生和荆州、武陵蛮有着许多难解之缘。这或许成为陶渊明晚年写作《桃花源记》生活渠道之一。陶渊明一生的品德操守受其曾祖父陶侃影响至深,少年时期就有“猛志逸四海,思远”[11]的大志。他关心人民疾苦,痛恨战乱,希望像曾祖父陶侃一样兼济天下,却目睹官场种种黑暗,其为了维护自身气节,最终辞官归隐。

  另一方面,陶渊明自幼丧父,与母亲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12]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又存在着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直至最后,陶渊明“爱丘山”的素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正是陶渊明退隐后的阅历、遭遇,对君权的不满和愤慨,促使他写著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诗并记》。其集毕生之见闻,特别是在江陵生活时对武陵山区武陵蛮的见闻,以武陵蛮的生活现实为原型,以极平淡质朴形象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这个与世隔绝、和平安定、民风淳朴的桃花源。

  在第二个疑问中,我们确定了桃花源应处于荆、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区,但是《桃花源记》的形成还融合了一定的传说。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记》的故事经过了一个民间传说的过程,最终的作品有作者一定的想像和虚构。而胡怀琛先生的探究支持此观点,他认为陶渊明之《桃花源记》与刘敬叔之《异苑》、任之《述异记》在故事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者是《桃花源记》“词彩更为丰美,篇幅更长,更接近于一篇独立的小说”。其根据它们的简程度,进而指出:“应该是简单的在前,复的在后。”[13]

  另外,《桃花源记》深藏着至少是三个流传颇广的传说故事的精髓。即误入仙境、秦人古洞和烂柯山故事。[14]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化用了东汉时已在民间流传的“误入仙境”的故事。入桃花源被洞人盛情款待与“秦人古洞”的传说极其相似。而渔人出来后,寻向所志,不复得焉,隐晦地表达出了桃花源仙境早已茫然、无法问津。

  关于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诗并记》究竟受到了哪些“传闻”的启发?唐长孺先生认为是来源于南方蛮族传说。陈寅恪先生怀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了东晋义熙十三年(417)春夏间,戴延之等进入函谷关途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记》的纪实成分可能取材于这里。

  笔者认为《桃花源记》的另一个疑点是刘子。唐代编修的《晋书•隐逸传》[15]中记载:“刘之,字子,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刘子根本就无意于奔走仕途,他远离尘世,过着隐逸的生活。“好游山泽,志存遁逸。”“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之固辞不受。”他不追求功名利禄,并偏爱灵山异水。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与陶渊明是志趣相投的,也无怪乎陶渊明在文中称其为“高尚士”也。《晋书•隐逸传》中有一段对其传奇经历的记述“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

  《桃花源记》全文为何会出现一个有真名真姓的人物?这个与陶渊明同时代并且有相同志趣的人是否与陶渊明接触交谈过?陶渊明是否从这个爱好山水的人身上听闻了一些传说?如今都不得而知。

  陶诗以田园诗最为著名,其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是他在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着着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违农时。他们不交苛捐杂税,生活宁静而幸福。但诗人知道在一个充满着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种奢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归隐之路,实际是其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桃花源记》亦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其崇尚自然的本性发生冲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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