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饮酒》看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

时间：2024-08-29 05:50:16 陶渊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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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饮酒二十首》看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

　　伟大诗人陶渊明以旷达超脱，冲淡平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质著称于世，其高蹈守洁之志，寄至味于淡泊之诗，泽被后世，影响深远。有宋一代之文豪苏轼，就是其一，尤其是在他屡遭谗陷、贬谪而流放蛮荒，不得北归的晚年，在他历经宦海浮沉，遍尝人间冷暖和世事艰辛之后，其影响就更大了，甚至说他一度成为苏轼平抚创痛的心灵慰藉和寻求休憩的精神家园也未为过。有言为证：“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见苏辙《苏辙集·栾城集·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卷一中华书局P1110)

从《和饮酒二十首》看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

　　“和陶诗”就是苏轼“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的集中代表。所谓“和陶诗”是苏轼追和陶渊明诗韵而创作的诗歌，现存124首，是诗人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主要于扬州、惠州、儋州三地完成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发现，着眼于《和陶诗》之全貌而论陶对苏之影响的研究则多，就其创作的不同分期，不同时地环境和诗人心境而择其个别文本做深入细致的分析的则少，笔者不才，且就《和饮酒二十首》窥斑知貌，填此空白，诚望识者正之。

　　选《和饮酒二十首》是因为笔者以为，纵观苏东坡“和陶诗”的创作历程，作于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扬州任上的《和饮酒二十首》既是苏轼和陶之始，也是苏诗风格由汪洋宏阔转而平淡简古的过渡，是较特殊的一组“和陶诗”;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也并非一贯的平和静穆一类，却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借朱熹所言，正是“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录·论文下》卷一百四十)故此，拙文单选苏轼《和饮酒二十首》，并联系陶渊明《饮酒》组诗二十首，试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来论述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当然，这其中，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

　　为说明陶潜《饮酒》二十首对苏轼《和饮酒二十首》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首先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饮酒》诗的相关情况。

　　陶渊明主动弃职彭泽令，归隐田园，此后终不出仕。义熙十三年，作者五十三岁时，写下组诗《饮酒》二十首。

　　陶渊明在《饮酒》诗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此言未可全信，清人陶必铨《萸江诗话》云：“此二十首，当是晋宋易代之际，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故所谓“自娱”，“以为欢笑尔”之类，不过寓言于谐罢了。且看：

　　其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大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其二：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其三：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其六：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

　　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从上引诸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衰荣无定在”、“寒暑有代谢”的天道，对“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的世道，对“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的人道颇感激愤和无奈，他不愿屈节同流合污，最终选择了恬然归隐：

　　其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其九：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其十∶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诸如此类表明诗人“拂衣归田里”(其十九)的道路选择，表明诗人“吾驾不可回”的坚定诗句不胜其数，诗人以饱蘸忧愤的笔墨抒写着自己的心路历程，最终肯定了自己归隐田园的选择。但因采用咏史兼谈哲理的传统手法，使深广的忧愤之情多少有所收敛，但也正是这深广的忧愤之情，使组诗又不同于其他平和静穆一类的山水田园诗：

　　其十一：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其十四：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其十五：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当然，尤为人所称道的第五首(“结庐在人境”篇)似乎当属例外，倘若细嚼“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悠然自得之口吻似乎又潜藏着蔑视世俗，孑然独立的暗流。“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无我之境”蕴含无穷哲理。

　　关于陶诗的深刻意蕴，不是本文重点，兹不赘述。我们所关切的是他给苏轼带来的影响，在《和饮酒二十首》中是如何体现的。

　　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曾说:“公(苏轼)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也;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若《饮酒》、《山海经》、《拟古》、《杂诗》诸诗,则篇幅太多,无此若干作意,势必杂取咏古纪游诸事以足之。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盖未尝规规学陶也……”所言甚是，颇为认同。苏轼和陶诗并非纯粹模拟之作，而是偕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的创作，诚如朱靖华先生所言“神似陶公”而已。在具体内容上固然不同，但精神上却是相通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相通和表达上的再创造恰为苏轼和陶的艺术价值所在。

　　如前所述，《和饮酒二十首》作于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正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被重新起用知扬州时。此时的苏轼，一方面因诗罹难仍心有余悸，贬居黄州时孤独寂寞的生活仍历历在目，使他对陶渊明有种认同感，“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一方面，其积极用世之心仍相当强烈，只是笔锋收敛了许多，“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当然，这其中也有他欲隐不得隐，欲归无处归的矛盾，既厌倦喧嚣世俗，官场争夺，又怀抱“兼济天下”之志不忍舍弃。所以，《和饮酒二十首》不同于他在惠州、儋州所做的其他和陶诗，彼时的苏轼已是“一念失垢净，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过大庾岭》)而走进陶渊明“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二首》其一)的恬淡世界里“晨与乌鹊朝，暮与牛羊夕”了(《和移居二首》其一)。

　　苏轼《和饮酒二十首》与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一脉相承的是他简淡笔墨下深蕴的忧愤和无奈之情。如其八：

　　我坐华常上，不改糜鹿姿。时来蜀冈头，喜见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结千岁奇。煌煌凌霄花，缠绕复何为。举觞酹其根，无事莫相羁。

　　王洪先生认为，“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似乎可以概括苏轼元佑时期野性的反思。(《苏轼诗歌研究》京华出版社第43页)作者以狂荡不羁的“麋鹿姿”及“霜松枝”(颇似渊明)自喻，认为自己可堪称“千岁奇”，且以无事相羁的“煌煌凌霜花”喻世俗羁绊，群小之猜，心情是激愤的，否定现实是因为心中有理想的范本，所名他仍不能忘情于世俗羁绊，不能达到自然恬适的境界。其四：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传两翅，乃得粘网悲。啁啾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在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把宦官生涯比喻为“蠢蠕食叶”的蚕，仰慕高飞化而为蝶，但有了高飞的两翅却又有了粘网的悲哀。这正是诗人此时此刻之感——既有“奋历有当世志”(仰空慕高飞)而得以再次进入仕宦生涯(“一朝傅两翅”)，却徒增“乃得粘网悲”之忧惧。《和陶饮酒》中饱含作者的不平、愤激，亦为“极平浅而有深味，神似陶公”之作。

　　同样，和诗中也有对天道世事的哲理性叩问，也有对是非、毁誉、荣辱的消解以及对陶氏那种委运乘化，纵心任性，从世俗的事情和观念中解脱出来的追求和努力。如：

　　其五：

　　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掉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门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

　　其六：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得酒未举杯，丧我固忘尔。倒床自甘寝，不择菅与绮。

　　其十二：

　　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

　　其十三：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

　　正是陶渊明《饮酒》诗里简淡下寓深意之气象。“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与“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竟如出于一人之手，但又并非生搬硬套，依葫画瓢似的简单模拟与重复，《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认为：“和陶诗各题在用韵和句数上与陶诗相同，自然率真的风调相近，语言的简净朴拙相似，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则不为陶诗所限，作者力求师法陶诗的形式和风调来表现自我精神境界和眼前的现实生活……这组诗不是因题造文的拟作，而是发自真情实感的肺腑之音。”内容固不为所限，文学创作的精神却血脉相连。而说到形式和风调，这种继承性就更加明显了，在《和饮酒二十首》中也不例外——“在用韵和句数上与陶诗相同，自然率真的风调相近，语言的简净朴拙相似”——都是学界普遍认同和反复论证的，此不多言。略值一提的是，苏轼效陶不是遗神取貌的形式主义的刻板学习，而是取其神似，效其实质，这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也体现在艺术风格上，如陶诗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等冲淡、至微语，而苏轼和诗则多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等直率、超脱之言。又如元好问说：“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等，此不一一例举。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苏轼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深入血液，融入骨髓的，且撇开陶渊明贯为人所称道的平和静穆，恬淡自然，苏轼岭南诗作继之而来的枯澹简古、自然质朴一脉不言，那是很明显，很笼统的，从而也是相对形式，相对肤浅的，而从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忧愤之作《饮酒》到《和饮酒二十首》之间的继承，尤其是思想内容，创作精神方面的相似来看，苏轼对陶渊明诗品人品的倾慕，对他人生坎坷的共鸣，对他委运乘化，任心自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刻认同，才更是他“师陶”的本质所在，这种精神水乳交融般在他诗歌创作中的熔铸，绝非刻板地形式模拟和内容的简单归复。要之，陶对苏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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