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生死观

陶渊明的生死观

　　日陶渊明总体上来说乃是一诗人，而非哲学家，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陶渊明的生死观作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欲仕则仕，欲隐则隐”，这句话道出了陶渊明的一种人生观念：任性随化的人生观念。不仅在仕隐问题上如此，陶渊明在生与死这等人生大事上亦如此。“任性随化”的观念来自老庄。道即完全自然，人亦应完全顺天安命。求仕，为饥所驱；又隐，乃是不堪宦情，这都是“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陈寅恪先生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淡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立了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即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委运任化即任性随化的人生观，即听凭造化、随遇而安的生活。陶渊明说“情随万化遗”(《于王抚军座送客》)，“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以他独特的方式生存着，自然，淡泊，悠远。这种生活态度，显然是与他的生死观紧密相连的。生死问题是人类最敏感而又永恒的主题。有论者说陶渊明极度惧怕死亡，有论者说陶渊明逃避现实，笔者不敢苟同。陶渊明并非闭着眼睛生存的人，他很清醒，却又能很淡泊，这正是他的不凡之处。人总有计较得失追求功名利禄贪生畏死之心，其根源都在于“有己”。一得一失，在人的心灵上都会产生很大的骚动。最大的得失，莫过于死，因为生命是属于“我”的最终的东西。

　　人有哀有乐，这些情感，是得与失在人心灵上的反应。“死”是一切属于“我”的东西的全部丧失。陶渊明对人世敏感而又清醒，但没有沉溺不拔悲颓难抑。他看到天地、山川、草木的永恒，深感人生无常，“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长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形影神》)他有感于贤愚寿夭，同归一死，“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形影神》)他看到当时的人世间缺少真正的是非、善恶的标准，“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形影神》)他曾想以一醉方休来愉悦短促的人生：“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影神》)“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每个人对它都有一种态度：有的面前凄凄惨惨戚戚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则视之淡然处之泰然。陶渊明对待生死保持着极其清醒、极其淡泊的态度。

　　陶渊明认为人的产生，源于大地造化之功，随天地运行、自然变化产生了人，“茫茫大块，悠悠高昱，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祭文》)人和其他有生命的物体一样有生必有死：“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准能独免”，(《与子俨等疏》)“既来谁不去?人理同有终”，“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陶渊明已经认识到生与死是人生的规律，如同寒暑交替一样自然。“流幻百年中，寒暑自相推。”(《还旧居》)正因如此，陶渊明在死亡面前不忧、不惧、不悲、不伤，“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随天地运转月日推移，人的寿命也就随之到了尽头。陶渊明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把人生看成是人出门旅游暂时借居的旅舍：“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自祭文》)“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认为，人生于世就像住在旅店中，早晚将离去。

　　陶渊明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以澹定的态度对待死，用任性随化的思想化解最让人困惑的主题——生死，建构了一种自然自适的享受同有人生的生活方式，为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他悟透生死、明了人情世故，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一切，不受功名利禄的牵累，充分体现了“任性随化”的人生观念。他以豁达、放旷、达观、静穆、坦荡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的生死，这是人生的智慧，也是人生的境界。只此一点，不仅同代人罕能匹比，即是后代人也难以比肩，只能仰之弥高。这种思维洋溢于他的诸多作品中，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精神给养。

　　在人类文学史、思想史上也散发着奇光异彩。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陶渊明接受了老庄的重生、贵身思想，十分珍视自身的存在。然而存在所必须面对的痛苦又使他不得不美化死亡来摆脱生的焦虑，接受了庄子把死亡看作回归的思想。因此，在他的生死观中就存在着两个矛盾:痛不欲生与害怕死亡的矛盾，和重生与羡死的矛盾。

　　陶渊明在《自祭文》中呼喊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就是在生存过于痛苦时用期盼死亡的方式来忍受生存。然而一个人要在生存中时时刻刻想到死本身，也是件痛苦的事。如果把死亡也想象得跟生存一样有价值，一样美好，那事情就会不同。庄子把死亡看成是长久的休息，陶渊明也把死亡看作是“永归于本宅”(《自祭文》)。他们以生存状态中才有的情形来注解死亡，使得不可知的死亡不再那么神秘、那么陌生，把死亡看作是一次休息、一次回家，那么死亡也似乎是生存的一个部分而变得亲切而且可以接受了。

　　陶渊明不是植物人，他亦没有庄子的洒脱“，坐忘”一下即可以忘掉一切，于是他选择了饮酒，通过酒精的麻醉，生存的外部世界似乎隐退了，而其内部思维也停顿了，生存中一下子出现了一个类似死亡的空无状态。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之十四)。见陶渊明解决生死观中的矛盾的办法就是混淆生与死的界线，如同庄子用齐物论来取消万物差别，齐是非，齐生死，做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也就抹杀了生存与死亡的差别。陶渊明虽然没有提起齐物论，但在生死观上无疑受庄子影响极深，所以他“性嗜酒”(《五柳先生传》)，以饮酒来达到一种可以模糊生死，忘怀生死的境界，以此来忘怀生的忧虑，死的恐惧。

　　人物简介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著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江西首位文学巨匠。

　　其主要作品有《饮酒》《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等。陶渊明作品共传世诗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渊明卒于浔阳。

　　物生平

　　早年生活

　　酉阳桃花源五柳广场雕塑陶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陶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渊明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陶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陶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仕宦生涯

　　借山归隐图（佟春凤国画作品）二十岁时，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江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

　　隆安二年（公元398年），陶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陶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陶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陶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

　　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陶渊明称病没有应征。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陶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

　　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陶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陶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陶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陶渊明卒于浔阳。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

　　人物纪念

　　墓地

　　陶渊明墓，坐落在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南的面阳山南坡，北依汉阳峰，南为黄龙山，既满足了他“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的意愿，又呈现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致。

　　五柳广场

　　五柳广场位于重庆市酉阳桃花源二酉山五柳广场，设置有一雕塑，重200吨，净高9.9米，底座1.28米，总高度达11.18米，陶渊明雕像现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桃花源景区景点之一，雕像是采用江西省星子县的芝麻白花岗石为原材料，在当地加工而成，总耗材500吨，由江西省星子县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对此进行安装。世界上最高的陶渊明雕像，比陶渊明故乡江西省星子县陶渊明雕像还高出1.28米，成为二酉山世外桃源文化主题公园的标志性景点。

　　纪念馆

　　陶渊明纪念馆陶渊明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庐山西麓的九江县城沙河街东北隅，占地1600平方米，为纪念东晋诗人陶渊明而建立。1985年7月30日开馆。馆址原是陶靖节祠。祠的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砖木结构，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侧配有厢房。正堂塑立了2米多高陶渊明身像，头部扎漉酒巾，手握着一卷《山海经》。两壁镌刻陶渊明四十一代孙、明邑庠生陶享所撰《陶靖节祠祀文》，又清翰林刘延琛所题书的匾额：“羲皇上人”、“望古遥集”。大门首有明嘉靖年间进士薛应旗为题书的“陶靖节祠”石匾，两耳门分别通向菊圃和柳巷。

　　陶渊明的饮酒诗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在中国文学中地位显著，其中的名句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脍炙人口，以至现代人一讲到与世无争，安享天年，总是要引这两句。在我心目中时常浮现的陶渊明形象，是陈老莲画的系列，也是以饮酒诗为题材的。

　　饮酒诗第一首：“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辞意明畅，讲的是人世的盛衰，和季节更换寒暑代谢一样，总是在变易的，达观的人看得透彻，饮酒为欢。

　　这首诗唯一的典故是邵生瓜，却引出了不少争论。邵生瓜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这个典故在汉魏诗歌传统中常常引用，意思本来很清楚，无可争议的。邵平原来是秦贵族，改朝换代之后，成了瓜农，不过，他自食其力，活得很好，种的瓜尤其甜美。当然是说“衰荣无定在”，在瓜田里种瓜的情况，怎么会像以前当东陵侯时一般呢。寒暑代谢，人道如此，看开就好了。

　　何焯《义门读书记》说：“邵平可游萧相之门，渊明何妨饮王弘之酒。在我皭然不滓，则衰荣各适而不相疑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说：“陶公昔为晋参军县令，今则退而闲居饮酒，故以邵平事自比。”说得大体没错，却引发一位近代笺校学者的义愤：“渊明何尝视昔参军、县令为荣，今闲居、饮酒为衰耶？何、邱之说不仅曲解诗意，甚至歪曲了渊明。”说得义正词严，指斥前人曲解渊明清高的品格。我看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何、邱两人也只是顺着典故说说，不会死咬着渊明以官爵的衰荣为人生意义的衰荣的。

　　若是渊明知道饮酒诗居然还会产生这样的争议，一定会说，“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形夭无千岁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有一首是：“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前四句讲的是《山海经》中的两则神话，一是精卫填海，二是刑天争神，说的是锲而不舍，即使形体消灭，幻化异形，争斗奋发的意志不息。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到了宋朝，曾纮读这首诗，居然读到的是“形夭无千岁，猛志故常在。”他觉得上下文不相连贯，因此，查了《山海经》，赫然发现刑天的神话，说刑天与天帝争神，被天帝砍了脑袋，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曾纮这才知道，当时通行版本的这一句五言诗，五个字全错了。

　　然而周必大却不以为然，在《二老堂诗话》中坚持“形夭无千岁”没错，认为“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此后便有不少学者纠缠，有的说全错，有的说没错。

　　要是不知道《山海经》有刑天的故事，读到“形夭无千岁”，还真会曲为之解，说，虽然形体夭折了，没有千岁的寿命，但威猛的志气还常在。可是，读过《山海经》，知道刑天舞干戚（干是盾，戚是斧）的故事，再回头读陶渊明的诗，看到“形夭无千岁”就难免要失笑了。

　　对于周必大硬说“形夭无千岁”才对，编《陶靖节集》的陶澍说：“既云夭矣，何又云‘无千岁’？夭与千岁，相去何啻彭殇？恐古人无此属文法也。”这段驳斥非常有力，因为是文本的内证，说明“形夭无千岁”其实是文法不通，渊明作诗的技巧不至于如此拙劣。配合上举的外证，可以确定“形夭无千岁”是“刑天舞干戚”之讹。

　　古代刻书出错，本是平常事，不过一连五字全错，却也少见。明代笑话说塾师不通，把书中的“郁郁乎文哉”念讹了，教了一群塾生大念“都都平丈我”，也是五字全错，堪与此做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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