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时间：2022-10-19 10:31:07 王安石我要投稿

　　自南宋建立900余年以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近代以前无论官方或是知识界，都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和疯子，把他的改革视作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欢迎查看。

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元祐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以降，迄今历史已走过了900多年。900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仅以20世纪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评议王安石的传记、变法史实的专著达90余种，发表论文约千余篇，而这些论著又是毁誉、褒贬莫衷一是。“大抵自来论介甫，其毁之者，凡一谋一法，只须其谋其法之出于介甫，则不问事实，而一切有非而无是。其誉之者，则又只须其谋其法出于介甫，亦不问事实，而一切有是而无非。”“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20世纪50—70年代，史学界普遍接受列宁的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进入80年代以后“抑王扬马”的观点又流行一时。

　　本书讨论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既无意加入过去那种“笔头去取千万端”的争论，也不对纷纭评议的不同结论作是非判断，而是想探讨评价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搽抹和装饰”，还是在纷纭评议过程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内在联系在起作用。

　　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设与“社会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实际上90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鉴于此，笔者拟本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借鉴“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的方法，对于900多年来影响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研究迭荡起伏、毁誉不一背后的“社会气候”，亦即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一些探讨。

　　为了叙述的方便，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900多年来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阶段：

　　一、南宋至晚清;

　　二、20世纪前半叶;

　　三、20世纪后半叶。

　　要叙述南宋至晚清社会变迁对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影响，先对其评议源流作一简要介绍是必要的。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史家的评议主要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按中国古代官私修史传统，官史方面的评议，主要有：

　　1.宋高宗朝绍兴年间由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

　　2.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

　　3.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们对后世的评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事实先以正史为据”是也。

　　再看私史中的评议线索：主要见于南宋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⑨、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还有赵汝愚《宋诸臣奏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吕中《大事记讲义》，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和不著撰人《宋史全文》。

　　明清时期所编前朝历史的著作在叙及宋神宗朝史实时，大都依据上述官私史书，尤以《宋史》为蓝本。如：编年体：元明之际陈柽《通鉴续编》、明丘濬《世史正纲》、薛应旃《宋元通鉴》、顾锡畴《纲鉴正史约》、清《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徐学乾《资治通鉴后编》、吴乘权《纲鉴易知录》、毕沅《续资治通鉴》等;纪传体：明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清陈黄中《宋史稿》、陆心源《宋史翼》;年谱类：清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别史类：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续通志》、邓元锡《函史》;其他还有：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魏显国《历代相臣传》、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和众多史评等。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一大批由反变法派及其子孙撰写的笔记小说所载王安石的轶闻趣事，对元明清人评议王安石影响颇大，并形成另一类“私史”。最早从笔记小说中裒辑王安石轶闻趣事的工作，大致始于朱熹以笔记小说为主编撰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四库馆臣把言行录收入史部传记类。该书第六卷《王安石荆国文公》，共计36条，引用笔记小说14种，明朝人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卷二十六《宋?王安石》，在汇编《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等资料外，亦裒集了相当多的宋人笔记小说资料，其数量远超过《三朝名臣言行录》。清人全祖望补作《宋元学案》时，在“荆公新学略”末附逸事28条，清人顾栋高在雍正初年编撰《王荆国文公年谱》附《王荆国文公遗事》1卷，共收录轶闻趣事104条，引用笔记小说35种。

　　另一类是思想家的评论，自南宋至晚清历代思想家在总结北宋兴亡史时，都较为集中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论，因而宋代兴亡论是一个重要讨论的课题。著名的有南宋理学家、浙东学派，元明清有吴澄、虞集、丘濬、杨慎、李贽、王夫之、顾炎武、全祖望、颜元、李绂、龚自珍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曾专门评议过王安石及其新法。

　　由于800年时间跨度较长，不可能在一篇文章内对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一一缕述，因而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评议意见进行透视。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于宣和七年(1125)发动灭亡北宋的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上台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右正言崔鸥上章论蔡京误国，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理学传人杨时亦上疏：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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