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王安石的意思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看到过许多经典的古诗吧,古诗的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仗、声律。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元日·王安石的意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意思:
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
旧的一年已经过去;
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
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
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
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
换上新的桃符。
注释:
1、元日: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
2、爆竹:古人烧竹子时使竹子爆裂发出的响声。用来驱鬼避邪,后来演变成放鞭炮。一岁除:一年已尽。除,逝去。
3、屠苏:“指屠苏酒,饮屠苏酒也是古代过年时的一种习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饮这种用屠苏草浸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
4、千门万户:形容门户众多,人口稠密。曈曈: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6、桃:桃符,古代一种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时人们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也作春联。
赏析1
此诗描写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一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家家门上的桃符都换成了新的。
这是一首写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间习俗,敏感地摄取老百姓过春节时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点燃爆竹,饮屠苏酒,换新桃符,充分表现出年节的欢乐气氛,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逢年遇节燃放爆竹,这种习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续至今。古代风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苏酒,然后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挂在门框上,用来“驱邪”和躲避瘟疫。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承接前面诗意,是说家家户户都沐浴在初春朝阳的光照之中。结尾一句描述转发议论。挂桃符,这也是古代民间的一种习俗。“总把新桃换旧符”,是个压缩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旧符”省略了“桃”字,交替运用,这是因为七绝每句字数限制的缘故。
诗是人们的心声。不少论诗者注意到,这首诗表现的意境和现实,还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义,王安石这首诗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是因为他当时正出任宰相,推行新法。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任期间,正如眼前人们把新的桃符代替旧的一样,革除旧政,施行新政。王安石对新政充满信心,所以反映到诗中就分外开朗。这首诗,正是赞美新事物的诞生如同“春风送暖”那样充满生机;“曈曈日”照着“千门万户”,这不是平常的太阳,而是新生活的开始,变法带给百姓的是一片光明。结尾一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表现了诗人对变法胜利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欣慰喜悦之情。其中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是要取代没落事物的这一规律。
这首诗虽然用的是白描手法,极力渲染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同时又通过元日更新的习俗来寄托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含而不露。
赏析2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由南到北气候的变化不小,但由于北回归线正好在中部穿过,因此总的说来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我们勤劳智慧的先人,依据太阳的运转、四季的变化及月亮圆缺的规律,在世界上率先制订了很适合我国农耕社会的历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至今与公历并存的太阴历———农历。而农历的新年即春节,至今仍是我国民间最为隆重的节日,辞旧迎新,普天同庆。
古时的春节,作为除旧迎新的盛大节日,从年前的腊月(十二月)初八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开始进入大年阶段。但欢度的高潮,则是从除夕(大年三十)一直到上元元夜(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中国的诗歌之母的《诗经》里就有“岁月其除”的诗句,光阴过去为除,一年的最后一天称为除夕。新年的第一天即正月初一为元旦或元日,现在是公历的新年称为元旦,为了以示区别,农历的新年改称春节了,这样的称谓是从辛亥革命后才开始,距今不过百年时间。
古往今来,歌咏“除夕”“元旦”的诗词数不胜数,然而其中最为传诵的,就是王安石的这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诗从除夕写起。古代没有现在的鞭炮,而是用火燃烧竹子,使竹竿爆裂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来驱鬼避邪、迎福纳祥,以后逐步演化成今天用火药制成的鞭炮,因此今天的鞭炮人们仍习惯地俗称“爆竹”。除夕之夜,全家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守岁迎新,老人祈福、儿童嬉闹,爆竹声声、笑语阵阵,辞别旧岁、喜迎新年,爆竹声中送走了一年,这样的情景,至今依然。
接着,诗人转入元旦正题:“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国自汉代以来,每逢新年元旦,都要举行元会,朝廷举行文武百官以及外国使节朝会祝贺的礼仪。唐代诗人杨巨源诗“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写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宋代同样如此。而在民间,家家户户,举国欢庆。
一岁伊始,万象更新,在送暖的春风中,阖家欢饮屠苏美酒。屠苏酒,是用屠苏草浸泡的酒。唐宋时的民俗,在正月初一时,家家按照先幼后长的次序饮屠苏酒,说是能祛病长寿避瘟疫。大文学家苏轼的弟弟,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有诗说:“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就是说的这种风俗。在祝福新年的欢乐声中,千家万户迎来了曈曈红日,家家户户用新桃符来换去旧的。桃符,又是另外的一个风俗:相传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能食百鬼。因此,人们就用桃木板刻画二神挂贴在门上,用来驱鬼避邪。后来改桃木为纸,逐步演变成今天的春联。宋代大诗人陆游有首写于除夕的诗“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正是这种风俗的生动描述。
王安石的这首《元日》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唐宋时代我国民间除夕与元日王安石的这首《元日》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唐宋时代我国民间除夕与元日除岁迎新的欢乐景况。但王安石不仅是个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被列宁称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宋仁宗时,王安石就上奏了一封“万言书”,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但得不到任何回音。到了宋神宗即位,十分器重王安石,任王安石为副宰相,并按照王安石思路颁行了一系列新法,开始了超前的改革。这首诗,就是写于王安石拜相执政推行新法的初期,因此,这首《元日》,就不仅仅是当时新年风俗的记述,而是诗人除旧迎新的政治理想和自我哲学观念的诗意表达。诗中的“春风送暖”,刚入新年便春风送暖,暗喻新政颁布、万象更新。诗的后两句更是描绘广大人民对未来的憧憬,在新年祝福的欢乐声中,千家万户对着“曈曈”的朝阳,胸中也升起曈曈的、美好的希望,寄希望于“新桃换旧符”即新法的颁布实施。最后一句的“总把”二字,突出了当时群众对新法的拥护,表明了诗人对新政必胜的信念,也揭示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生事物一定战胜旧的力量的哲理,传达诗人“变化之美”、“革新之美”的崇高理念。
《元日》这首小诗,不仅让我们知晓了千年之前中华大地的新年民俗,更从这欢庆新春的民俗中领悟着令人沉思的哲理:“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作者初拜相而始行己之新政时。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同年新年,王安石见家家忙着准备过春节,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有感创作了此诗。
名家评价
王相《增补重订千家诗》:“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的行君政,陈旧布新,顺始行己之政今也。”
熊柏畦《宋八大家绝句选》:“这首诗既是句句写新年,也是句句写新法。两者结合得紧密桔切,天衣无缝,把元日的温暖光明景象,写得如火如荼,歌颂和肯定了实行新法的胜利和美好前途。”
姚奠中《唐宋绝句选注析》:“用一‘换’字,即写出当时的风俗习惯,更为读者开辟了新的诗意。揭示出新的代替旧的,进步的代替落后的,历史发展的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
人物生平/王安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
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
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着《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陈说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复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
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
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变法
主词条: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新旧党争
主词条: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
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着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 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罢相始末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复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病逝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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