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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致命伤
[导读]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在说了半天王安石与“熙宁变法”之后，让我们还是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宋神宗赵顼。
在历史的镜头下，我们看到这位虽年纪轻轻但却少年老成的大宋第六代皇帝自登位那天起就显得很是有些忧心忡忡，心力交瘁。
也难怪，大宋这家百年老店此时已经百弊丛生，甫一即位，便有那么多棘手的矛盾等着他去解决，有那么多的迷津等着他去指点，历史过早地甚或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地把那么多的重担压到了这位还才刚刚过了20岁的年轻的皇帝身上，这使神宗赵顼感到了肩上担负的沉重的责任与压力。
说来，古往今来，权位这东西对于有些人来说，往往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纵欲的温床，而对于那些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来说，则常常是一种道义的自律，精神的负担，甚或可以说是灵魂的煎熬与折磨。
很显然，我们看神宗赵顼便是那种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作为一位继统帝王，按说，在承平年间，只要他乐于守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平时只管尽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声色娱乐，富贵荣华，他的太平天子一定会当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于性格使然，血管里总是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后却一心要励精图治，揽辔澄清，变法图强，到头来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使他的皇帝当得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快活，而他的人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许多的痛苦与悲哀。
如果说，王安石是“另类宰相”，那么，很显然，神宗赵顼则是“另类皇帝”，就因为选择了改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不归路，其实，君臣两人的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更是一个悲剧。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尽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宁变法中，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一条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仅一起苦苦搜寻正确的航向，而且还一起战狂风，斗恶浪，但就双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来说，王安石扮演的顶多不过是一个大副，究其实不过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他所承担的只不过是有限的责任，万不得已时，王安石可以发牢骚，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铺盖上岸。可是，身为船长，神宗赵顼却没有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弃船而去，无论是反对派的指责，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与风险……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须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独自承担。
说来，人的悲剧有时往往多半还是性格的悲剧。仔细分析起来，在神宗的悲剧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酿成的。
从史书上看，神宗赵顼应该说是一个老实人，也许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两宋的大多数赵氏皇帝一样，他的性情显得比较憨厚，性格显得比较温和，甚至还颇有些柔弱。显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赵顼的性格与为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称道，然而，作为一个需要对许多大事杀伐决断的帝国元首，年轻的神宗皇帝则显然还有欠火候。身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术，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应具有的权谋与手腕，在一些关键时刻，既不能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凶猛”，又不能表现得“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使他自“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即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吵声中拉开序幕的。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两位同样学识渊博的少壮派大臣引经据典，唇枪舌剑。王安石认为，改善财政的当务之急是选拔善于理财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懂得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善于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把天下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同时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而司马光却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乃是用哄骗的方法剥削老百姓，不过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时所采用过的早已老套过时了的伎俩罢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观点无疑是对的，非常符合经济学的观点，即在经济建设中，在一定的限度内，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可以实现利益“双赢”的，双方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该说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关系。司马光的观点却正好相反。
想当年，当商鞅与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当着秦孝公的面公开“亮剑”，展开辩论时，时年只有23岁的秦孝公旗帜鲜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张改革，可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高手过招时，时年21岁的宋神宗的态度却没有这么鲜明，尽管他在内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开裁判时，却尽量息事宁人，两不得罪，既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又说司马光讲的也不错，态度显得很是有些暧昧。
作为“熙宁变法”的总策划、总指挥，甚或说是总导演，神宗赵顼改革的意志、决心和诚意显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犹疑不定，以及在处理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尽量和稀泥的办法却很不足取，非常有害。
有这样一些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史载，青苗法颁行后，当时知青州(今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的大名士欧阳修连续向朝廷上了两道折子，指斥青苗法，要求朝廷收回这个政策，并且拒绝在他管辖的地区实行青苗法。而几乎是在同时，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也上疏强烈反对青苗法。就因为欧阳修与韩琦是三朝元老，神宗父子又是在韩琦一手操纵下登基的，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但韩琦的话神宗却非常在乎，所以，在接到韩琦的奏疏后的第二天，他便单独召见王安石，第一句话就说：“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没想到变法才刚刚开始，而且，几乎所有的变法内容都是事先向神宗汇报并经他反复斟酌过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场动摇，犹疑不定，心里顿时窝火，于是便没好气地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又据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显然，由于在变法问题上，王安石主张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神宗皇帝却心慈手软，不敢较真，所以，新法推行老是不到位，欠火候，到最后总是一锅夹生饭。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乘机造谣惑众，抨击变法，说这些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六年(1073年)，华北、淮南一代连续十月干旱，灾情十分严重。神宗为此忧心忡忡，竟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警告，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员到开封街头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神宗，图中所描绘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偏听偏信，以为一切都是变法的错，于是在第二天，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他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
王安石知道后，异常失望，但又无可奈何，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应该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他的话可谓击中了宋神宗的软肋。虽然一心想变法图强，却又优柔寡断，在原则性问题上始终与反对派妥协，这应该说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剧命运的致命伤。
当然，作为大宋帝国的董事长，在变法问题上干预过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及宋神宗本人悲剧命运的又一致命伤。
比较起来，当年，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却根本不像宋神宗这样。自从选定商鞅担纲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隐到幕后，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处理自己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来干预，而是任由商鞅全权处置。这也正是商鞅变法尽管阻力很大但却得以坚决执行的最重要原因。
而反观王安石变法，却受到很大掣肘，不仅反对派处处从中作梗，连神宗本人也时不时地出来干预一下，妥协一下，结果，不仅反对派对神宗极为不满，就连王安石等一些改革派也对他颇有怨言，这就难怪王安石在极度失望后会撂挑子走人，弃他而去!
所以，到了最后，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独自导演独自演出的独角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熙宁变法”还是宋神宗本人，都整个儿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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