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汪曾祺的评价

名人对汪曾祺的评价

　　评价意思是指对一件事或人物进行判断、分析后的结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名人对汪曾祺的评价，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学生时代西南联大教授、友人对他的评价:

　　罗常培:该生素具创作夙慧。

　　闻一多:你的报告写的比汪曾祺还好。(这报告是汪曾祺代笔写的)

　　王了一: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存疑)

　　皮名举: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画马其顿地图)

　　沈从文:他的小说写的比我好。

　　朱自清:他连我的课都不来上。(拒绝汪曾祺做他的助教)

　　朱德熙: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工作后:

　　老舍:北京作协有两个人写文章写的好,一个是汪曾祺。

　　黄永玉:我的画只有他最懂。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江青: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

　　吴玄

　　永玉最后提到了曾祺。当年在上海，他和曾祺总是一起见访，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俩都是才人，所谈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记。曾祺到北京去了，通信渐疏。永玉也在北京，想来他们一定过从甚密。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还是永玉为他做了木刻插图。想不到十六七年间他们见面不多。想来曾祺别有一个过从的圈子，我总想他们的不常在一起，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绝大的损失。

　　黄裳

　　老实说，在 1986 年以前，我从不知汪曾祺擅长丹青，可见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原只知他不只写戏还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旧诗，是个多面手。20世纪 40 年代初，西南联大同学上演《家》。因为长兄钟辽扮演觉新，我去看过戏。有两个场面印象最深。……一是鸣凤鬼魂下场后，老更夫在昏暗的舞台中间敲响了锣，锣声和报着更次的喑哑声音回荡在剧场里，现在眼前还有那老更夫的模样，耳边还有那声音，涩涩的，很苦。

　　老更夫是汪曾祺扮演的。

　　宗璞

　　1943 年秋，我离开昆明来美，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虽说彼此都在一个城市工作，其实咫尺天涯，也难得见上一面。后来，我和曾祺都中了“阳谋”，更是从此天各一方，一别就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1980 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开始体味“见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设法见见面，喝上两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毕竟还是离多会少，无可奈何。

　　于是，我要曾祺给我画一张画，挂在家徒四壁的屋里，这样就可以每天见画如见人了。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从这张画说起的。

　　巫宁坤

　　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免遭多年来“写中心”“赶任务”的污染，有意为 80 年代的小说界“储备”了一支由 40 年代文学传统培养出来的笔。

　　黄子平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的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扬扬，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汪老如此陶醉的情景并非时时可见，只有他在谈到某些有趣非常或值得玩味的事儿才露出来。看到那种从心底由衷发出的笑，你也会被感染得快活起来。

　　舒非（香港）

　　我很喜欢读汪曾祺同志的作品……读了《大淖记事》这样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

　　杨沫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邓友梅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贾平凹

　　汪曾祺的作品，在当今众多的作家中别出一格。他属于“五四文风”。不是五四时代的人，而秉赋“五四文风”者，实为少见。这就使得汪曾祺具有某种不是出土文物，而是传世文物的价值。

　　艾煊

　　说汪曾祺与孙犁相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两人都以故乡作为终生的写作母题；其二，深受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汪曾祺和孙犁都十分关怀故乡人物的命运，喜爱故乡的风俗，描述过不少故乡的山水草木和瓜果菜蔬之类；由于江南特殊的人文地理关系，汪曾祺关于地方小吃写得特别多。这些都容易叫人想起齐白石老人画的白菜、南瓜种种，有一种泥土的清香。关于人物，汪曾祺尤其看重人性，看重民间“情义”，如小说《受戒》写爱情，散文《岁寒三友》写朋友，都着力于美好的内心世界的发掘。因为所写不是现实中的乡土，所以缺少那种血性的涌动，记忆使它理想化了，苦难在审美的观照中变得光洁起来。

　　林贤治

　　我们在读汪曾祺那满溢地方风味、浓郁人性色彩、氛围和谐宁静的小说时，会产生进入桃源之乡的超脱感。在他的小说里，有我们所憧憬的那种没有伦理纲常，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奴役冷酷，没有明争暗斗的理想境界。然而，当我们从他的小说世界走出来，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却不能不感到有一种失落的情绪……

　　杨品、王君

　　不知汪曾祺自己是否觉察，他的写作在“轻松玩世”的语言背后，总透出一股历史的苍凉气。即使回忆一味野菜，一种普通的吃食，往往也会流露叫人“忘不了的那种难遇的凄凉”之意，何况写故人往事、“方言巷咏”，则多含有不胜沧桑的感慨。谐谑与苍凉，原要结缡而行。没有苍凉气的谐谑，大约不是失之庸浅，就会失之怪戾。而苍凉之于汪曾祺，是

　　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

　　他的散文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一种空廓的人生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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