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野菜 汪曾祺

时间:2020-11-27 09:02:45 汪曾祺 我要投稿

故乡的野菜 汪曾祺

  汪曾祺是一位文学作家,也是一位美食家,创作很多有关美食的作品,他的作品《故乡的野莱》,大家知道都写了哪些内容?

故乡的野菜 汪曾祺

  

  荠菜。荠菜是野菜,但在我的家乡却是可以上席的。我们那里,一般的酒席,开头都有八个凉碟,在客人入席前即已摆好。通常是火腿、变蛋(松花蛋)、风鸡、酱鸭、油爆虾(或呛虾)、蚶子(是从外面运来的,我们那里不产)、咸鸭蛋之类。若是春天,就会有两样应时凉拌小菜:杨花萝卜(即北京的小水萝卜)切细丝拌海蜇,和拌荠菜。荠菜焯过,碎切,和香干细丁同拌加姜米,浇以麻油酱醋,或用虾米,或不用,均可。这道菜常抟成宝塔形,临吃推倒,拌匀。拌荠菜总是受欢迎的,吃个新鲜。凡野菜,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

  荠菜大都是凉拌,炒荠菜很少人吃。荠菜可包春卷,包圆子(汤团)。江南人用荠菜包馄饨,称为菜肉馄饨,亦称“大馄饨”。我们那里没有用荠菜包馄饨的。我们那里的面店中所卖的馄饨都是纯肉馅的馄饨,即江南所说的“小馄饨”。没有“大馄饨”。我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馆吃过这一家的一道名菜:翡翠蛋羹。一个汤碗里一边是蛋羹,一边是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绿,绝不混淆,吃时搅在一起。这种讲究的吃法,我们家乡没有。

  枸杞头。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卖枸杞头的多是附郭近村的女孩子,声音很脆,极能传远:“卖枸杞头来!”枸杞头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种长圆形的竹篮,叫做元宝篮子。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

  自己去摘,也不费事。一会儿工夫,就能摘一堆。枸杞到处都是。我的小学的操场原是祭天地的空地,叫做“天地坛”。天地坛的四边围墙的墙根,长的都是这东西。枸杞夏天开小白花,秋天结很多小果子,即枸杞子,我们小时候叫它“狗奶子”,因为很像狗的奶子。

  枸杞头也都是凉拌,清香似尤甚于荠菜。

  蒌蒿。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面加了一条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蒌蒿,字典上都注“蒌”音楼,蒿之一种,即白蒿。我以为蒌蒿不是蒿之一种,蒌蒿掐断,没有那种蒿子气,倒是有一种水草气。苏东坡诗:“蒌蒿满地芦芽短”,以蒌蒿与芦芽并举,证明是水边的植物,就是我的家乡所说“蒌蒿薹子”。“蒌”字我的家乡不读楼,读吕。蒌蒿好像都是和瘦猪肉同炒,素炒好像没有。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炒蒌蒿薹子。桌上有一盘炒蒌蒿薹子,我就非常兴奋,胃口大开。蒌蒿臺子除了清香,还有就是很脆,嚼之有声。

  荠菜、枸杞我在外地偶尔吃过,蒌蒿薹子自十九岁离乡后从未吃过,非常想念。去年我的家乡有人开了汽车到北京来办事,我的弟妹托他们带了一塑料袋蒌蒿薹子来,因为路上耽搁,到北京时已经焐坏了。我挑了一些还不及烂的,炒了一盘,还有那么一点意思。

  马齿苋。中国古代吃马齿苋是很普遍的,马苋与人苋(即红白苋菜)并提。后来不知怎么吃的人少了。我的祖母每年夏天都要摘一些马齿苋,晾干了,过年包包子。我的家乡普通人家平常是不包包子的,只有过年才包,自己家里人吃,有客人来蒸一盘待客。不是家里人包的。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会包,都是备了面、馅,请包子店里的师傅到家里做,做一上午,就够正月里吃了。我的祖母吃长斋,她的马齿苋包子只有她自己吃。我尝过一个,马齿苋有点酸酸的味道,不难吃,也不好吃。

  马齿苋南北皆有。我在北京的甘家口住过,离玉渊潭很近,玉渊潭马齿苋极多。北京人叫做马苋儿菜,吃的人很少。养鸟的拔了喂画眉。据说画眉吃了能清火。画眉还会有“火”么?

  莼菜。第一次喝莼菜汤是在杭州西湖的楼外楼,一九四八年四月。这以前我没有吃过莼菜,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乡人大都不知莼菜为何物。但是秦少游有《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诗,则高邮原来是有莼菜的。诗最后一句是“泽居备礼无麋鹿”,秦少游当时盖在高邮居住,送给苏东坡的是高邮的土产。高邮现在还有没有莼菜,什么时候回高邮,我得调查调查。

  明朝的时候,我的家乡出过一个散曲作家王磐。王磐字鸿渐,号西楼,散曲作品有《西楼乐府》。王磐当时名声很大,与散曲大家陈大声并称为“南曲之冠”。王西楼还是画家。高邮现在还有一句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王西楼有一本有点特别的著作:《野菜谱》。《野菜谱》收野菜五十二种。五十二种中有些我是认识的,如白鼓钉(蒲公英)、蒲儿根、马栏头、青蒿儿(即茵陈蒿)、枸杞头、野绿豆、蒌蒿、荠菜儿、马齿苋、灰条。江南人重马栏头。小时读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提到儿歌:“荠菜马栏头,姐姐嫁在后门头”,很是向往,但是我的家乡是不大有人吃的。灰条的“条”字,正字应是“藋”,通称灰菜。这东西我的家乡不吃。我第一次吃灰菜是在一个山东同学的家里,蘸了稀面,蒸熟,就烂蒜,别具滋味。后来在昆明黄土坡一中学教书,学校发不出薪水,我们时常断炊,就掳了灰菜来炒了吃。在北京我也摘过灰菜炒食。有一次发现钓鱼台国宾馆的墙外长了很多灰菜,极肥嫩,就弯下腰来摘了好些,装在书包里。门卫发现,走过来问:“你干什么?”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我把书包里的灰菜抓出来给他看,他没有再说什么,走开了。灰菜有点碱味,我很喜欢这种味道。王西楼《野菜谱》中有一些,我不但没有吃过,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如:“燕子不来香”、“油灼灼”……。

  我的家乡本是个穷地方,灾荒很多,主要是水灾,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时就见过。现在水利大有改进,去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也没死一个人,王西楼所写的悲惨景象不复存在了。想到这一点,我为我的家乡感到欣慰。过去,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喔,我的家乡的野菜!

  周作人和汪曾祺同题作文《故乡的野菜》对比赏读

  周作人所写《故乡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许多人都知晓。后来,汪曾祺作了一同题文章(1992年),记述自己家乡的野菜(周为浙江绍兴人,汪为江苏高邮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斋的`影响不在少数,及至晚年,他拿来苦雨斋之同题作文,是一种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戏式的“比赛”,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猜测,但从中透出的文脉之绵延与变数,却是颇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学趣味受废名、沈从文的浸染,而文化趣味更多来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脉。从前后两篇《故乡的野菜》中可看出,他们对民俗谣曲、野史杂记兴味浓厚,多所点染。周作人引浙东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汪曾祺回忆儿时听到的叫卖声,“卖枸杞头来!”又引家乡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关于荠菜花的记载,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记录、《野菜谱》中各种野菜的记录。

  周作人写小品文,学术味道极浓,因其本质为学问家、爱智者,其学识由散文的形式表现而已;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历练不及苦雨斋,但其特出之处在于文字的灵动鲜活,多小说的笔法,毕竟他本是小说家(汪的许多小说、散文的界线模糊,因为他不认为两种文体必须泾渭分明)。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即使写野菜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无改其气质。而汪曾祺的描写,如“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语调温婉,且极具画面感,这是在苦雨斋笔下不会出现的。

  周作人的白话文很耐读,有涩的感觉,因为他喜欢时时夹杂文言的成分。汪曾祺与之相比,文字是极白的,简直就是大白话(除去从古籍里来的引文),但我们读之,觉得耐读,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卖枸杞头的几句,每句话都很“白”,不过连在一起,却很有味道,是有意蕴的底子的。这其实和苦雨斋异曲而同工,都有着对古汉语的极度熟稔。苦雨斋用文言改造白话,句子的结构、段落的文义关联,乃至字词的选择,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几乎用纯白话,但这白话却非简单的、拉拉杂杂的口语,是对汉语言苦心孤诣提炼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做比,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写了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对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别的文章里涉及过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禁忌(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名字),而改革开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慢慢解冻,但仍争议纷繁,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应该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之于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开拓式人物,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读书,偏好性明显,如笔记、方志、游记、画论,关于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等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这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思想亦更为浑厚。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这一段:“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这是闲笔,而好看亦好看在此处。

  文化传统的中断或接续,似是一个严重的话题。其实自苦雨斋至汪曾祺的文章来看,更有温润的色彩在,一股潜流在地下静静流淌,多年不绝,值适宜的境遇,重获新机。文化之“化”,非短时间可为,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果。汪曾祺曾引用托尔斯泰称道的一句话,“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或可移来用作一种隐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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